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之行的思考

老派的、传统中式的文化与文人风度日渐消散，无论是毁于革命，还是毁于商业化，都不是一个民国概念能够涵盖的，作者的怀旧，不在民国，不在大清，而在对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忧思。

十月中旬参加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短短五天时间，来去匆匆。但回头想一想，还是有一些个人感受，很想写出来，以求一吐为快。不过既然是个人的东西，就难以有全面的考虑，在观点上与视野上，免不了会有失偏颇，权作一点信息，供出版同仁分析思考。

首先，关于两岸出版的比较。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其实两岸出版各有优势和劣势，关键是如何尊重事实，认清时局，取长补短，达到双方优劣的互补与转换。十几年前我们谈论台湾出版，比较共识的观点是，大陆出版与台湾出版比较，会有五到十年的落差。这个落差主要表现在出版体制的健全、国际化进程、法制化建设等几个方面，它带来的现实表现，就是在竞争力方面、出版人素质方面、作者队伍方面，以及在市场化成熟方面等。那么经过时间的变迁，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呢？应该说，在某些方面，差距正在消除，比如在出版物数量与品质方面，大陆出版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某些方面，落差正在发生逆转，比如在市场需求方面，大陆地广人众的优势已经显现出来；在某些方面，差距还有扩大的态势，比如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上面这些话貌似空洞，其实只要你身处出版业内，都会有清楚的认识与感觉。比如，在作者队伍方面，台湾孕育了几米、蔡志忠、庸等一些优秀的、健康的、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家，大陆方面就比较薄弱，这些年有些进步，但还不能说已经超越；再有，在市场方面，大陆的图书销售由混乱到日渐规范成熟，也已经有了明显进步。

另外，两岸出版比较，还有一些共性问题，它们在不同的时段出现，但性质大同小异。此次台湾之行，又引起我进一步的重视。比如：过度的市场化追求，过度的模仿西方出版模式，过度的追求以畅销书为中心的出版产业发展，过度高估外来文化的意义，最终产生情绪，产生本土文化断层，产生本土语言、文字和学者的空前危机等等。其实自以来，这样的文化态势就已经产生了，只是到了后来，他们分裂成革命与改良两个阵容，但最终的走向还是殊途同归。循着这样的历史进程，今天的两岸出版，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学术出版与文化出版青黄不接的情况。比较而言，一方出现败象较早，却无力回天；另一方紧紧跟进，有前车之鉴，试图用经济手段加以补救。

说起来上面的话题比较沉重，且大而空洞。下面还是谈一谈在此次台湾之行中，几个实实在在的自身感受。其一，我此次深入台湾书业，由于时间急迫，见人不多，但目的明确，那就是“不在寻新，而在寻旧”。因为现在两岸沟通愈来愈发达，新人新著几乎可以同步出版，实在没有了取巧的缝隙。但就文化而言，历史的陈迹还有许多盲点，值得我们去再发现、再发掘。其二，我的寻旧之旅，更大的关注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大陆在搞运动，台湾在搞文化复兴运动，都是“运动”，都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文化或被砍杀，或被重启，醉翁之意，都不全在酒中，文人的存在，也不过是被当做案上鱼肉、幕中皮影而已。我在近十年中，重点研究在这个时间段里，台湾一些学者文人的著作，好东西不少。所以我愿意捡拾那个年代，号称复兴的文化残屑，聊补历史断层的虚空。其三，我的寻旧之旅，还在老辈出版家王云五先生身上。近两年来，我一直在写《出版家王云五》。此次台湾之行，我拜会了台湾商务印书馆现任董事长，去了王云五纪念馆，获取了许多信息与资料。其实我追随王云五，不仅在学术或写作上，更多的兴趣，却在出版实践中。早在二十年前，我在辽宁工作时，曾经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正是追随王云五“万有文库”的形式，究其主旨，一是搞大众启蒙类文库，为民服务；再一是发现新知识，提供新版本。比如其中的“近世文化书系”，其中一大特色，正是发现民国时期散失图书，尤其是日本占领区的一些文人著作，当时有争议，但时至今天，它们的文化价值愈来愈显现出来。此番台湾之行，研究台湾散失文化版本，我将注意力放到两点上，一是在时间段上，关注他们的文化复兴运动，剥去政治的外衣，找寻文化积淀。二是在人物上，关注一些政治人物的学术贡献，其中遗珠之作依然不少。总之，一个时代的文化贡献，往往是超越现实的，我们需要有跨时代的观点与气魄。

（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