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国民待遇之路

长期以来饱受非国民待遇的中小企业就像后妈手下的“苦菜花”。

2009年初,中小企业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苦熬过冬”;一年半的时间里,有多少中小企业迎来春天,有多少中小企业埋于冰雪之下,有多少中小企业还在奋力挣扎,唯有数据才有发言权。金融危机的剧烈地震中,政府部门的课题组、经济学家的调研队纷纷到珠三角走访了一家又一家的中小企业,获取的一手数据为决策提供了依据。

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系统中,中小企业的指标始终还是一片空白。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待遇不甚匹配。早在2008年,龙永图就一直倡导要淡化企业所有制色彩,给中小企业国民待遇。时至今日,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的推出,或是中小企业追求国民待遇的一块路标。

略见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7月15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首次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工信部中小企业司王建翔副司长指出,我国目前的统计数据只涉及到规模以上企业,中小企业的数据现在是一个软肋。例如,工商部门只是掌握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数量情况;海关部门只是掌握不同产品以及内资、外资两大类企业的进出口情况;国家统计局只对规模以上(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的生产情况按月进行统计,对数量庞大的规模以下企业按季度进行抽样调查统计,但由于误差较大,不对外公开。

通过对国民经济九大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利用中小企业对本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判断和预期数据编制而成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是反映我国中小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数,能够为判断经济走势、判断行业发展趋势、投资决策、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一些参考依据。指数的调查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持、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监测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北京华通人商用信息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根据其的数据,二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106.7,比一季度小幅回落0.4%,走势在连续3个季度上升后趋于平缓。从指数构成看,企业宏观经济感受、生产、融资及流动资金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分行业来看,所调查的九大行业发展指数均在100以上,处于景气区间,表明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状况良好。

在编制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之前,中小企业协会自1997年开始出版的《中国中小企业年鉴》一直是各级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其他学术单位了解中小企业年度发展情况不可或缺的权威工具书。今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中小企业年鉴》2009卷收录了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我国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事件和主要成就,集中了中小企业统计资料,编录了中小企业工作的政策法规,力求如实反映2008年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全貌。

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指出,统计数据本身往往不能说明问题,只有通过横向、纵向的对比分析,才能将一些问题揭示出来;随着逐渐发育,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的价值和生命力必将愈益显示出来。但是中小企业领域缺少及时、准确、全面的统计数据的局面,仅靠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是不能扭转的,该指数只是发挥了为扭转这种局面增砖添瓦的作用。

后妈手下的“苦菜花”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登记中小企业有1023.1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长期以来饱受非国民待遇的中小企业就像后妈手下的“苦菜花”。

中小企业面临的诸多限制因素中,融资困难问题首当其冲。融资难的中小企业应急性的资金需求难以获得,维持资金链的需求也难以满足。中小企业对于银行有很多怨言,“只会落井下石,不会雪中送炭”。迫于无奈,江浙一带的中小民营企业中间普遍存在着相互担保的君子协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少无辜的、正常经营的企业,却因为一家相互担保的企业的倒闭而被拖下水,形成成片企业倒闭的“群体”事件。

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新增信贷投放主要流向大型基建类投资项目,投向中小企业的比例少之又少。特别是受危机影响,银行更加重视风险控制,规模以下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愈发突出,一些小型微利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固定资产少甚至没有,以致无法采用抵押贷款,更依赖于信用担保。数据显示,2009年的前两个月中,国内14家相关银行授信总额度达到4.52万亿元,其中对地方政府授信3.49万亿元,对大型投资项目和大型企业授信1.06万亿元,而对中小企业授信1956万元,还不到总规模的1/20。

金融与产业部门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判断存在明显差别。来自金融部门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金融部门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外部环境不断改善。特别是银监会提出中小企业融资要坚持“四个到位”、确保“六项机制”、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等一系列措施后,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改善更快。来自工信部和基层中小企业的看法是,政府和金融部门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难在小企业。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统计,中型企业的银行信贷覆盖率大约在90%以上,而规模或限额以上企业中的小企业70%以上与信贷无关,规模以下企业中的小型企业90%以上、微型企业95%以上与信贷无缘。

中小企业税负繁重的问题由来已久,推进中小企业“减负工程”任重道远。《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令中小企业雪上加霜。2008年初,新《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明确企业用工、辞退补偿、工资、社保、节假日、最低工资标准等有关条款,企业用工成本大幅提高。各地政府和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颁布非常理解和支持,但在当时实施有些为时过早。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企业按法规为员工交纳各类社会保险金等费用,加上最低工资标准不断调整,用工成本提高了15%-30%。巨额的社保基金负担令危难中的中小企业苦不堪言,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压力更大。

税负较重是压在中小企业身上上的又一座大山。统计显示,企业的税金与利润的比例为30:70是比较合理的。以宁波为例,2008年上半年,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缴税金与利润之比为41.4:58.6,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税负和利润之比达到了50:50。增值税、所得税、附加税、土地税、房地产税以及个人所得税,也挤占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空间,税负成为广大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包袱,也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对中小企业征收的费用种类甚多,而且一直降不下来,尤其对那些微型薄利的企业负担更重,抑制了此类企业的发展。

在政府?在民间?

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龙永图、樊纲均把目光投向中小企业:解放思想,给中小企业国民待遇,银行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融资等,使得城市经济形成以大企业为骨架,中小企业为血肉,充满活力的大经济体,既增强企业和地方经济抗风险能力,又推动城市经济健康发展。

樊纲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是缺少一个地方性的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中小企业融资更多要通过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等,应当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使中小企业融资有更多选择。樊纲赞同城市随同经济社会发展而转型,但产业转型要慎重,不能脱离实际轻率转型,而要尽量依托原有产业优势,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充产业结构。对企业来讲,要专注本业,慎重多元化发展。

龙永图谈到,解决中小企业问题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应摒弃歧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思想,给予他们真正国民待遇。他比喻,大企业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骨架,而血和肉、最有活力的部分就是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经济,必须依靠大量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强起来、经得住风险考验,才是经济强国的内在含义。只要能创造就业岗位、创造财富就要一视同仁。要深层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进入垄断行业等问题,做到对外资企业开放的就对民营企业开放,打破行业垄断、降低进入门槛。

江苏南京钢铁贸易商会以会员联合担保方式建立的“联保基金”融资模式,被誉为“南京行业商会融资第一资本”;自2008年开始运作的“深圳重点民营企业池模式”,有效地把企业、政府、银行的资金汇聚;这些探索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初有成效,更多的成果则需要中小企业待遇与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