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1 12:03:06
摘 要:该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
关键词:《简・爱》;反叛;平衡
《简・爱》不仅仅如女性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即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和主人公言词的具有叛逆性,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超越传统。同时作家又受时代环境灌注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皈依。她能够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协调;她在树立自己在文学市场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要向既定的社会权威妥协。
一、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简・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简・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看到的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的迷人景象,到结尾处芬丁庄园的繁荣茂盛的景象,我们都是用简・爱的眼睛看,用简・爱的感觉去感受,追随她生活的世界。这样读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人物的行为、心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即使是虚构的,但因其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当时的读者还有把小说当作叙事主人公“真实”生平故事的习惯,这都使得作家不大情愿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的封面上。在18世纪到19世纪,女性小说家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
不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叙述方式来看,《简・爱》的某些带有叛逆性的叙述,都面临遭到抨击的危险,从而失去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但无法否认这部作品即使在作品发表的历史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批评、否定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批评家赞赏她的作品。
二、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
夏洛蒂・勃朗特在文本中也有意无意地寻求双重心理,经常并置“两个人物,一个代表能被社会接受或者说是传统人物,另一方面把自由,有罪的自我具体化(伯莎)。”但她“‘勇敢、真诚、紧紧扣住女人的感受’(伍尔夫语)自身的经验来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把欣赏主体当作倾诉的对象和知己,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她把自我完全敞开,把自己在恋爱中的兴奋、嫉妒、焦虑、绝望,甚至身体接触罗切斯特时的生理兴奋等女秘的情感体验,都向读者和盘托出。”她“以这种最朴实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女性的情感与自我”。这样,夏洛蒂可以把并置的“两个人物”协调起来,凸显一个女性个人真正的情感,摆脱传统的两极。
女性只有走出了父系文化镜子里映照出的非妖女即天使的神话去寻找经验世界的真我,方能获得女性形象的再生,促成女性主体性的回归,从而获得女性存在的关键。女性要想在社会公开的话语领地占据“权威”的一席之地,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方式与社会权威之间进行妥协。就书信体小说――这种女性可以公开发表自己声音的小说形式而言,女性却最大限度的避免与男性话语冲突。
小说的结尾“读者,我嫁给了他,”这句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读者纳入到小说中去。文本的叙述进程公然与读者进行交流,在读者、文本之间创造对话。这句话所包含的情感要靠读者充分融入其中才能体会。《简・爱》这部作品超越了书信体小说的模式,又多处用“读者”这个称呼体现出对书信体小说模式的回归;书信体小说的人物用“私人的”“私下里”的方式向受述者讲述个人的情感经历,而简・爱用公开的亲密关系向读者坦白自己的生活,二者紧密联系却又不尽相同。
三、对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
《简・爱》用略显张扬的第一人称叙述把自己推到前台,却用一个符号遮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它没有采用书信体小说形式,却用“读者”这个称呼拉近了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距离;它属于家庭女教师的故事类型,但与夏洛蒂・勃朗特之前的这类小说有所不同,却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类小说中人物的特点。《简・爱》以幸福的婚姻结尾,女主人最终爱情、财富双丰收。
(一)“我必须说话”――对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
简・爱的话语从小说伊始的带有叛逆性的,反抗性的话语逐渐转向平静的坦白的方式,这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的过于情绪化的叙述大部分是无效的,她也体会到了应该把感情收敛一些,叙述才能被承认。她渐渐地学会了交流,交流中她得以确立自我的身份,同时也享受到交流带来的乐趣。而在交流中,她又常常是倾听的一方,保持沉默,这也符合传统的基督教思想,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体系保持一致。
简・爱与罗切斯特最初的关系就是从愉快的交流开始的,愉快的交谈是她理想生活的标准。纵观全文,叙述的第一阶段,对里德一家和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都用粗线条加以描述,保持着一个孩童的视点。第二阶段中对菲尔费克斯太太的描述也不太完全,但由于简・爱对她的行为趋向进行及时的叙述分析,叙述也变得稍稍复杂些。她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关系因为她诚实地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叙述也比较复杂。而与圣约翰的对话正是棋逢对手。她的话语逐渐成熟,自我身份和地位也逐渐树立起来,同时作品也在个人的意愿和社会语境获得平衡。
(二)“兴致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回归女家庭的本分
童年时代的简・爱确实很激愤,但她也知道自己在某些场合下只能保持沉默。不仅仅她在童年时代知道沉默,成年时期的简・爱在学会了与人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之后依然有沉默的倾向。沉默在小说的叙述中颇有意味,她的沉默与她的对话交流并不矛盾,沉默是她与社会妥协的一个策略,对话同样也是,只不过对话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的对话,是在不动摇社会既定规范的前提下的交流。
“我固然谈得比较少,可是我兴致勃勃地听他(罗切斯特)谈。”正如米歇尔所说,“男人需要女人保持沉默,目的是使她们成为男性的听众。”不仅仅与男性――罗切斯特的交谈中是这样,与她的表姐妹――黛安娜姐妹的谈话也是这样。成年之后的
四、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
作者身上及作品中的矛盾是作品受到人们持续关注的主要原因,而作品的矛盾植根于历史语境中,所以我们不妨穿越时光返回维多利亚时代考察作者的生活条件。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她对于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欲望;但维多利亚时代,又存在某些局限,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这样,也使得作品在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
众所周知,勃朗特三姐妹都试着拿出她们自己的小说,这也是她们在寻找生活道路而不可得之后的不得已也是必然的选择。
首先,写作对于勃朗特姐妹来说,是解决生存之道的不二法门;其次,勃朗特姐妹文学才华出众;第三,写作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写作是惟一既可足不出户、又能获得收入的体面职业。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勃朗特姐妹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获得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从这一点出发,迎合众多读者的阅读趣味也是情理之中的。
《简・爱》中充满了流行元素:哥特式小说的痕迹,浪漫的爱情故事,精神追求型的自传小说以及大团圆的结局等,这些都是吸引大众读者的手段。然而,勃朗特的哥特体与典型的哥特式小说决不是两片相同的叶子。她在小说中注入了感性,主要的感情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自由放任的、甚至肆意放纵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哥特体小说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她把反哥特式的东西带进了小说来调节阴森恐怖的气氛。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财富、爱情双丰收。叔父的财产对于简・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勃朗特既希望在作品中表达个人的思考与欲望,又希望获得公开发表的权力;既想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又希望获得读者的承认。不论是作家还是作品中的人物都在不断的求索,也处在“永恒矛盾”之中,事实证明勃朗特和她的女主人公都很好的在二者之间获得了平衡。
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大致对立的观点源于作者身上及作品对之的表现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意味着,她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超越传统的叙述方式和女主人公激进的言辞,也由于她能够在既定的社会权威与个人的写作方式之间获得平衡。如同她用匿名发表作品,她的妥协是作品能够发表的前提,公开发表个人话语也是建立在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认同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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