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9 08:43:52
笔者藏有两枚洪武通宝钱，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但却不是明朝的铸币，而是舶来品，一枚为日本铸，一枚为安南(今越南)所铸。
据日本《东亚钱志》载：日本自室町中叶开始仿铸中国洪武通宝钱，钱背皆铸有记地文字，日本大隅藩主岛津氏在其领地内铸造“加”“治”“木”三种制钱，专门用于采购中国商品使用，俗称“加治木钱”。此后又陆续仿制20多种中国年号钱，正式开始了日本第二次自铸铜钱阶段。钱币史上称这阶段铸币为“贸易钱”(图1)。
日本南北朝至室町时期，政府规定税款必须用中国制钱支付，中国制钱成为日本国家法定货币，中国制钱大量流入日本，填补了通货不足的巨大缺口，同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每1000文值银4两，自中国带回的铜钱可获利3～4倍，甚至用黄金换制钱。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政府禁用铜钱以维护宝钞制度，致使铜钱外流达到了高峰。日本赴华贡使、随贡人员及商人等，皆求获铜钱返日。由于明朝对日本的朝贡限制比较严，船数少、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朝贡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贡激烈竞争，最终酿成“争贡之役”。明朝中期基本停止制钱铸造，但并没有绝对禁止制钱流通，大宗商品主要用银和宝钞结算，成化后钞法失败，又开始大量铸造制钱。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的瓷器、茶叶、生丝、绸缎、棉布及中药等大量销售到日本，而日本能卖到中国的商品除刀、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商品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就逼迫日本用硬通货购买中国商品，而明朝又沿续宋朝“禁用夷钱”的诏令，这就促使日本开始仿铸中国制钱，以便与中国进行贸易，洪武通宝背“加、治、木”铜钱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另一枚洪武通宝为安南仿铸，其宽缘广穿、质粗体薄，笔画柔弱，与明洪武钱有本质区别(图2)。这类钱又被泉界称之为“祥元手”，从铸造风格上推断，殆为顺化广南国所铸。据《大南实录》载：公元1746年，世宗阮福阔购买西洋(荷兰)白铅铸钱，轮廓文字依照宋朝祥符钱式样，铸天明通宝。1754年，南阮世宗阮福阔下诏命民间通用锌钱，从此铅锌货币制度成为国策，也是安南正式铸行铅锌钱的开端。广南国先后与后黎郑氏、占城、真腊、西山政权历经半个多世纪战争，越南称这段历史为南北朝。广南国历经160多年传10代，有史可查只铸过天明通宝和安法元宝铅锌钱。广南国只铸行铅锌制钱，而后黎朝、西山、阮朝则是铜钱与铅锌钱互用共存。从形制、材质、风格上对比，安南“祥元手、建文手、祥宋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要想证实洪武“祥元手”这类钱是广南国所铸，可与天明通宝相比，两者材质、风格气息相同，称得上姐妹钱。而北方后黎朝郑氏铸造的景兴、昭统中铅锌钱少见，又没有发现“祥元手”这类钱。广南国与中国虽有后黎朝郑氏相隔，但并不妨碍两国交往。1702年，阮福调曾通过海路请求清朝册封，并在会安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设立榷货区。虽然明清两朝都有禁私出海、禁私贸易、禁用夷钱令，但唯利是图、铤而走险者大有人在。两广云贵地区曾有私造安南钱，掺杂交易，红头船商人夹带安南钱是另一进入渠道，因而造成安南钱在沿海地区泛滥成灾，致使潮州、汕头等地成为安南钱专用区、重灾区。《清宣宗道光实录》载：道光九年(1829年)、十七年(1837年)两广总督李鸿滨、邓廷桢分别收兑、查禁过安南钱，但收效甚微，百姓深受其害。安南仿铸中国年号和安南非年号制钱，最终的目的就是求购中国商品。《广南县志》记载：当时云南输出安南的商品种类繁多，主要有铁器、丝绸、瓷器、药材、麻布、纸张、香料及一些日用品。由安南输入的货物则相对较少，仅有杉木、海盐、大米等有限的几种。
安南曾仿铸过一批明朝根本没有铸造的年号钱，如建文、洪熙、正统、天顺、正德通宝等，正因为如此，许多泉友将这些安南铸钱误认为是明朝脱谱的珍稀币。近年越南出土了大量古钱，通过广西、云南口岸进入国内，先前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陆续有所发现，新品、无考品、创见品层出不穷，填补了越南古泉图谱的缺失，丰富了藏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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