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产业升级若干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浙江在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但从总体来看，目前产业层次整体仍然较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随着资源环境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依赖环境与要素低成本的产业发展模式正日益受到挑战，因此，必须提高认识，加快产业升级，实现科学发展。

一、浙江产业升级现状及问题

产业升级通常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改善与产业素质的提升。近几年来，浙江在产业升级上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在工业方面，2001年至2006年，资本密集型、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由13.2％上升到14.2％，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产值比重由3.9％上升到6.9％；而劳动密集型、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的产值比重由2001年的24.4％下降至2006年的19.1％。在服务业方面，2001年至2006年，资本知识密集型、附加值比较高的金融业产值占全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9.4％上升为13.4％；而附加值比较低的批发和零售业加上住宿和餐饮业的产值所占比重由35.1％下降为26.8％。

第二，产业内部产品结构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产业层次的高低通常反映在劳动生产率(人均增加值)这个指标上。以工业为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纺织业，2001年至2006年，劳动生产率由37702元／人上升到61591元／人，增长较快；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由65996元／人上升到157471元，人，增长迅速。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由51127元／人提高到82442元／人。

第三，产业分工日趋发达，产业组织方式有较大改进。一方面，在市场竞争的导向下，浙江逐步呈现出资源在同一产业内部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移动趋势，由原来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组织结构向高度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协作的网络转变，生产社会化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浙江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特征日益显著，某一产业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某一地理区域集聚的趋势更加凸显，产业区位从地区间的垂直分工为主的格局向地区间水平分工为主格局演化，各地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产业素质和效率逐步提升。

尽管近年来浙江在产业升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浙江产业升级步伐依然相对缓慢，主导浙江经济的依然是粗放型发展模式。一是纵向比较，浙江的产业升级相对滞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缓慢。从2001年到2006年，浙江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由51127元／人提高到82442元／人，仅提高1.61倍，而同期全省人均GDP由14655元提高到31874元，增长2.17倍。这意味着浙江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点也可以从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1年的2776.6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7593.66亿元，增长2.73倍得到印证。二是横向比较，浙江的产业层次和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在产业层次方面，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在工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较高，200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增加值率比较低的纺织业占11.9％，而广东、江苏、山东的纺织业比重分别为2.9％、8.9％和7.4％。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0.57％，位居全国倒数第一，而广东、江苏、山东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6.37％、24.90％、29.64％和28.77％。在劳动生产率方面，2006年，附加值较高的冶金业，浙江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沿海发达省市和全国平均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浙江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76141元／人，远低于沿海主要发达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占产值比重较高的化学原料、电气机械、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劳动生产率也普遍低于沿海主要发达省份。而通常认为比较有竞争力的浙江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低于江苏、山东和福建，仅与全国平均持平。

二、阻碍浙江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

经济发展粗放，产业升级迟缓，是我国各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造成浙江产业升级迟缓的原因，有些是全国范围的共性因素，有些则是浙江特有的因素。有必要分开来讨论。

(一)全国性因素

1　企业缺乏升级的紧迫性。环境成本和要素价格的扭曲，致使企业面临的产业升级压力偏小。尽管没有成文的规定，但事实上GDP增长率是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着力提高GDP的增长率。基于对GDP增长的强烈偏好，政府为了增加投资和出口、维持企业的竞争力，有足够的动力去压低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及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首先，土地的国家征用制度，加上以农业产出作为农用地征用的补偿价格，使地方政府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获得土地，为低价提供工业用地带来足够的空间。其次，中央银行控制着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通过刻意维持低利率，使得企业可以获得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的资金；国家长期以来的出口创汇政策而形成的出口补贴和人民币低汇率优势，使得出口产业部门获得了成本优势。第三，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压低了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构成我国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长期缺乏基本社会保障，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第四，由于对GDP增长的偏好，地方政府对企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缺乏必要的管制或管制尺度过宽，致使许多企业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投入很少，相关设施、投入未能达到国家标准，降低了生产成本。在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大量订单的情况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发展方式，谁也不愿冒险去技术创新，这就使得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生产能力不能被淘汰，过于注重GDP增长，反而延缓了产业升级的进程。

2　产业升级困难重重。一是企业缺乏创新型人才，没有形成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由于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在收入、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上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高校毕业生首选是考公务员，或留在

大学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不得已才去企业，而且往往也是选择大企业，很少到中小企业，所以人才向企业集聚存在许多障碍。在发达国家，科技人员有75％―80％以上集中在企业，而我国只有50％左右。此外，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农民的社会身份从事非农部门生产活动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待遇差异，他们很难在城镇长期立足，流动性极高，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的技术积累十分困难。企业普遍缺乏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致使产业升级举步维艰。二是产学研相脱节，体制不顺。我国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呈现“两张皮”，产学研结合缺乏有效平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试图以“校办企业”，通过内部循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并不理想；试图依赖院校研发活动替代“企业研发中心”，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研究部门与产业部门各自在内部封闭循环。比如，我国科技论文数量稳步增长，但绝大部分仅仅是为了发表而发表，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估计不到10％。此外，截至2006年底，我国有效专利总量为72.7万元，其中有效发明专利为7.3万件，仅占有效专利总量的13.3％，而同期发达国家有效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总量的比重普遍在80％以上。

(二)区域性因素

浙江产业升级缓慢，除了上述共性的原因，还与浙江自身发展的起点比较低、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力量薄弱等特殊因素有关。浙江工业化起点比较低，国家大型投资项目历来就少，企业规模普遍较小。2006年，浙江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每家企业工业产值仅为0.64亿元，低于广东(1.19亿元)、江苏(1.14亿元)和山东(1.21亿元)等沿海发达省份，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5亿元)。创新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很难在短期见效，因此中小企业很难做到在研发上大量投入。据最近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年大中型企业中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浙江仅为1.28％，低于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发达省份，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平均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仅为0.98％，这个数字同样低于沿海其他发达省市，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中，浙江制造业自筹资金所占比重为84.7％，仅高于广东1个百分点，低于大多数沿海发达省份，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有关资料，2006年，浙江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排在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和辽宁之后，列全国第7位，低于浙江人均GDP在全国的排名。浙江企业的科技含量比较低，规模比较小，致使企业较难吸引大学毕业生来就业，企业科技力量比较薄弱。据媒体报道，目前深圳的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做到了“四个90％”：即90％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里，90％的研发人员放在企业里，90％的研发经费来自企业。90％的发明专利也在企业。相比之下，我省在这方面明显滞后。

三、促进浙江产业升级的对策

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原材料、土地等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被迫增强，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渐次上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影响出口，应对这些变化的根本出路就是推动技术创新与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推进产业升级。对浙江来说，推进产业升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降低经济运行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可行思路是，一方面，通过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增强企业自身实现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另一方面，通过创造良好的内外条件，使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1　认清产业升级的一般路径。纵观日韩等国快速工业化过程，可以发现各国大都采用下面这个模式。即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从国际市场赚取利润，用赚得的利润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然后再去赚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在此过程中，日韩等国完成了从技术引进、技术消化到技术输出的过程，实现了产业升级。2006年，日本专利收支盈余达4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日韩等国的产业升级历程，对于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方面，要利用好现有的比较优势。尽管目前浙江出口的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妄自菲薄，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浙江现阶段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正在按经济规律办事。实际上，让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因为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太高，要他们把生产成本降到比如每件2美元以下是绝对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要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对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成为产业核心竞争力之一的现状，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在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挣到钱之后，企业要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引进技术必须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目前我们的企业在技术引进上肯花钱，因为可以立竿见影，而对消化吸收却吝于投入，因为投资回报期比较长。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引进技术时期，平均花1美元引进技术，要花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目的是把引进的技术嚼碎吃透，彻底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登上新的技术平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技术的项目数和总支出超过日韩之和，但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只相当于引进费用的7％，比日本差了100倍。在消化吸收上少花了钱，造成的结果不仅是必须以更多的支出进行再次引进，更重要的是始终无法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无法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创新力量。所以，引进技术必须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

2　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主要得依靠市场的力量，其中，要素价格形成的市场化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反映它的稀缺程度，政府部门实施严格的环境监控促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是企业选择产业升级、走向自主创新最重要的驱动力，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市场机制具有巨大的调节功能，按照经济规律，资源稀缺价格上升，各个市场主体要么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要么寻求替代资源，要么放弃生产效率低的产业，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时，有效的环境监管迫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环境成本的提高，逼迫企业要么投资治理污染，要么创新工艺实现清洁生产，要么退出高污染的行业，使环境污染得到控制。这样，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就会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发展环境，伴随这个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实现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是在要素供求和环境监管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和市场主体选择的结果。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涉及到多方利害关系，需要政府的调控，当前政府应该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以促使企业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3　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首先，必须明确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技术创新的主体必须是企业。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技术创新是根据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规律和原理，通过工程化的手段把它变成产品、工艺或材料，只有企业家才能组织生产要素和创新成果向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变，只有企业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提出创新的目标，才有工程化的能力，因此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其次，要促使高技能人才向企业流动。目前许多行业都存在着技能劳动者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甚至严重短缺的现象，成为制约企业持续发展和阻碍产业升级的瓶颈。要加快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行政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企业成为能够吸引大学毕业生和其他高技能人才的主要部门。再次，要促进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各有各的优势，应该扬长避短，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技术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要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研发。我们要力求做到，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下，院校、科研机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通过充分的市场交易和自由选择，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产学研的彼此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