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农民工的权利贫困

在深圳打工的云南宣威籍农民工杨增朝因为讨要1100元欠薪不得而自焚的新闻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然而“自焚讨薪”的余波依旧激荡，人们在为杨增朝叹息的同时，也在检讨杨增朝自身的心理问题，比如，是否应该用这种害己害人的极端方式讨薪?无论怎样说，1100元钱绝对不是天文数字，杨增朝有无必要为这点钱毁了自己并祸及妻儿?于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权利贫困”问题再度浮起。

国际工运史上曾有过著名的“卢德运动”。十八世纪初叶，英国工人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用捣毁机器作为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英国工人这种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工厂主压迫和剥削的自发工人运动，被史家称为“卢德运动”。该运动的特点是用激进的方式提醒工厂主和政府关注工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生存条件，但工人有所不知的是，导致他们贫困的根源不是机器、厂房等设备，而是一个需要改良的制度，是这个制度导致工人的权利贫困。是权利贫困导致工人的经济贫困。

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厉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后，伴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人流、物流、经济流的发展，也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客观上催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这就是“农民工”，在这个集农民与城镇工人于一身的特殊人群身上，由于他们所处的“城”、“乡”边际，他们客观上处于城乡二元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民工作为非城非乡同时又既城既乡，两栖与制度和文化的“城乡结合部”的特殊人群，是弱势中的更弱势群体，于是，以自焚、跳楼等自残形式讨薪也就成为他们的惯常手段。在极端和残酷性上，尤其是在寻找权利缺失的根本问题上，他们重蹈了两百多年前英国织袜工人卢德所走过的老路子。

中国素来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总数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工人萌芽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直到1949年，真正意义的产业工人至多两三百万人，且集中在狭小的几个沿海沿江大城市。人数的极少和分布地域的狭窄，历史的短暂和大机器生产的鲜少，尤其是人和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不彻底性。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其符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昨天还在地里手拿锄头刨食的农民，不可能因为今天穿一身工装。拿一把扳手就是工人，由农民而工人，从时间上说，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孵化期”；从空间而言，必须有一个大机器生产的硕大“车间”。否则，外表工人内囊农民的奇特混合体就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这是理解今天的“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一个视角。

由于这种奇特性的存在，不仅导致农民工缺乏制度性的权利保障，而且导致他们无由产生角色意识，处于松散自利软弱的自然状态，任由资本按照利润最大化的本能恣意虐杀。农民工当然可以，有时也会得到来自这个群体之外的，具有合法性资源的社会各种力量的援助，但囿于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这些力量不足以构成捍卫其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农民工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乃至话语权的缺失。决定了“杨增朝”们在遇到诸如欠薪等非正义待遇时，无法求助于现有制度构架的自觉帮助与维护，只好采取极端手段来表达自己可怜的意愿了，轻则免冠顿足以头抢地，重则寻死觅活，用自己的生命和躯体来抗争。

政治学的一个常识告诉我们，权利的肆意必须同样以权利的获得来对抗，当资本作为一种巨大而特殊的权利凭借其血型的本能肆意妄为之际，农民工必须也拥有强大的权利与其抗衡，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缺乏主体，农民工的权利地位基本上处于一个空无状态，既无还手之功，也无招架之力。

1998年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人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于贫穷有一个十分精辟的观点，这就是贫困和贫困者的权利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权利包含了为道德、法律或者习惯所认定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和自由五个要素。森的权利观主要是资格、能力和自由。他认为，是社会权利的缺失导致某个社会阶层的贫困。学者胡星斗认为：“农民问题关键是权利贫困的问题。农民的权利贫困包括参与权利的贫困，也就是用手投票的权利的贫困；迁徙权利的贫困，也就是用脚‘投票’的权利的贫困；还有教育、医疗权利的贫困，抗争权利的贫困，等等。”很明显，亦工亦农的“农民工”正是因为权利贫困才成为社会的最弱势群体的。

按照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康芒斯的看法，在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基于法制的因素，劳工和资产者之间没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他认为这二者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法律意义的所有权交易，劳工和资产者是具有平等权利的缔约双方，在这样的社会中，“最低级的计日的散工，出身于最穷的家庭，可以成为工头、厂长、总经理，然后董事长。”资产者所创立的公司的“继任者不是他的亲属，而是那些主要由于自己的能力爬到总经理地位的穷苦的孩子。”这实际上是起跑线的平等，也是最大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以劳工阶层获得充分的权利保障为前提的。若我们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了这样的权利保障，农民工自焚就无从谈起。

农民工一旦消除了权利贫困，则类似克扣工资等行为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利通过必要的社会功能自动调节处理，点火自焚、攀高跳楼等歇斯底里行为就没有必要再出现――谁听说文明国家的工人被无端克扣工资?谁又听说他们去自焚跳楼索要自己的劳动报酬?所以问题不在于个案式的、施舍式的被动救助，而在于制度性的权利获得或者保障，只有每个公民拥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之后，“杨增朝式”悲剧才能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