刽子手的生活

多少年来，欧美各国把刽子手的行当视为残忍的职业之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为社会所做的事就是把犯人送进地狱，这些人多是怙恶不赦的罪犯，但免不了也有冤死者。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并不以职业充满血腥气为意，因为从心理上说，他们是按当局下达的命令行事，尽义不容辞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欧美的许多刽子手或刑吏最后都是自杀而死的，也就是通常人们揣测的“不堪忍受那些亡灵纠缠之苦”。从心理学角度说，这些听命于法律的刽子手是死于记忆的折磨。不少刽子手在垂暮之年都郁郁寡欢，常离群索居，有的还改名换姓，以求像常人一样生活。几百年来，尽管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们一直在努力让人们对其职业不要另眼看待，但是直到今天在欧美许多国家里，人们仍避开刽子手惟恐不速，如果人们知道哪个人是干这一行当的，厌恶的情绪就会溢于言表。这种风气的存在，以致今天的刑吏们仍不得不过着远离亲朋的生活。

历史久远的职业

在古罗马和古希腊人中就出现了“杀人职业”，但是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是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的。古罗马的刽子手或刑吏是公众的奴隶，他们被禁止进入市区居住，也不得进入公众场合和神殿。他们身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以示区别，走路时还不停摇铃以提醒那些“洁净”的市民千万不要靠近或触碰自己“肮脏”的身体。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西塞罗曾写道，刑吏的到来会玷污公众的集会，罗马的刑吏没有死后葬于墓地的权利。

古希腊人也会对刽子手另眼看待，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也不得住在城内。古代以色列人中没有刽子手或刑吏这一行当，因为以色列人中最常用的死刑处刑方法就是众人乱石齐下，将罪犯打死，而死刑之外的各种刑罚均由教会的长老或祭司执行。不过，古代东方的一些封建专制国家在对待刽子手方面与古罗马人不大相同，刽子手随时跟在国王左右，只要国王下达命令，他们马上就可当场对罪犯执行死刑，在这些国家里刽子手和刑吏被待为上宾，受到尊敬。

北欧各国本来是没有刽子手或刑吏这种职业的。古代日耳曼人中有祭司对罪犯执行死刑。到了法兰克王国时期，则由原告或受害人亲自处死罪犯，或者由参与审判罪犯的最年轻的陪审者处死罪犯。令人不解的是，有时不知为什么还要由当地一名已婚，但年纪最轻的人执行处决。如果要对罪犯实施绞刑，则须众人一齐动手，他们是参与审判的全体人员或是住在一起的全体居民。如果对罪犯实施的是斩首刑，那么只能由一人执刑，经常履行这一“公务”者，一般是法院中职位最低的人，到后来，这类低级官吏便专司对罪犯处刑的工作，与过去受尊敬的地位相比大大掉价了。以往这类名声还算不错的小官吏变成了专司酷刑的“肮脏”刑吏，成了中世纪后期各城市国家中最被人看不起的人。刽子手或刑吏的专门职业便从此出现了。在1230年和1275年前后问世的两部法典中将刑吏定义为“裁定自由民的富裕自由民”。在1276 年的德国奥格斯堡城市法中，已出现了有关刑吏的叙述。这部城市法中规定，刑吏的职能除拷问和处刑外，还包括对的监视。当时，靠为生的妇女在城市中已随处可见，监视的人自然受到人们的蔑视。在100年后的同一部奥格斯堡城市法中，已将刑吏与私生子相提并论，于是刑吏们变成了“贱民”中最受排斥的社会成员了。在“贱民”阶层中除了有刑吏之外，还包括剥兽皮者、清扫道路者、养羊人、丝织者、陶工、小生意人、江湖艺人和流浪汉。

受人歧视的世袭阶层

社会对刽子手和刑吏公开歧视的结果，是属于这一“身份”的人构成了一个阶层，他们只能在这一阶层中为自己选择配偶，这也是刽子手和刑吏成了一种世袭职业，由长子继承。在这一过程中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刽子手和刑吏的关系谱，这种系谱与欧美封建社会中上层贵族的系谱十分相似。由于这种系谱是由宗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所以欧洲的刑吏们认为彼此“沾亲带故”也就不奇怪了。欧洲最著名的刽子手家族就是曾祖孙上下七代执掌“巴黎先生”（当时巴黎人对刽子手的俗称）之职的桑松家族，这一家族与法国其他许多刽子手家族都有亲缘关系，通过世代在德国南部和法国阿尔萨斯堡从事刽子手职业的代布勒家族为中介，法国血统、德国血统和瑞士血统的刽子手家族结成了亲家。

尽管刽子手和刑吏受到世人的歧视，但是这种职业的收入却是相当可观的，这是因为他们除了给罪犯处刑之外，还要被派去干项目繁多的行政性勤务，不少收入便由此而来。刽子手和刑吏方便时还干些偷鸡摸狗不大正当的“副业”，这方面的收入也多得令人眼红。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刽子手或刑吏一职缺额时，会出现应募者云集的场面。1726年，桑松家族的一名刽子手过世，他的遗孀苦苦请求当局能把刽子手一职继承给当时只有7岁的儿子。她如愿以偿，儿子被任命为巴黎城的刽子手，不过由于孩子尚小，处刑的工作一开始暂由孩子的叔父。由于这种不具资格的人的处刑不算是合法的处刑，所以为了名正言顺，七岁的夏尔必须亲自站在刑台上监督死刑。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当代从事刑吏一职的收入不能算丰厚，但是希望得到这个职位的人还是很多。美国的刑吏除工资外，每处刑一次可得到25 美元补贴。1951年，在当时刽子手德佛尔诺死后，有150多名志愿者前往法国司法部竞争这一职位。结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如愿以偿的是安托雷・奥普莱希特。

意料之外的归宿

历史上欧美许多刽子手和刑吏都是自杀身亡的，即便是没有自寻短见者，也终生烂醉如泥。他们之所以借着红头涨脸晕晕沉沉的酒兴处刑，似乎是为了壮胆。如果没有酒他们可能坚持不到处刑完了。曾有一次，一名刽子手因饮酒过量举措失当，怎么也不能把绳索准确地套在死刑犯的脖子上，以至为了等待这位法定执刑人醒酒，处刑不得不向后推迟八个小时。苦海无边，在活得百无聊赖时，这个刽子手上吊身亡。

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一些刽子手本人就是在绞架上处死的。很久以前在慕尼黑，有一名刽子手因犯下某种罪行，而被他的继任者绞死。

英国职业刽子手罗伯特・皮尔波因特于 1992年7月10日晚在英国西北部绍斯波特的养老院去世，终年87岁。罗伯特・皮尔波因特从26岁起就操起这一职业，他的父亲、叔父都是刽子手。在他职业刽子手生涯中，一共绞死了433名男犯和17名女犯，其中包括英国最后一个被判死刑的女犯鲁恩・埃丽丝。他曾创下在24 小时内绞死 27名犯有战争罪行的罪犯的记录。英国是在1969年废除死刑的。皮尔波因特的脸部石膏塑像复制品以 3500 英镑的价钱出售，他的日记卖了2万英镑的好价钱。

刽子手的平生与一些重大事

件，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也是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法国的桑松家族始终和闻名全球的英国伦敦蜡像馆有不解之缘。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经济拮据困扰的夏尔・桑松除了同邻居们进行砂糖、盐和碱的交易外，他还把死者的遗体卖给外科医生，他还用死刑犯的遗体的脂肪调制成治疗风湿症的药膏出售。在认识专做人体各部位解剖学模型的瑞士人卡西亚斯后，夏尔・桑松又多了一项财源――出售用于制作面型和胸像的死者头颅。卡西亚斯的画廊成了画家、作家、哲学家、诗人时常出入的场所，福尔泰、卢梭、拉斐特、米拉波、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经常造访他的画廊。深受鼓舞的卡西亚斯不再把作品限于面部和头部，而是制作全身塑像。卡西亚斯制作了强盗抢劫、杀人犯正在杀人的场面，以及罪犯正受轮刑拷问，罪犯吊在绞架上的蜡像。在这里，他让人们看到了处刑人挥起利斧的情景。他必须得到专家们的指点，而他移樽就教的对这方面知识知道得最正确、最丰富的人就是夏尔・桑松。这便是伦敦蜡像馆恐怖展室的前身。

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由于多次目击处刑场面，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许多年后，在维克多・雨果的《见闻录》中，他还回忆了青年时代在格雷夫广场目睹夏尔・桑松的儿子处刑的场面。他说，他意外地得到了《死囚末日记》这个命中注定的题材，它就倒在散发着血腥味儿的断头台脚下的血泊中。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也受到过夏尔・桑松家族刽子手的启发，有些素材便得自处刑人本人。另一位大作家斯汤达在《红与黑》中描写过的监狱调查员本杰明・阿佩尔就是桑松家的常客。还有一位灵感得自处刑人的了不起作家，他就是左拉。桑松家族最后一名刽子手亨利・克莱曼・桑松死于法国大革命100 年后，他的孙女常年为爷爷守墓，1920 年，她隐入了普瓦捷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历经七代履行恶梦般使命的桑松家族从此融入了历史难觅影踪，令人生出白云黄鹤的遐想。在1972 年版的巴黎电话簿中刊载着桑松家族 29 个分支的姓名，但这些桑松家族的后人全部否认与刽子手桑松有任何血统上的联系。桑松家族直系子孙为老桑松最后一次扫墓，确切说是在1920年，不过在1971年5月，进而在1972年5月，人们发现有两盆鲜红的天竺葵摆放在老桑松墓碑前。那么他（她）是谁呢？是这个家族的亲戚还是朋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