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导社会转型?

社会成功转型需要精英来掌舵

茅于轼

在转型的时候,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也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但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种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比如英国的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而法国大革命是民众,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所以我觉得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

但是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能够想象的路。第一条应该是能够为大众着想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努力。第二条路是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并且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可能有争论,但我觉得方向很清楚。所以要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中国的社会转型能靠精英来掌舵吗?

羽戈

近日,茅于轼先生发表宏论称“社会要成功转型,只有靠精英”。笔者认为,其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英国革命的成功,不单依赖于精英;法国革命的失败,不宜单归咎于民众。对比中国的民主与法国的民主,两者更多只是形似,而非神似。梁启超的出发点是中国民智未开,茅于轼不看好大众,原因何在?

其二,英国与法国的成败,其经验教训是否一定适用于中国?从断裂的历史当中剥茧抽丝,抽出一条普世性的原理,其难度应不亚于让刀兵归山,让独裁者把自己关进的笼子。

其三,假如说,社会转型必须靠精英来完成,那如何保证精英一定代表大众的利益?如果没有大众积极参与、监督权力博弈的话,大众的利益很可能被弃若敝屣。

说白了,当前中国最具决定性的矛盾,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与失范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而部分权力滥用者与无权者的矛盾是表现之一。精英一定等同于权力者吗?至少茅于轼先生那里,尚未对精英的内涵作出明晰的区分。

《精英的兴衰》一书的作者,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将精英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另一类是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非统治精英。前者可以称为“权力精英”,后者可以称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

如果茅先生笔下的精英仅仅指前者,将中国转型的动力寄托在那些权力精英头上,这一剂药方是将打通阻隔权力制衡的任督二脉,抑或加重病情,实在难说得清。那么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们能否担当起领导中国成功转型的任务?对此,我依然持悲观态度。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好坏,关键还是在于这个社会的制度,能否约束权力精英,保护普罗大众,能否实现并保障公民从普罗大众向精英、从无权者向权力者的正常流动。

不必忌讳社会转型中精英的主导权

黄波

我认为,对丰富多样的人群不能作“精英――大众”的僵硬划分。事实是,一个社会,就是由普罗大众和“相对”精英的人群所构成。英美等国在民主之初,对被选举权施加过财产、受教育程度等限制,曾被人视为“虚伪民主”的例证,今天看来,也有“精英治国”的气味。英美两国的稳健发展就是对“精英治国”最好的辩护,而普罗大众的权利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却是越往后,保障越见有力。

社会总是在转型中进步,不应忌讳赋予精英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导权。现在的疑惑是,哪些人才够格成为这样的精英?茅先生没有清晰界定可能是疏忽,更可能是中国人对精英的认识向来约定俗成,这就是,只有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才被称为精英。如果用这样的精英观回顾羽戈所指出的“中国的转型史”,就会发现,中国的转型之所以一直未见大效,根源并不在精英身上,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掌握过真正的主导权。的确是康有为等知识精英领导的改革运动,但决定这场运动失败的还是慈禧太后握有的绝对权力,与知识精英没有关系;既然中华民国是“由权力精英建构”,其转型不成功,当然更无法归咎于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了。

不必忌讳社会转型中精英的主导权,我们最迫切的问题倒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享有真正的主导权。

(摘自《三峡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