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名的辩证探讨

“骊靬”正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的称谓。既然是“取国名为县”,那么,这个新出现的县应是为了安置这批战俘而设置的,在安置后分拨了土地,开始了屯垦卫戍的生活。这支外来部队余部被西汉政府收编到番禾之时,放下兵器,务农戍边。他们被赋予的是耕作务农的外在形象,因此,用“犁”这个充满农耕意味的字眼来表达屯垦卫戍的生活写照,而“黎”也有黎民百姓之意,也表达着类似“虎落平阳”般的民众意识与怀柔意识。随着时光的推移,骊靬人骁勇善战、骠悍尚武的气质渐渐显示出来,正如哈里斯先生曾经着述《黑马奥德赛》所表露的,命名用字上就用“骊”字取代了“犁”和“黎”,此“骊”在汉字当中即表示“黑色的马”,其势骠悍。“犁鞬”中之鞬字,表示马上盛弓箭的器具。如:《说文》中:“鞬,所以戢弓矢者。”《方言?九》:“所以藏弓谓之鞬。”《后汉书?西羌传》注:“鞬,箭服也。”可见,“鞬”字选用也是因为其字义属性含意勇武。随着一次次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这样一支富于战斗力与独特战法的队伍渐渐展露/，！/头角,出人头地,以至于隋时又将“骊靬”改为“力乾”。此二字中“力”意为刚强勇武,“乾”则为八卦之最阳者,《周易?系辞》中更释之曰“乾,健也”。两字组合而成的“力乾”之称谓则进一步表达并强调着他们所向披靡的勇猛、强力与骠悍。这是其异域特征的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之时被赋予的烙印。

“骊靬”是“亚历山大”的近似译音

公元前340年到330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建立了西至巴尔干半岛、东到帕米尔高原的广阔的马其顿帝国。这是世界古代史上第二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①。为了炫耀武力与征服,在所经之处的重要港口与城市,常被改为亚历山大的纪功称谓以“亚历山大城”命名。故此古代西部亚洲及亚欧、亚非结合部出现过多个叫做“亚历山大”的地名。仅在波斯、伊朗高原以东就有八个亚历山大城。

这还不包括如地中海东岸沿岸一带的数个亚历山大城。从现亚、欧、非三大陆交接地区东延至现在的阿富汗,多个地方曾有“亚历山大”这个近似音的地名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指出,根据通用的对音法,“骊靬”是希腊文“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汉文对音。

“骊靬”虽然是“取国名为县”,但却并非就指古罗马的大秦之名(东汉时代才使用大秦称谓古罗马),较大的可能是指当时地中海东岸至西亚一带的“亚历山大”城(今叙利亚北部临地中海的当年被命名为亚历山大的港口城)。汉代的骊靬县,可以说是在当时特定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方亚历山大”。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已将“黎轩”列入通使范围。这说明“黎轩”的出现早于后来的“骊靬”。张骞代表汉廷派出的使者大概未到达黎轩,但他派往安息的使者却与黎轩人有过直接的交往。据《汉书?张骞传》(卷六十一)等文献记载,曾有波斯人带犁轩魔术师入朝表演。《史记?大宛列传》也有记:“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虽犁轩音近于骊靬,但此犁轩疑非彼骊靬。从离波斯较近的地区来看,这个“犁轩”很有可能是指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一带的某个内陆“亚历山大”城,即此城未必就是彼城。

骊靬与古罗马的“关联”大秦古代被用做古罗马的汉名,已在后汉时代了。过去通行的说法是将《史记》、《汉书》中凡是出现类似于犁轩或犁靬之称谓统统当做罗马帝国,至于它的原音则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琉塞西王朝,有的认为是那巴提国都城彼特拉的别名Rekem。也有的说法则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但仔细辨认《史记》中的犁轩,实际上却是中亚细亚木尔加布河以西的特莱西那,《汉书》中的犁靬则在乌弋山离以西,《汉书》说乌弋山离“西与犁靬、条支接”。这里的犁靬并非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而是波斯湾北岸普林尼称为阿曼西亚的地方区域中的亚历山大里亚,在古拉希坎特附近。

后汉时代把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称为犁鞬。奥古斯都(公元前30年至公元14年)时代以后,罗马以亚历山大城(位于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为基地,积极开展东方贸易,于是中国才和西方最富有的罗马世界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早在1885年,着名学者夏德就把中国史籍中有关大秦和拂菻(隋唐以后对拜占庭帝国的称谓)的记载辑录并翻译成英文,书名《中国与罗马东部地区》,结论是大秦或拂菻主要是指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地区,即叙利亚一带②。综罗百述,可基本推断,“骊靬”与“亚历山大”在发音上与其历史渊源上的关联性可证明二者极可能指称同一逻辑对象;而骊靬所指的位于地中海东岸及西亚一带区域中的确切位置,极大的可能应是地中海东岸北端、小亚细亚半岛逶迤东南沿地中海拐角处的港口亚历山大,这里也正是当年克拉苏任罗马共和国叙利亚总督时的统治区域叙利亚的北部地区。由于这一带的极度繁荣,将这一带贸易名城之名波及后来的“取国名为县”,也是符合一定的情理逻辑。

军事文化线索

到了公元前100年左右,罗马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使其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实际上此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兵源不足,素质下降,屡有败绩。故罗马从征兵制走向了职业雇佣军制度。历史上的罗马军队有着自身的严整建制和战术理念。比如棋盘式的步兵阵列布置,距敌阵至二十米的距离开始投掷标枪。此外,罗马军队在和欧洲游牧民族作战时,还发展出一种夹门鱼鳞阵③。古罗马军队系列主导战法是欧洲古代军队阵列战法的典型代表,但不适于与骑兵对战,不论是克拉苏军团深入安息腹地遭遇轻骑兵后的失败,或是与汉军骑兵团作战的结果均说明了这一点④。他们后来归于匈奴和康居等国,而匈奴和中亚国家历史上在军事技术方面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就彰显出这支军队的独特。鱼鳞阵、重木栅城[7]37(以多重木栅作为土城的,这是古罗马城防工事的典型构造)等战术战法未必一定就是古罗马军团所独有。安息等与之常年交战的地中海东岸及西亚一带极有可能掌握相同的一系列战法。因此,“骊靬”并非是专指古罗马,更不是现在的意大利,而是古代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加入到东征的这支军团所组成的人员被世人指称的代语,其主要来源地集中于属罗马帝国东部行省的地中海东部亚洲地界一带,及雇佣军制度下极大可能的西亚、中亚地区。

科学的旁证近年来陆续有当地体貌异常者在权威机构①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骊靬人其基因与阿富汗、土耳其、伊朗等西亚腹地人有较近的血缘关系,个别甚至有着近一半的欧洲血统。实验结果也说明这些人的基因与维吾尔、蒙古等族相差较远。如中科院马润林教授认为,虽然存在源于欧洲的基因单倍型,只是有助于认定这些居民祖先在历史上可能与欧洲人或带有欧洲基因型的其他人有基因交流,谈不上欧洲血统。这种认识马其顿帝国东征中的通婚现象也可作为一种例证。显见,鉴定结果并不足以说明这些人是什么“欧洲人”后裔,不过将“骊靬”发祥地范围已经大致圈定在了相对缩小的地理范围内。目前可以确认,骊靬人与罗马人绝不是一个概念。为什么西亚有较多的欧洲血统呢?甚至血缘横跨四千英里的欧亚大陆腹地而直至阿富汗呢?由于亚欧版块紧密相连,世界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这两个大洲。而帕米尔高原巍峨的雪峰阻拦住了一些来自西方的东征,使得中国鲜有与欧洲文化直接碰撞。而从地中海沿岸东进,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至恒河流域,地势并无天堑之虞,所以,历史上的一次次跨越式的远途作战与奔袭,已将这万里之路纵横捭阖而成一条文化走廊。战争、迁徙、经商、宗教等使得东西人群之间交往频频,因此,西亚、中亚至今也有着相当多的欧洲血统,而且由于强势文化主导的影响,当时欧洲及西亚较富庶,其聚拢效应使得在偏远一带地区有着更多的受雇佣关系,即使地道的“古罗马军团”大部分兵士也并不是来自古罗马本土,而是西亚一带的雇佣兵,这其中有较多的诸如今阿富汗一带雇佣兵确是合理的。逻辑的历史推理,事实说明与以往认为骊靬人为“古罗马”后裔的草率的大众看法 不相符合。这容易产生矫枉过正,从一个认识极端走向另一个认识极端。应避免出现由于对历史缺乏宏观了解所造成的片面认识与片面“噱头”式的情感,对骊靬文化的健康认识应坚持辩证的历史观。

历史地理层面的综合推断

作为骊靬文化的事件背景,关于地中海东岸及西亚地区之间历史地理关联性理解十分必要。罗马共和国和安息帝国接壤的东部边疆,属地中海东岸的内陆一带。越过紧邻着沿海平原的群山,便是两河流域的上游。渡过幼发拉底河,再向东五十公里就是发生当年古罗马军团东征安息的卡尔莱之战所在。这一地带的核心叙利亚公元前333年连同波斯帝国一起被马其顿人征服。公元前64年该地被罗马共和国吞并并作为罗马共和国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地中海东岸的一个行省,包括今日的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这些地区在近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留下了许多古城。而汉代以来司马迁和班固先后记载了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大宛、安息、身毒等地域诸方面的特征,及其与汉地的文化交流。神秘的犁轩人进入汉地首先在这些记载中出现。据《汉书?大秦国传》:“大秦国一名犁犍,在西海之西……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饰,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后汉书?西域传》:“(大秦)以石为城郭……宫室皆以水精为柱。”这一描述并不完全像地中海腹地亚平宁半岛一带的建筑,更像古罗马所属西亚领地的建筑特征。“风格上更接近于东方。建筑风格上的东方化,实际上反映了罗马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认同。罗马人统治之下的叙利亚……建筑东方文化色彩更浓厚一些。”事实上,叙利亚一带曾经是古罗马时期的重要疆域,当时古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东岸属地建筑工艺及技术相当发达,古罗马历史上不少重要建筑物均为这一地区的建筑师所设计,如罗马城中着名的图拉真广场,建筑师就是叙利亚人阿波洛道鲁斯。当时叙利亚这一带地区是罗马帝国各行省中繁荣程度最高的,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驿站点,是古罗马时期的建筑迄今保存完好度最高的地区,至今存有大批当年古罗马的建筑遗迹,如巴斯拉阶梯剧场可谓全世界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罗马建筑之一;又如在今黎巴嫩有建于2-3世纪的巴勒贝克大神庙。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是此地最古老的城市,许多重要的商道会聚于此。鼎鼎大名的大马士革钢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钢,也是当年冷兵器时代这一地区兴盛的标志。在大马士革的集市上,曾经琳琅满目地汇集着来自亚非欧三大洲的物品,中国丝绸正是通过这一繁荣地区而销往罗马帝国。而当时,克拉苏正值任叙利亚总督;顺理成章地,他手下的罗马军团士兵似应多为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地区,并兼及西亚一带的兵源。联系上文曾有国外学者研究认为“大秦”指现今叙利亚一带的结论,逻辑上也是趋于吻合的。

从上述历史地理的角度,也可从侧面支持本文观点:至少绝大多数骊靬人应不是出自现在的欧洲地理区间,虽然有不少应来自古罗马本土———这个“本土”就是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一带(这一带欧洲血统本就非常普遍),更兼其雇佣兵制度,所以,其人种与基因来源固然有一定的欧洲因素,但更多的来自于西亚地区是毫不为怪的。

骊靬文化的内涵及启示骊靬文化,是连结紧密的亚欧版块的历史激荡中产生出的独特篇章。由于历史的久远、欧亚版块长期的多种族融合与变迁,确切地追寻历史中的“纯正血统”已无可能。但当我们抛却纷乱迷扰的无谓纷争而再来仔细审视骊靬文化,并结合汉代及至古代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却可以另辟蹊径,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有若干新的认识。第一,骊靬文化反映在古代两种高度文明之间军事文化交流与碰撞范畴内。在这支军团归附汉朝之前实际上反映的是东西古代首次也许是元代以前唯一的一次军事交锋———西汉正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较为强大的帝国时期,骊靬人虽然精悍,但由于势单力孤而难以避免失败的结果。换个角度,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去看从此处衍生出的一系列战事,它可以说是早期东西方两种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在偶然条件下的军事文化层面上的碰撞。第二,骊靬文化实质上反映出了以当时古中国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宽仁范型。汉代是中西交流的一个高潮期。当时的汉帝国为了保护丝绸之路,不得已在河西走廊北线建汉代长城,所以中国古代建长城并非以往所只注意到的防卫性和封闭性,恰恰相反,建长城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开放性的地理空间,进而与西方与中西亚地区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与互访。秦汉以来多种宗教、人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并存,甚至在中国获得新的生机。中国自汉以降的骊靬文化并不单单是一支疑似异域散军流落至中国境内在此休养生息的简单过程,若放在国际文化大视野中考察其精髓与内涵,尤其是当今世界正处于以一种新的哲学眼光来审视东方思想与东方文化的这种时代契机中的时候,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韶华史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当中实际上正彰显着中华大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对待异己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的独特人文魅力。中国的自古传统,道德的力量大于政治。儒家把天道与民心放在一起来看,从民心中看天道。如《诗经》中所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中华为五行之中,主张中庸。中庸确切地说是不主张走极端。对待臣服之人,以宽仁之心相待。如《论语?里仁》中“德不孤,必有邻。”中国古代的政治行为(即御政)总是要与道、德、仁、圣、义、礼文化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德治人、以礼推于天下,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伦理和睦的追求。

古中国的这种文化哲学与古中国的天道、地道、人道哲学等等也是共生共存,正如《荀子?王制篇》中“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而且《大戴记?盛德篇》云:“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中华文化推行与天地之道相契合的体仁思维,其道理就在其中。在秦汉时期中国行政区划为郡县制,县的级别属于较高的一种行政设置,以县级单位的设置来看也是汉朝对外来人员安置的相当等级的礼遇。古代中国对于当时属于外族的骊靬残部的仁义收容,看似一起偶然事件,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必然的中华大国四海一家的思维模式与理念。第三,世界古代史中,多次出现过东方、西方之间从血缘到地缘的大融合,如横跨欧亚大陆(甚至连跨到北非)的大帝国,除较早一些的波斯帝国外,更以亚历山大三世(即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帝国为最典型的东西方大规模的全方位交流。例如他就企图使希腊人和亚洲人杂居融合,并曾强制上万名部下与波斯女性通婚。并且,汉唐时的丝绸之路上,无数前来东方的商贾客旅辗转迁徙,停留不还,成为欧洲及西亚、中亚的血统东传的重要途径。可以说,骊靬文化的千年流变,正好说明了历史事件所造成的血缘融合与印证。除此之外,应当看到,骊靬文化是古代中国长城沿线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典型,是波澜壮阔的民族、种族“互融线”上的融合变异的产物。由于历史上边境地区人群的迁移流动性更大,自秦汉起,匈奴、氐、羌等各民族不断来到长城内外。汉末魏晋更形成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与此同时,大量汉族也被迫或自愿进入大漠南北、西域等地,与乌孙等“人皆长大”的种族共存,与多民族杂居以至相融。长城一带各族之间也由杂居到相互吸收,后经隋唐长期交流与通婚的积淀,同当地民族融合为一体。两宋时期长城沿线一带的民族,大规模在这一线各地流动迁徙;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相互杂处的环境中共同劳动、相互学习。元、明及清初,蒙、回、满、色目等民族再次大迁徙,造成新的杂居与融合。这样,自唐至明,许多民族后来不见于史载是因为融合于汉族或同其他民族一起渐次演化成全新的民 族实体。生活在大杂居、小聚居的长城地理文化带上的各民族,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又在继续进行着新的民族融合的进程并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以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形态之间的民族融合为基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范围极广、规模极大;历代各民族由杂处交流到民族融合数千年经久不衰,最终发展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今日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甚至不断地有“反常规”的“亲缘”关系得以昭示。中国文化一向讲究“天地中和同心”,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人、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这种万物一体化的社会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和谐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归根到底要营造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骊靬文化正是通过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中的象征符号性,将异域与本土文化和谐有机地联结起来。正如前文所述骊靬文化带给后人的启示一样,它代表着一种中华文明极大的包容性和同化性,跨越广阔地域的“融合”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