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秦汉时期的森林资源保护

摘要:秦汉时期,人们逐步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有意识地自觉地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其中包括了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等,这些积极措施对于防止生态环境恶化,对于我们华夏文化的进一步沿续和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就秦汉时期的森林资源保护作些尝试性探讨。

关键词:秦汉时期;森林资源;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5-0051-02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开始重视森林资源保护。先秦时期森林资源的保护主要有两项措施:(一)严禁乱砍滥伐。先秦古籍中对管理山林多强调推行“以时禁发”的政令。西周和春秋时期,对砍伐树木的期限都有严格规定。如《周礼・地官・山虞》:“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据《礼记・王制》载:“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二)严防发生山火。保护森林资源的另一措施是防火,因为火对森林的危害最大。“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为了防止发生山火,保护林木,先秦时不但有防火法令,而且有监督执行的官员。《周礼・夏官》记载:“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疏》说:“二月后,擅放火,则有罚也”。这些都表明在先秦时期就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森林资源。

秦汉时期,继承了先秦时期护林制度,有专门的机构与职官管理林木资源,如“少府”、“水衡都尉”、“斡官”、“东园主章”及特殊地区的“木官”等。严禁人们乱砍滥伐,主张“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防火意识也得到加强,《后汉书・王符列传》载:“夫山林不能给野火,……皆所宜禁”。同时人们的护林措施得到加强。

第一、各级统治者重视林木保护

秦代,就有《田律》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林木山林”。

汉代,政府常以诏令、府书形式保护山林。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年)春,率领群臣登临嵩高,颁布法令,禁止砍伐嵩山林木。至元帝时(前46年)也颁布诏令不能犯“四时之禁”。

东汉步西汉之后尘,也积极地推行对植物的保护。光武帝于建武四年(28年)颁布诏令:“吏民毋得伐山林”。居延汉简中也有类似的简例: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候,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要求保护树木的命令以皇帝诏书形式颁布,甚至下达到边塞军事基层组织,并要求基层官吏要严格检查,将结果随时上报,可见统治者重视之程度。章帝也多次数降旨,严格禁止春天肆意砍伐林木,以便树木能适时生长。如《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帝在元和三年(85年)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盟阳,以育时物。”顺帝时,山民入山凿石,导致大面积的森林被毁。为控制事态进一步发展,保护林木资源,公元129年(永建四年),顺帝“敕有可检察所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由此可见光武、明帝时保护植被的法令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

许多官吏也积极呼吁保护林木,如董仲舒坚决反对当时春旱烧山求雨的做法,主张求雨时“无伐名木,无斩山林”,以保护山林。贡禹和东汉刘瑜也对当时“掘山攻石,不避时令”破坏山林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第二,重视“时禁”,以求林木资源的长期利用

《礼记・月令》中就有许多涉及护林的民俗规范。如:孟春正月之时,禁止砍伐树木;仲春二月之时,不能损毁山林;季春三月之时,禁止砍伐养蚕用的桑、柘树;孟夏四月之时,不能大兴土木,不能砍伐大的树木;季夏六月之时,正是树木生长茂盛的季节,不能砍伐等等。《吕氏春秋》极力主张遵循以往保护生态资源思想,“制四时之禁”,使“山不敢伐材下水”。它指出:春天草木萌发时,“禁止伐木”和“焚山林”;夏季“树木方盛时”,“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直到冬季,才能解除禁令,允许“伐林木,取竹箭”。

第三,严厉惩处毁林行为

《秦律》中明言:“或盗采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徭三旬。”说明偷盗他人桑叶,尽管其值不屑一钱,也要服徭役三十日。汉代对毁坏林木的处罚也同样严格,如汉律《贼律》记载,若有贼砍伐树木,按照盗窃罪论处。对于肆意“侵夺山林数泽”者,“罪之不赦”。为了保护林木不被损害,专门管马的吏卒甚至不能将马系于宫门的树。而对于那些盗伐皇家陵园树木者,其处罚则更加严重。据《太平御览》引《三辅旧书》记载:“汉诸陵皆属太常,有人盗柏,弃市。”对盗伐松柏者处以“弃市”的极刑,同时失职的官吏也要被免职。可见,对盗伐林木的处罚之严厉。

秦汉时期除了继承先秦的护林制度,保护原有的山林以外,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人工育林造林制度,主要体现在:

(一)提倡发展人工经营的经济林

秦汉之时,在西北、关中、巴蜀及江南等广大地区,有许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据《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等记载:当时的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巴蜀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秦岭山脉的西端有“斜林木竹箭之饶”。吴、楚之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在此同时,人工经营的经济林也多,且分布的范围相当广泛。如《史记・货殖列传》载: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c;陈、夏千树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可见,秦汉时期开始出现大规模工经济林,并产生了许多林木专业大户,专门从事竹木的商品生产与经销活动,促进了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史称:“山居千章之材……渭川千亩竹” 。“江南之楠樟、竹箭……待商而通”。“夫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丈之高,百丈之G,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日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烈然后能致水,油溃⑷牒,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洛……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竟相用之”。

除了这些参与商品流通的人工经济林木,竹木外,秦汉时期的皇宫苑囿里还有很多人工栽培的林木,这些对保护林木资源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秦咸阳宫遗址以及咸阳杨家湾汉墓墓室都发现竹用于建筑结构。汉代的上林苑中也多有人工栽植的名果异木。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修上林苑时,各地官员纷纷献上名果异树,上林苑内栽满了奇花异树。《三辅黄图》卷三还有汉武帝时在上林苑扶荔宫移植南方奇草异木的记载,其中写道:“荔枝自交趾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另外《汉书・礼乐志》、《汉旧仪》以及《太平御览》卷一七三引《汉宫阙名》都说到甘泉宫“竹宫”。《水经注・渭水中》引诸葛亮《表》说到武功水“竹桥”。这些都可反映出秦汉时期皇宫苑囿中有许多人工栽培的林木。

(二)重视推广适地植树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很多关于栽植林木的内容。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有许多表现宅第周围林木繁茂的画面,可以看得出大多树种相同,排列整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当时人们重视推广适地种树。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代为控制全国,打通了全国的交通要道,修路东到燕和齐国,南到吴和楚国。道路宽五十步,两旁都植上青松。秦始皇焚书时,独“医药卜筮种树汁书不去。”可见,秦始皇十分重视发展林木种植。

汉代历朝统治者也鼓励适地植树。《汉书・文帝纪》载:十二年(前168年)诏曰:“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汉书・景帝纪》:三年(前154年)春正月,诏曰:“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这里所说得“种树”,是指广义的栽植,包括劝课农桑,也包括林木栽植。

《汉书・食货志下》载:“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 意思是说,城中的住宅没有种树的就被视为不毛之地,要受罚的。但对于种植的树种没有规定,可以是柳树,也可以是其他的树种。

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在动员民间植树方面作出了重要成绩。龚遂任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东汉初,樊晔任扬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木”。郑浑任山阳、魏郡太守时,得知百姓生活困苦,于是教百姓植榆树为篱笆,并种植桃、李、杏、栗、枣树,后来“榆皆成藩,五果丰实”,于是“得财足用饶”,郑浑也因此迁将作大匠。

汉代的主要交通要塞两侧大都也植树。《三辅黄图》卷一记载,长安城中“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城门亦皆“周以林木”。《初学记》卷二八引枚乘《柳赋》:“漠漠庭阶,白日迟迟,吁嗟细柳,流乱轻丝。”便知民居的庭院多植柳。《古诗十九首》有“郁郁园中柳”,庭中有奇树”,“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的诗句。 这表明汉代长安城和居民庭院多有槐、松、柏、柳等树种。

(三)大量种植边防御敌的军事防护林

当时人工营林规模最大者,当为长城附近的榆G塞,据说秦时蒙恬率军在北边抗御匈奴,曾经“树榆为塞”,就是用人工培植的榆林以为城塞,使得草原骑兵不能轻易南下。《汉书・韩安国传》载,蒙恬为抗击匈奴人,“辟数千里,以河为竟(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能饮马于河。”植榆树形成的密林,成为了防卫线,有效地阻滞匈奴骑兵南下,为抗击匈奴起到了积极作用。汉武帝时代,为抗击匈奴,延长加宽这一带的人工防护林,正如《汉书・伍被传》所记载的“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伤”。这种人工林木带,其实是一条御敌的防卫线,这条防卫线正是由大规模的榆树而形成的。我国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认为,“现在兰州市东南有一个榆中县,其设县和得名,当与这时栽种榆树有关。”“榆塞”后来成为边关、边防的代称。

(四)种植坟茔纪念树

我国在坟茔墓地植树的习俗自周代始。《周礼・春官・冢人》云:“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当时对坟墓的高度及所植树种也有规定,如天子坟高三仞,种松树;诸侯坟高一仞半,种柏树;大夫坟高八尺,种槐树;庶人不留坟,可种杨树。

秦汉时期,在陵墓四周栽植树木已经成盛行一时的社会礼俗。帝王陵墓往往“上成山林”。有学者指出,秦始皇陵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得陵墓园林。《盐铁论・散不足》写道:陵园墓地内,“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潜夫论・浮侈》也说,京师贵戚,郡县豪家,均“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初学记》卷二八引谢承《后汉书・方储传》:方储遭母忧,“弃官行礼负土成坟,种松柏奇树千余株。”《艺文类聚》卷八八引《东观汉记》:李恂遭父母丧,“六年躬自负土树柏,常住冢下。”

参考文献:

[1]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M].三联书店.1981年版.

[2]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