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如同一面“哈哈镜”

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文学奖没有任何关系，而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就应该把文学奖忘掉

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是个话题，在中国尤其是个话题。我印象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到了9月底10月初，媒体就要炒作一下。起初，我还愿意接受采访，认真地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后来，渐渐地成了闹剧，成了声讨当代作家的由头，成了一个怎么说都会挨骂的问题。那么，谁还来回答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就是十足的傻瓜了。

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几乎是一条抽打当代中国作家的鞭子，我辈确实缺少鲁迅那么一点骨气，听说有人提自己的名而不严词拒绝甚至心中暗喜，名利之心不灭，确也该抽。但把鲁迅等人奉为神明，不把当代作家当人看，似乎也稍嫌过分。无论怎么说，最近30多年来，中国作家还是在努力地创造着，创造成果也是丰硕的，而这创造的原动力也不是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项能有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

我认为文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人类追求光明、惧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的愿望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文学奖没有任何关系，而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就应该把文学奖忘掉，如果一心想着文学奖，把得奖当成写作的动力，甚至去揣度评委的口味并试图改变自己的风格，这样的努力多半是南辕北辙：即小说也没写好，评委的目光也没被吸引。

尽管对诺贝尔文学奖顶礼膜拜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但它的存在、它的影响，确实也是不容置疑的。让我与诺贝尔文学奖产生联系的，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在瑞典皇家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字。知道这个消息后我确实很高兴，但冷静一想，又知道此事几同幻影，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作品，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与之相差甚远。

诺贝尔文学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与被“哈哈镜”化了的我

在中国，你一旦被封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来了。如果你想表明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你可要小心了，有人会批评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吸引瑞典学院的注意。如果你在小说里批评一下社会体制，你注定逃脱不了“向诺贝尔文学奖献媚”的大棒。总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也不对，后也错误，无论你怎样躲闪、小心，都脱不了干系，因为你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其实，瑞典学院那十几位评委，哪有空闲来关心这些问题呢。一个真正的作家，又有谁在写作的时候还想着瑞典学院呢？厨师做菜，是要考虑食客口味的，但有一些厨师，也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烹调，你爱吃就吃，不爱吃就算了。作家更应如此，不考虑文学奖评委，不考虑翻译家，甚至不考虑读者，有了这样的态度，写出好作品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是在你几乎忘记它的时候悄然而至，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也是这样。如果说前几年我还对诺贝尔文学奖抱有几丝幻想，那最近几年来，尽管关于我得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心中自知这事与我，如同擦肩而过的两颗行星，已渐行渐远。因为我心中也有一个“诺贝尔潜规则”，而我是不符合这个潜规则的一一这也是我获奖后引发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诺贝尔文学奖存有严重的误解。

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文学奖，然后才是其他。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衡量准则是文学，然后才有可能是其他因素，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意义也就是它的文学意义而不是其他。在瑞典领奖的那段时间，通过与瑞典学院院士们和瑞典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接触，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瑞典学院从来都是把作家的文学成就当成最重要的标准，至于其他方面，基本上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诸多传言，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的虚构。

去年8月，西方两家著名网站公布诺奖赔率，我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先生分列第一和第二，这让每年晚些时间才发作的“诺奖综合征”提前到来，种种传闻和谣言甚嚣尘上，面对这些，我起初心烦意乱，但渐渐地我就明白了，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被曲解的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与被“哈哈镜”化了的我。

去年10月11日北京时间晚7点，名单公布，得奖者是我，我自然很高兴。我当然知道有少数人不高兴或者是很不高兴，这是题中应有之意。当今恐怕再也不会产生一个让全世界人都交口称赞的毫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当然可以发声，但如果我处处摆出一副“诺奖”嘴脸，别人即便不厌恶，我自己也会感到害噪

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是一个问题。得奖之后，是否要改变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这也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难题。

我得奖之后，就有一些亲戚朋友来找我，让我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或者让我帮他们打官司。当然，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或登门借钱，让我帮助他们的儿子买房子，或者帮他们治病。当然，也有一些人希望我用诺奖获得者的身份发言，借以改变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两难选择。如果我帮了他们的忙或按他们的意愿做了事，他们自然会高兴，但问题是，我帮了你的儿女，势必挤掉了别人儿女的机会；我给了你钱，你会感激我，但势必会让那些没达到目的的人骂我；我利用名声帮你看病加了塞，但势必影响了后边的病人看病。我当然可以发声，但如果我处处摆出一副“诺奖”嘴脸，别人即便不厌恶，我自己也会感到害臊。

而且，写作也是一种发声，甚至是更重要的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难道简单地说几句话就能改变吗？我一向对那些把自己抬举得太高的作家不以为然，以为写了几篇小说，写了几个剧本、几首诗歌就高人一等，就可以看病不排队、坐出租车不付钱，那不但会遭人耻笑，甚至会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十几年前，在苏州大学的小说论坛上，我就提出了“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观点，这是针对某些患有自大狂的文人而发，也是自我提醒和警戒。如果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错以为自己成了“大人物”，就可以颐指气使、一言九鼎，那就不仅仅是浮薄而是混账了。

那么，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该不该承担比一个普通作家更多的社会责任？我想，从法理上来讲，你无论获了什么奖，也没改变你的公民身份，你的奖金也不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因此，也就没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义务。当然，如果你乐意利用那点虚名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自然也是好事，但你如果不乐意做，似乎也没犯下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还有，“善欲人知不是真善”，非要面对着摄像机才肯把钱塞到捐款箱里，这样的善事，其善也已大打折扣。

我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往独来，只有独往独来才有可能冷眼旁观，只有冷眼旁观才有可能洞察世态人情，只有洞察世态人情才可能创作出好的小说或是别的艺术作品。作为作家，我只想安静地写点东西，当然，我也会悄悄地做一些有益于社会但与写作无关的事。

不管我配不配，我已经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了。我现在最该做的事是尽快地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