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性灵诗说的“和而不同”

性灵诗说是清代四大诗说之一。现在学界大都从袁枚的诗学观来认识性灵说的内涵、价值与意义。事实上，清代女性对性灵说也作出了一定贡献，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性别差异，应成为性灵诗说的一部分。所以，要客观全

面识评性灵说，应从双性视野出发。

两性性灵诗说的同声相应。袁枚“性灵”论一出，“从游者若鹜若蚁”①，形成“袁枚现象”②，继王士后独领文坛。在大量追随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约60人的随园女弟子身影，紧承其后的碧城闺秀诗群规模相当，相继形成一个在声气相通、唱酬角胜中走向繁荣的两性诗学网络，女诗人也当之无愧为性灵生力军。

现代学界对袁枚“性灵”的诠释不尽相同，还原当时语境去了解应属捷径。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确定性情是诗歌的本源与灵魂。第二，主张独创性，如《答兰论诗书》曰：“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作诗须体现独特的“这一个”，无须执著于宗唐、宗宋。第三，创作时强调有“才”与“灵机”。如《蒋心余蕺园诗序》有曰：“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第四，语言自然简洁。“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综上，性灵诗论应包含率真的性情、鲜明的个性、奇妙的灵感与本色的语言。大部分女诗人以性灵为指导，并在创作中呼应此说。如被袁枚誉为“诗冠本朝”的席佩兰《长真阁集》中的十数首论诗，揭橥的正是性灵诗说：“始知绝妙传神句，不在辞华在性灵”③；金逸的“格律何如主性灵”也以性灵为旨归。汪端、沈善宝、归懋仪、宗粲、吴静、刘琬怀等一致赞同诗歌内容要真实：“诗本天籁，情真景真皆为佳作。”④吴静《自题集后》云：“一瓣清香何所得，敢夸真率不夸奇。”创作个性上，沈善宝《名媛诗话》中女诗人屡屡认同“未经人道语”的新颖而自然之作为好诗，如“（郭）笙愉诗皆性灵结撰，无堆砌斧凿之痕，为可贵也”。对即便不合格律而秀韵天成之作也充分肯定：“安邱李婉遇幼而敏慧，性耽吟咏，虽不甚讲求格律，而往往出口成章，自然秀逸。”

两性性灵诗说的疏离。清代女诗家从性别视角切入文本关注诗学的性别差异，表现出不同于男性对女性文学的关注特色。于是，两性诗学在相互依存的同时，也出现了相互疏离的一面。主要体现在：

1.认同原因不同。袁枚性灵论起于“神韵”、“格调”、“肌理”以及形形羁缚才思、窒息性情的诗观念、诗批评、诗创作现象已捆紧诗文化近百年，而且愈捆愈紧之时。袁枚承继前代特别是明中叶公安诗学与赵执信等的论诗精义，破唐宋界限与门户家数，试图挽救诗歌的生命，成为封建名教的破坏者。而绝大部分女性认同性灵说的原因则是“第二性”地位。因为无论身处何种阶层，女性整体属弱势群体，创作心理与创作条件与男性迥异。就前者而言，创作的超功利性目的是女性以性灵为主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性别的人对诗歌创作带来的社会意义、人生意义的理解不同。男性以诗歌作为通往仕途的工具，达与不遇之间的多样化人生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与诗学观的多样化发展，已为多家所论证。女诗家则不同，社会边缘的生存状态、苦闷与无奈的精神压抑以及生性的柔弱和仁忍使她们始终无法摆脱“弱者”的印记，也因此决定了她们创作的主导心态是弱者的心态。在她们眼中，文学不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可能仅仅是生活中一种美丽的装饰。靠了它在虚幻的世界建立一些意义，人生才不至于显得太苍白太空虚。没有了传统文学观中过于沉重的政治负荷后，诗歌的价值也还原到人生本身，这应是女性选择性灵诗说的重要原因。“吴中十子”中的多人在以任兆麟为师后又转投袁枚门下固然有好名的因素在，但也不排除性灵说对女性的特别吸引力。同时，道家思想与道教也对女性求真性情造成一定影响。道家尚“真”。《庄子》一书共有66个“真”字。清代信奉道教的女诗人甚多，“真”也就自然成为悟道、悟人生的审美要求。

2.具体内涵有差异。第一，示真的尺度不同。男女性灵诗人均崇尚率真的性情。不过，男性诗人抒写的真性情主要针对封建名教，具有叛逆的特点，多放胆直言之真。而女性诗中少有这种异端色彩，即便是书写男女之情，也基本符合儒家礼教。围绕自身的春怨秋愁、离愁别恨。如《名媛诗归》序云：“故夫今人今士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为之者。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女性缺乏吟诗属文的严格训练，反而保持了诗的感性特征；被隔离的处境也使她们在精神、情感上的单纯、纯净，更能接近“真性灵”的境界。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严迪昌也曾有论：“她们在诉述感情生活以及身世遭遇时的真的成分要比摇笔即来的男性文人多得多。细腻与纤巧往往只是一纸之隔，这差距的关键每在于‘真’与否。”??第二，诗格的纤俗与雅正有别。当宗法某种理论主张或创作实践时，在将积极因素发挥到淋漓尽致时，消极的东西也一起被推向极端。袁枚提出的性灵诗说确实给清诗坛注入一针强心剂，但性灵论本身的问题与性灵末流的不济也渐渐给诗坛带来消极影响，这也是袁枚生前身后遭遇非议的重要原因。时事的变迁与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均促使诗人对乾隆盛世风花雪月的诗歌理论与创作风气进行批判与反思。作为性灵诗说的建构者、实践者与传播者，女诗家也主动参与到性灵诗论的充实与修正中来，为清代诗坛诗风转变作出了一定贡献。汪端曾毫不客气地指出袁枚的消极影响：“吾乡文体士习，随园实始败之。”??她还追根溯源对性灵先驱公安、竟陵进行批评：在《明三十家诗选》中，公安竟陵派诗人诗歌一首未选，且评价甚低：“三袁之佻仄，钟谭之幽诡，则人所共知，毋庸深论。”究其原因，公安末流浅率化的弊端与竟陵派幽深奇僻的艺术境界与汪端提倡的雅正审美理想不相容。如何改良性灵诗论来挽救诗歌生命呢？女诗家认为在追求风雅之怀、真挚之情、闲适之趣的同时，要摒弃男性性灵派的狂放之性，而要抒写“雅正”之音，即符合“忠孝义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如张印在《学诗》中要求自己“不淫不伤旨，默与《关雎》会”。曹锡淑《灯下课大儿锡熊古诗拈示一绝》曰：“汉魏遗风还近古，休教堕入野狐禅。”教导儿子避免滑入性灵的鄙俗。对语言的干净要求与李清照反对“词语尘下”一脉相承，是女性面对男性性灵诗人出现弊端时提出的一个修正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古体诗的生命。同时，以不悖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诗教为皈依，也流露出她们思想意识上相对保守的一面，与袁、赵的激进有一定距离。从中正可看出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压力。第三，审美情感的多向性与单一性有别。男性笔下的诗歌审美情感丰富而变动不居。有兼济天下的壮志豪情，有忧国伤民的慷慨悲歌，有终老林泉的避世情怀，也有云卷云舒的婉媚柔情，甚至红尘香艳的野趣俗情。而女性大多过着多愁多病、压抑苦闷的人生，所以墨痕中常和着斑斑血泪，“愁”成为女性诗歌的情感内核，倾诉生命悲苦成为女性的群体特征。如江珠《读周砚云女史诗稿题此寄慰》曰“一卷冰雪文，字与血泪并”、李的《题梁溪孙旭英〈峡猿集〉》：“花落江城水乱流，绣馀一卷独悲秋”。

总之，女性性灵论与“真”、“愁”、“清”、“雅”关系密切。“真”是对诗歌内容的最基本要求，要求抒发真情实感；而“愁”是“真”的具化，关涉女性的审美情感取向；“清”是在“真”、“愁”的基础上形成的诗歌审美趣味；“雅”则是对“清”的深化，指向性情之正，与俚俗相对，与作家的主体人格精神相关。四者之中，“真”为诗之骨，“清”乃诗之神，“愁”为诗之魂，“雅”为诗之格。以此四者为特色的女性性灵诗说有着显著的性别因素，对男性性灵说是一种补充与修正，二者和而不同。

女性诗学受限于时代与性别局限，无法完全独立，只能在通过对男性诗学的或赞同，或质疑，或颠覆，或平衡中，以女性特有的体验建立一个诗学的特殊空间。或许，这正是一代女性对清代诗学的独特贡献。而且，互识互惠的“性别诗学”是文学观照中有趣而重要的维度，女诗家的这一空间开启将有永恒的参照与启示意义。[本文为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资助项目（09C608）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席佩兰《胡智珠夫人香端〈抱月楼稿〉题词，《长真阁集（卷七）》，扫叶山房，民国九年石印。

④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七）》，清光绪鸿雪楼刻本。

⑤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

⑥汪端：《论诗示苏孙侄》，《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十）》，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

（作者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