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公司所得税与盈余管理

摘要：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从公司实际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在2008年所得税税制改革前后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税制改革降低了企业税负，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产生了负向的影响；政策变动对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要小于非国有企业。

关键词：税制改革 所得税 盈余管理

一、引言

盈余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的盈余管理实证会计研究虽然刚刚起步，却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吴联生、薄仙慧、王亚平（2007）以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基准， 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 对股票市场是否提高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问题进行研究。陆建桥（1999）通过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公司会采取种种盈余管理手段以避免亏损或连续亏损，迎合监管的盈余管理动机较为强烈。Tanya Y.H. Tang（2006）以中国公司作为研究实例，探讨中国环境下会计—税收差异在识别盈余管理和税收筹划方面的潜力。将会计—税收差异分为正常会计—税收差异（BTD）和异常会计—税收差异（ABTD），剔除会计与税法固有差异后运用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来盈余管理水平。研究表明拥有较强盈余管理和税收筹划动机的公司其ABTD也更高。在我国，相关的制度环境同其他国家存在很大差异，相关研究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刘文军、米莉、许黎莉（2009）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会计—税收差异与主流的Jones模型估算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在识别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上的能力。得出结论：会计- 税收差异能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而Jones模型在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测盈余管理行为时则存在系统性偏误， 也就是说，与主流的Jones模型相比，会计- 税收差异在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上能提供增量信息。为后续利用会计—税收差异进行盈余管理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为税收相关的研究代来了新的契机，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高丽娜、闫洪霞（2010）分析了税制改革对所得税收入的影响，发现税改之后企业所得税收入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显著提高，表明企业所得税作为我国主体税种的地位有所加强。王丽晖、康会英（2009）在分析新企业所得税法内容的基础上从应纳税所得额、税收优惠等方面探讨了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纳税筹划问题。基于税制改革的推进，公司税率及税收政策的变化对其实际税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和新所得税法的施行是否放大了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是否存在应对预期税收政策变化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不同性质和不同变化情况的公司在税改前后的盈余管理行为又有何差异？这些问题值得探讨。现有相关文献较多的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宏观效应如产业政策导向以及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制度变更以及企业纳税筹划等方面入手。本文则试图通过对税改前后公司实际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的分析，来研究新税法的施行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2008年税改之后企业整体名义税率有所下降，且与税改前年度相比，税改之后企业名义税率分布更加集中，优惠税率层次明显降低；此外，税改之后税前扣除项目也有较大变化。税率以及税收政策的变化影响了企业实际税负，由此假设：

假设1：法定税率降低后，大样本公司的总体实际税率降低

基于税率向不同方向变化带来的影响不同，预测税改前后，名义税率升高或降低的公司在盈余管理方面有不同表现，为此假设：

假设2：名义税率降低的公司其会计—税收差异变化程度更大

已有研究表明会计—税收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并能够比主流的应计利润模型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具有更好的解释能力。税制改革使得企业税负升高或降低，企业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以利用制度变化达到经营管理目标。然而，一般来说实际操作中应税收益纵的程度要低于会计收益操纵程度，这就表现在会计—税收差异水平的变化上，为此假设：

假设3：税制改革前后，存在会计—税收差异扩大的现象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行为上表现出差异，税制改革对两者的影响也应有所不同。较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更为重视公司的经营绩效，且基于避税动机的盈余管理倾向更为强烈。税率变化对非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影响更大，其会计—税收差异变化程度大于国有企业，为此提出假设：

假设4：国有企业会计—税收差异变化程度小于非国有企业

（二）变量定义 本文以会计—税收差异作为盈余管理水平的，探讨所得税税制改革下的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计—税收差异主要受到以下影响：制度因素、盈余管理因素、公司个体差异、宏观经济因素、制度变化或税收法规变化会影响公司的会计—税收差异水平。基于上述影响公司会计—税收差异的诸多因素，直接用总的会计税收差异进行盈余管理相关的研究是有偏差的。可以认为会计—税收差异的异常部分是公司盈余管理和税收管理行为产生的，因此，本文以异常会计—税收差异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1）实际税率（ETR）的计算。实际税率是衡量企业实际税负的常用指标，本文中沿用此惯例，文中实际税率根据企业所得税费用和利润总额来计算：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2）会计—税收差异的计算。会计—税收差异的获得方式有以下三种：根据公司纳税申报数据计算；根据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计算；基于公司纳税申报数据和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两者的计算。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计算方法的有效性，本文采取以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计算会计—税收差异的方法，公式如下：会计—税收差异=利润总额—应纳税所得。其中应纳税所得额根据企业适用税率倒推获得：应纳税所得=所得税费用/企业适用税率。（3）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获得。借鉴Tanya Y.H. Tang（2006）的模型，因为本文的数据分析剔除了利润以及所得税费用为负的公司数据，不存在税务亏损因素，所以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去掉税务亏损和税务亏损利用因素。得到如下模型：BTDit=β0+β1INVit+β2REVit+ε （1）

BTDit代表i企业第t年的BTD；INVit指企业第t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之和，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投资规模；ΔREVit指从t-1年到t年的收入变化，代表经济增长因素；t为估计期间，εit表示i公司在第t年的误差项。所有变量都除以公司总资产，以消除规模效应。正常会计—税收差异估计值为公式（1）的拟合值：BTDit=β0+β1INVit+β2REVit （2）

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估计值为期望模型的残差：ABTDit=BTDit-（β0+β1INVit+β2ΔREVit ） （3）

（三）模型建立 为进行假设检验，分别以异常会计—税收差异和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变化量为因变量来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ABTD=α0+α1ATR+α2Year+■αn+1HYn++α8Lnasset+α9Lev+α10Q+ε2 （4）

模型1的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由于要通过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幅度来衡量盈余管理水平，此处的ABTD为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绝对值。在回归模型中引入Year这个虚拟变量，以2009年相对于2006年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水平的变化。公司规模和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用来控制规模效应，以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其。行业这个虚拟变量则是用来对行业因素对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进行控制。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司行业代码，分别设定变量HY2、HY3、HY4、HY5和HY6来代表公用事业、房地产、综合、工业和商业几个行业。此外模型中还加入了财务杠杆和公司托宾值这两个控制变量来控制公司的投资机会及市场价值差异引起的偏差。

模型2： ΔABTD=γ0+γ1Gov+γ2ATR+γ3H+γ4ΔLansset+

γ5Lev+γ6Q+ ■γn+5HYn+ε3…（5）

回归模型的相关变量定义见表（2）。模型中ABTD的变化量为ABTD绝对值的变化值。该模型以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绝对值的变化量作为因变量，Gov这个虚拟变量用以考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异常会计—税收差异变化的差异，H也是虚拟变量，用来显示税率升高的公司与税率降低的公司之间的盈余管理水平差异。同第一个回归模型一样，在回归方程中以公司规模变化量、行业变量、财务杠杆以及托宾值作为控制变量。

（四）样本选取和变量定义 本文选取2005年至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行业企业， PT、ST公司，利润或所得税费用为负的公司以及一些缺失数据的公司后，得到各年的样本量如表（3）所示。为了进一步分析讨论所得税改革前后公司各项指标的变化，单独列出2006和200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对比分析。之所以选择2006年和2009年是考虑到2007年会计制度变化的特殊情况，新政策执行的时间性以及公司对于改革后政策调整反应的滞后性。在剔除如前所示几种情况以及2006年之后上市公司后，得到的样本量为841，总体观测值为1682。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运用截面模型分别估算每一年度的会计—税收差异，以消除不同年度政策变更及经济效应对估算结果的影响。表（4）为BTD估算结果。可以发现，各年度ΔREV的回归系数都在0.01的水平下显著，且都为正数，表明经济增长因素对会计—税收差异水平有正向的影响。INV是公司本期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净额之和，公司本年度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效应。在估算基础上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如表所示，企业实际税率的平均数2005年至2006年基本保持不变为0.24， 2008年至2009年则基本保持在0.20的水平。公司实际税率标准差较小，说明其分布较为集中。企业名义税率均值从2005年至2007年逐年升高，到2007年出现转折，2008年和2009年均呈下降趋势。从两者的分布规律不难看出，税制改革后，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而法定税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实际税负的降低幅度，该现象从侧面揭示了企业税改前后存在基于税收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用会计—税收差异的绝对值这一指标来考察会计—税收差异的程度变化。从2005年至2009年，会计—税收差异的绝对值在不考虑2007年异常峰值的情况下也逐年上升，在2007年达最高点。而从会计—税收差异本身的值来看，不包括2007年在内，会计—税收差异逐年扩大，而2007年则较为特殊，其会计—税收差异均值为负。对回归模型中的其它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得到如表（6）所示的结果。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绝对值均值在2007年度明显高于其他年度，且与其他年度相差较大，从2006年至2009年总体均值变化呈现出一个峰形的变化轨迹，在2007年达到峰值，这一趋势反映了税改前后异常盈余管理水平变化的时间性特点，在税改之前盈余管理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06年至2009年，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水平变化量均值为总资产的0.001，而2006年至2007年起变化量均值扩大到总资产的0.4549，说明2007年企业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有较大幅度扩大，反映了盈余管理程度的扩大。此次研究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在百分之七十左右。根据税率升高或者降低公司差异的虚拟变量H的描述统计结果，发现在此次税制改革中名义税率升高的公司仅有21%。

（二）独立样本T检验 对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2006年至2009年的变化值做了T检验，从表（7）结果来看，名义税率变化量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拒绝名义税率变化为0的假设，由此可以看出总体样本名义税率变化量显著为负，也就是说所得税改革后，企业总体名义税率有明显的降低。同样地，企业实际税负变化量也显著为负，表明其税制改革之后有显著的下降，假设1成立。此外，从样本均值来看，实际税负变化量的均值为-0.0324，而法定税率的变化量为-0.0499，实际税率变化量的绝对值小于名义税率变化量的绝对值。这一特征从侧面反映了基于税收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抑制了实际税负随着名义税率变化的幅度。对异常会计—税收差异2006年与2009年的绝对值进行T检验分析，F值为1.685，F检验的sig值为0.194大于0.05，该方差齐性的假设成立。2009年与2006年ABTD均值之差为总资产的0.0011，说明与2006年相比2009年的ABTD程度有一定的扩大。但均值检验的t值为-0.746，显著性系数sig为0.456，税改前后ABTD差异不显著。该结果不能很好地支持假设3，这可能与会计—税收差异分布较为离散，存在超出正常水平的异常数据有关，将在后文的研究中通过回归模型来进行进一步检验。考虑到税制改革相关的盈余管理时间点可能集中在2007年和2008年，对比较期间做了相应的调整，把2007年和2008年的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纳入对比范围。如表（7）所示，方差检验的sig值为0.000，说明方差齐性的假设不成立。T检验的sig值为0.000，检验结果显著，均值差异为-0.4850，说明2007年企业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水平比2006年显著扩大。同样的，对2007年和2008年的异常会计—税收差异作T检验，可以发现2007年的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显著大于2008年。从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水平较其他年度有明显扩大，这一结果反映了税改前可能存在的管理层针对预期变化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3，在税制改革之前出现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扩大的现象。

（三）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从2005年到2009年会计—税收差异绝对值的分布可以看出2007年的会计—税收差异绝对值在几年中最大，而2008年和2009年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水平都逐年降低。于是，有理由认为在2007年管理层会考虑到税制改革的预期影响而进行相应的盈余管理，会计—税收差异扩大。利用前述假设检验的回归模型，再次对2006年与200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检验2006年至2007年ABTD变化程度的时候因为两组样本均属于税改之前，回归模型中以ΔATR和H这两个变量来衡量预期不同税率变化情况下的盈余管理水平变化差异。如表（9）所示，从2006年至2007年假设检验模型（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2006年到2007年异常会计—税收差异变化量回归模型中Gov的回归系数为0.120，与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绝对值变化量呈正向关系，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绝对值的变化量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税制改革前，基于预期政策变化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

四、结论

本文通过以会计—税收差异和企业实际税负为出发点，考察我国所得税法改革背景下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异。通过考察上市公司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变化情况，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变化，研究中剔除会计—税收差异中制度因素引起的固有差异，避免了直接使用会计—税收差异来盈余管理行为的误差。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税制改革之后，大样本公司实际税负有所降低，但实际税率降低的幅度明显低于名义税率的降低幅度，侧面反映了基于税收政策变动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抑制了实际税率随着名义税率变化的幅度。（2）税制改革之后，大样本公司实际税负有所降低，但实际税率降低的幅度明显低于名义税率的降低幅度，侧面反映了基于税收政策变动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抑制了实际税率随着名义税率变化的幅度。（3）与2006年相比，2009年公司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有显著降低。说明税制改革对企业的异常会计—税收差异水平有负向的影响。税制改革降低了企业税负，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产生了负向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异常会计—税收差异变化程度小于非国有企业，表明政策变动对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要小于非国有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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