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制始末

改革不是革命，它包含了妥协、代价和弯路。

双轨制抓到了增量渐进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最终胜过了许多看起来更加理想化的选择，成为中国双重体制增量渐进变革的典型标识。

中国经济改革现在已经深入到垄断领域的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本身。

最近，钟伟博士发表了关于“新双轨制”的文章和分析，《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同志因此把我“挖掘”出来，要我这个“旧双轨制”的始作俑者作一些评论。蓦然回首，这不觉已经是20年前的往事，老旧之说确实应该可以成立了。

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

双轨制是1984年9月在浙江举行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的大背景是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粮食产量年年大幅度增长，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吃饭问题有望解决，农村经济全面复苏、活跃，因此人们对加快城市经济改革充满了信心和憧憬。国家欣欣向荣的良好氛围为改革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就在莫干山会议结束之后一个月，在当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正式提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

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最大障碍就是严重扭曲和僵死的计划价格。从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少量个体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控制在边缘上已经松弛，非国有经济的生产、销售开始受到市场需求的指引，价格也已经向市场化方向发展。随着企业自的扩大，国家开始允许国营企业超计划生产的产品有不超过20%的价格浮动权，这样更推动了价格多元化的发展。但由于没有统一、合法的市场渠道，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浮动范围有限，而且呈扭曲的多元形态存在，不能发挥市场价格对供需应有的引导作用。在占统治地位的计划价格体系中，供需缺口相对较小的一般工业消费品，计划价格、计划产品、计划分配的控制相对较弱，而对供需严重失衡的上游产品即生产资料，计划控制尤其严格。因此，当时面对的现实情况是，生产资料在计划低价下供需极度失衡，由于其对中下游产品的传导作用，导致整个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在计划之外，真正的市场尚缺乏发育的空间和时间，各种不同渠道的多轨价格并存。价格信号失真，扩大企业自等企业改革的各项激励措施就失去了正确的导向。因此，价格改革如何起步，一时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最大障碍。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央对价格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酝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必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的测算和方案的比较，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张，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但因为调整价格体系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结构和会产生难以预计的连锁反应，价格改革起步的决策仍在权衡之中。

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这批同志带来了这些总揽全局的信息，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讨论就分外热烈。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当时参会的大调和小调的主流派详细论证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行性，阐述了一步走向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反对放派主张的主要论点是说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记得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我们一批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在校研究生（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采纳和综合了双方观点，形成了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并委托我代表大家参加挂牌辩论和答辩。

双轨制思路提出之后，很快不仅在价格组，而且在农村组、社会组等各组产生了共鸣。这是因为对当时参会的中青年改革者来说，大家在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财产权的多元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明显分歧，讨论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可行性和过渡模式问题。而在当时计划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保护”和封闭存量（保护和赎买既得利益），培育和发展增量（市场和新生力量），走理想务实的增量渐进改革路线是各组讨论的整体氛围，因此很容易就形成共识。会议后期，曾组织几名代表下山去向当时在杭州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同志汇报。我有幸被派去代表价格组重点汇报双轨制改革思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领导，而且听说张劲夫同志是老新四军出名的秀才，多少有些紧张。但在汇报时，张劲夫同志平易近人，听得很认真，在会议厅来回踱步，并针对双轨制方案提出了不少问题，但当场并未明确表示意见。后来我们才知道，张劲夫同志回到北京，大力推崇价格双轨制改革战略，对会议作了很高评价。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我被留下参加会议纪要的材料准备。记得会议纪要由国家体改委的干部、笔杆子徐景安同志牵头。纪要中把价格改革的讨论成果综合表述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的两种思路。稿子出来后，会议的组织者认为提法还不够鲜明和突出，要求我再用2000字左右的文字单独写一份关于双轨制价格改革方案的思路作为纪要附件一并上报。我写的这篇报告的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提出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入手，放开对计划外和新增产品和产量的价格控制，组织和培育市场，使计划外市场价格统一、平稳并向下浮动，给出市场价格的方向和信号，同时调整计划内产品价格向上，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和完成整个价格体系的调整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个报告使放调结合的双轨制这个完整概念和整体过渡方案第一次见诸文字。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很快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第二年即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在历史上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

因此，价格双轨制最初的提法和针对的仅仅是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没有后来理解的那么广泛。同时提出双轨制的本来含义是综合平衡调和放的关系，称作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就是指动态的放和调这双重手段和双轨道路的选择和并用，也不是后来被理解的搞计划内外两种不同价格这种静态的双轨价。同时，它是在讨论和争论中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发明。所以，到90年代中双轨制在国际上受到肯定之后，有人突然提出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在内部有过双轨价格的想法或提法，声称那就是双轨制的首次提出和系统阐述，显然是搞错了双轨制在提出时的内涵（因为如果当初提议的是同一产品搞计划内外两个不同价格，是不可能被大家认可和被中央接受的），也不符合莫干山会议上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产生的历史过程和事实。

双轨制是中国双重体制增量渐进变革的典型标识

有趣的是，很少有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从它一开始实施就遭致了那么多几乎全是负面的评价。双轨制改革一出台，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先生等人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双轨制就等于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同时他们认为双重价格并存，必然会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腐败的蔓延，主张废止双轨制，转而由中央政府组织全面的价、税、财联动的配套改革。世界银行一些专家也因为双轨制在经济学理论上的明显不优化而加以批评，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推行彻底的市场化价格改革，而不是搞不伦不类的双轨制。

另一方面，双轨制本身的实施也与方案中的理想设计相去甚远。计划外的价格控制是取消了，但市场的培育和组织工作起步的非常缓慢，多重价格并存的现象并没有很快消除，国有的物资和流通企业根本没有能很好地发挥在促进市场统一、规范方面的主渠道作用。人们看不到自发的多轨价格和“自觉的双轨价格”有多大区别。计划内的价格调整由于利益结构的制肘和认识分歧迟迟不能起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只放没调，放也不畅的跛足戏。双轨乃至多轨价格的存在和相应的倒卖投机活动导致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埋怨。后来一直流传很广的是媒体援引我的一句话，把双轨制嘲讽地归结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是理论脱离实际，好心办坏事的“华生现象”。

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双轨制价格改革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在政府的正式文件上。双轨制价格改革实行了，但很少有人认为它已经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它会或能够解决中国的价格改革问题。因此至少从1986年初开始，国务院就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价、税、财联动的研究和尝试，只是由于困难重重和分歧太大，没有真正实施(也有人一直认为是我们这些坚持双轨制道路的人杂音和干扰太多，影响了领导下决心)。1988年终于又发动了著名的价格闯关，结果也由于加剧了通货膨胀预期和抢购风潮而流产。这样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航向之后，人们才惊奇地发现，被认为是经济改革中最险阻的价格改革，已经不必再发动什么闯关的大战役，而是在怀疑和批评声中，不声不响地大体完成了。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但万重山究竟怎么过来的，人们并没有理解和回味。倒是一批国际上的观察者，在比较研究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渐进增量改革道路之后，最早肯定了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克利斯教授甚至说，双轨制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不应埋没。还有人指出，被认为是双轨制最大代价和弊病的多少多少亿的所谓双轨差价，在当时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的80年代，也绝大部分还都是落在这些企业本身，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市场适应能力。所谓靠倒卖双轨差价发大财的个人，其实为数很少。在历年的中国富豪榜中，充斥着靠地产、股市和办工厂发财致富的，但几乎找不到靠双轨制起家的人。

双轨制的命运给我们的启示，首先是理论和实际、方案和实践的差距。实践中的双轨多轨价格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方案设计，实在相去甚远，这恐怕也是人们任何头脑中预定的计划方案在实践中难以避免的命运。但是，由于双轨制抓到了增量渐进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因此不论它在实践中如何扭曲变形，它最终胜过了许多看起来更加理想化的选择，成为中国双重体制增量渐进变革的典型特征或标识。

双轨制的命运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改革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和掌声。改革不是革命，它包含了妥协、代价和弯路。完美的、无代价的方案，是理想的但很少有现实的可能。理想的计划经济幻灭了，理想的市场经济也一定是个乌托邦，即世界上没有的地方。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要拉长相当一个距离，才能看得更客观、更清晰。

双轨制的过渡还没有完全结束

严格地说，“旧”双轨制的过渡，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结束。近来闹得很厉害的电煤价格，就是计划价格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电力一紧张，煤炭需求一旺，计划电煤的价格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煤电联动这种在20年前就被证明是并不可行的方案，而应当用与时俱进的双轨制或市场化的转移支付办法去解决。

钟伟博士定义的新双轨制，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视角，是指“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上而下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即在市场化的商品、服务价格与非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之间寻租。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观察肯定是一个很有创意的透视，而且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和问题。只是这类现象和问题能否归纳在一个范畴中，以及它是否适合用“新双轨制”去概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资金和货币问题。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金融稳定直接关系国民经济的安危。我国国内的资金价格即利息一直是在国家的直接掌控之下，走了一条以调为主、以放为辅的路子。近年来利息的市场化程度才刚刚开始有明显提高。除了存款利息由于担心金融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对外资开放人民币业务后的金融安全和稳定，目前仍然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贷款利息已经放开了很大的浮动空间。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一般远远没有用足这个浮动空间，因而贷款利息实际上已经可以说是基本市场化了。利率市场化了，同时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新生企业很难贷到款，是货币市场的常规现象，就象失业人口即产业后备军是就业市场的常规现象一样。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银行不能象在商品和服务市场那样用提高资金价格即利率的办法去平衡供需缺口，而经常用优惠的低利率来吸引和稳定优质客户、大企业和老客户，否则，价高者得，贷款往往给了风险最高的客户。我国货币的国际价格即汇率一直也是由国家调节的。其间也实行过一段计划汇率和准市场汇率的双轨制，并成功地过渡到较为接近市场均衡水平的单一汇率。目前我国汇率政策仍然是采取盯住美元的官方固定汇率，或称有管理的小浮动汇率，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改革还在酝酿之中。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从固定汇率向真正的浮动汇率的转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和综合多方面的因素。

资金和货币的价格是高度管制，而劳动力的价格则是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自由和竞争最充分的市场。由于存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要源源不断地转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过度竞争，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残酷剥削农民工，民工安全和健康等保障严重缺乏，劳动力价格显著低于劳动力价值的现象。这里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而是政府管治不足。“血汗工厂”制度能够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复活，受到各方面的默许甚至保护，确实反映了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偏差，反映了政府功能的严重错位。不过这种过度市场化的恶果，能否和上一种政府高度管治的情况归为一类，并用新双轨制来定义，显然需要推敲。

土地制度和资本市场问题上，倒是存在另一个类型的同一性质问题，即由于财产权的定义含糊，造成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以及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取得资源的或市场的租金。我国的农村土地在理论上归农村集体所有，又有几十年不变的农户承包权。但农用土地一旦变性，就必须首先变成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又可以根据城市规划用途，让度其不同用途的使用权。由于在农用地和非农用地之间存在巨大的级差地租，在农用地和非农用地的转化上又不是市场起作用而是由政府征用，土地产权定义的这种模糊和混乱当然就为各种行政操作留下了太大的空间。土地级差地租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既容易对农民的利益形成挤压和侵害，又会成为宏观经济的不受控因素。这种自然资源租金的合理取得与分配，显然是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资本市场上的问题则还要糟糕得多。因为这里由于社会公众股（即流通股）与发起人股（即国有股和法人股包括国有法人股）的产权定义不清，租金（如果我们还能这么叫的话）不是来自自然资源的使用级差，而是来自行政资源与民争利的使用，最终实际上是将社会公众的财产无偿转移为国有股和法人股的“租金”收入。资本市场上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裂现在已经积重难返。它和当年双轨制要去面对和化解计划经济的整个存量不同，完全是面对一个我们自己在近几年中造出来的巨大怪胎。但处理的精神仍然可以是我在多年前提议的新股新办法，老股老办法的双轨制，不要再让这个恶瘤象癌症一样恶性蔓延，那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毒化我们的环境和气氛。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改革现在已经深入到垄断领域的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本身。垄断领域和要素市场的变革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而格外困难，更需要经济学家的投入和工作。从这个角度看，钟伟博士的“新双轨制”论，无论是否已经是对所表述现象的准确概括，都是在我们认识深化中的有益尝试。真理性的认识总是在独立思考和思想碰撞中产生的，这不也正是“旧双轨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