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之少年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启蒙者，的主要人物，著名的新闻报刊活动家，著名的国学学者，民国初年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由梁启超拟定的。

觉世与传世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公车上书、、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这些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都有他活跃的身影。袁世凯称帝前，他拒收袁氏十万现银，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大文章，廓清民众视听，从根本上瓦解了复辟帝制的舆论基础。袁世凯称帝后，他与蔡锷将军组织倒袁护国军，保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是他力主段祺瑞政府参战，中国从此进入了现代国际体系。

梁启超又是著名的政论家，他所创办的《时务报》（1896）、《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2），是清末破旧立新的重镇，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时论，振聋发聩、惊世骇俗，所言皆“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既“大放厥词”，又别开生面。这些笔锋常带感情、笔端似有魔力的报章文字，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是“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百数十万人争诵之。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近代中国的很多名人、伟人，都曾受到他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当时梁启超很明白地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我们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受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影响，1918年，青年成立进步学生社团“新民学会”，今天韶山纪念馆还藏有批注过的部分《新民丛报》；青年还曾用过“子任”这一笔名，显然也是效仿梁启超之号“任公”。

梁启超还是杰出的学者，在史学、佛学、文学等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既是中国现代学术种子般的开创性著作，如胡适所言的“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同时在百年之后的回顾与审视中，也不失为内容丰富、极具前瞻性的“预流”之作。不过，学者形象的梁启超，在后世引发的争议最多，说他“浅尝辄止”是最常见的批评。也许，梁漱溟的看法最为公允，他说：“任公的特异之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力久远……总论任公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梁漱溟的这段评论，非常重要，包括了后人研究梁启超的两个关键词：“觉世”与“传世”。做学问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学以致用、为天下解难？还是固守书斋，不以政治或其他功利考虑为目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仅后人用“觉世”与“传世”二词来评述梁启超，梁启超终其一生，实际上也在这二者之间依违彷徨。失败后，他曾做《自励》诗称“十年之后当思我”；而在全面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今日中国，已有学者以“百年之后当思我”为题，追念梁启超的一生成就。也许，无论为人为学，本来就会永远徘徊于觉世与传世的十字路口？

无论如何，从“任公”、“饮冰室主人”这两个最著名的字号中，或可窥见梁启超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任公”中的“任”字，出自战国时期的平民侠士团体墨家，《墨子》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饮冰室主人”，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以此自号，语出《庄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当时，受命出使齐国的叶公子高担心完不成使命而忧心忡忡，孔子劝告他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喜怒不系于心，便可臻至道德的最高境界。事实上，梁启超一辈子都没能做到喜怒不系于心，他是一个有血性的热肠人，一个永远生动活泼的少年人。

“十二分热烈”的情感

梁启超学问之不能深入，梁漱溟认为与他情感“泛滥浮动”、不能专一大有关系。但既有真学问、又有真性情的名人，访之当世、求之往昔，又能有几人呢？

梁启超的率真直性，与他同时代的胡适体会最深。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问世，哲学社邀请梁启超在北大三院讲评此书。演讲分两天举行，每次两个小时。梁启超对胡适这部书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且措辞犀利，很不客气。胡适第一天没有出席，但似乎事后看过记录，第二天则亲临会场，听完梁启超讲演后当场答辩。梁启超讲演时，听众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胡适答辩后，听众又哗啦啦转而偏向胡适，“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过分”。1922年，梁启超完成《墨经校释》一书，请胡适作序，胡适序中对此书多有批评。后来，梁启超在编辑书稿时，将胡适序置于书末，反将自己的反驳答辩文章置于书首。对于这两件事，胡适评价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这些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顺便说一句，梁启超的文字，在当时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具有颠倒人心之力，但他口头讲演的效果，似乎并非总能这样使人“如醉如狂”。身为广东人，流利明白的口头表达，始终不是他的长处。时，梁启超首次被光绪皇帝召见。按照清朝制度，举人获召，一般都可以进入翰林院，至少也可以当上内阁中书。但是，梁启超不会讲“官话”，念“孝”字为“好”，念“高”字为“古”，君臣相对，鸡同鸭讲，面面相觑，梁启超最终只得了个六品顶戴。梁启超晚年，主要是埋头著述、四处讲学。但他讲课、讲演的效果，实难恭维。当事人大多声称，在他讲演之时只闻“啊啊”之声，“全国大多数听众都以不能完全明白他的西南官话为憾”。他在讲演时，常常两手交叉在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势，非常紧张”。据说一生最崇敬他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王桐龄教授，凡梁启超讲演，几乎风雨无阻，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不过，梁启超的丰富情感，也总是在讲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22年护国运动纪念日，他“讲了两点多钟，一面讲，一面忍不住滴泪”。某次为西北军将士作演讲，一时情感兴奋，滔滔不绝，使得冯玉祥将军放声大哭，全军将士亦一同落泪。梁实秋称听他的讲演，特别愉快，梁启超讲课时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动情处常常“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梁实秋说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完全就是由梁启超讲课所激发的，“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