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助推经济升级

4月10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明确自今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纳入试点，并明确择机扩大行业试点。“营改增”政策一旦在全国范围推开，对服务业及企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营改增”给服务业注入活力

中国有中小企业1000多万家（服务业占很大比重），占企业总数95%以上，创造了全国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会惠及更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推动就业和创业，促进大中小企业配套协作、互相支撑，增强整体竞争力和活力。通过将营业税逐步改为增值税，基本消除重复征税并实现公平税负，做到对货物和服务统一征税，有利于防止重产品、轻服务的问题。这达到了简化和规范税制的要求，体现了税改的方向。我们知道，在经济不断放缓，旧的增长模式已显示危机的情况下，以减税来“放水养鱼”，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促进经济复苏最有效的政策之一。

2012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要求完善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结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逐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税率结构和征收环节；研究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范围，完善征税办法。同时，《规划》明确要求各地纠正在服务业领域自行出台的歧视性收费项目，对合理合法的收费项目及标准要按照规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而此次“营改增”政策一旦在全国范围推开，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试点行业税负，而且能够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及其他行业之间税收链条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地发挥增值税层层抵扣、整体降税的优势，有利于试点服务行业开拓市场、增强为客户服务能力、提升行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首先，今年积极财政政策重要着力点之一是结构性减税，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心“营改增”试点的推进，在推动中国经济继续企稳回升的同时，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注入更强的动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必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其次，“营改增”扩围实际上就是通过税制改革和结构性减税为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竞争的税制环境。购买服务可以抵税，激发了企业采购现代服务的积极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第三，“营改增”试点的推进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税制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优化投资结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大力推动中国消费的增长和消费的转型升级，逐步补齐“三驾马车”中的消费“短板”；服务业企业税负的减轻，有利于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综合竞争力，在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同时推动一般贸易的增长，推动外贸结构的转型升级。

打破生产要素价格垄断是关键

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政府制定价格为辅的服务业价格形成机制，规范服务价格行为，实行鼓励类服务业用电、用水、用气与工业同价，这是服务业发展的新要求。我们知道，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即使不能说已完全放开，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是基本放开了。这应该是中国趋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也是我们一再反驳那些认为中国至今没有实现完全市场经济之论调时经常引用的一个论据。然而，我们在生产要素市场却恰恰相反：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放开”，至少也是“基本没有放开”。目前，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民航、海洋航运、金融等七大行业里，并占有垄断地位，另外，在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烟草行业和煤炭行业，也以国有企业（一般是地方国有）经营为主。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些领域进入不够，因此这些行业缺少竞争，反过来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可能并非积极引导，而是某种程度的制约。可以说，这些大部分生产要素市场产品的价格，无不是由政府定价并实行严格管制如此，造成这些产品价格的扭曲，就是必然的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离“完全市场经济”的确还差得很远，最多算是“半市场经济”。

那么，生产要素即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怎么才能实现市场化呢？表面上看，似乎只需要政府放松价格管制，让市场自由定价。但实际上，其本质还是个产权问题。因为这些资源，目前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所垄断，其产品也就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定价。如果不改革这种产权关系而继续让政府独家垄断，单单从定价上做文章，那么，这些产品是永远也不可能有“市场价格”可言，而只有“垄断价格”。这种垄断性的资源价格，一方面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又剥削着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严重扰乱市场，侵害国民经济的肌体，实为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实现中国生产要素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前提在于实体产权改革，否则就是舍本求末。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所实行的却都是那种本末倒置的所谓“资源价格改革”。要实现未来“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遵循“先行产权改革”的路径。否则，如果这些资源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试问，又如何能让市场发挥它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呢？

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推力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一直在强调要“调结构”。那么，这几年中国“调结构”有无取得实效呢？实事求是地讲，是有的。最明显的结构调整就是逐渐开始摆脱以往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内需的依存度有所提升，内外需较以往趋向平衡。但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形势使然的结果：外需并非掌控在我们手中，人家不愿意或买不起你的东西了，你不调整又能奈何？尽管这是一种“被迫的调整”，毕竟也是调整。然而，如果据此就判断中国的“调结构”已取得显著成效，那却是言过其实。仅就所谓的“三驾马车”看，外需的下降，固然由一部分内需顶了上去。但这些内需，大部分是政府主导而非民间的投资所产生的需求，而政府投资比重过大，本来就是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大失衡。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用一种失衡取代了另一种失衡。就民众消费而言，虽然近期略有增长，但要说已有大幅度提升，显然不符合事实，而且要让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力量，即使改革得法，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服务业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其发展水平和程度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是基础性的市场机制而非短期政策调整。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阶段将有可能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相对生产能力过剩逐步减少的局面。由过去的产能过剩经济走向均衡经济，在局部将有可能出现一定的短缺。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外的依赖度将不断降低，而消费（主要在服务业方面）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为更好地推动中国服务业加快发展，需要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大做文章。在现阶段，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知识，更加依赖于无形资产的发展。因此服务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的健全，而且制度创新能够保持和激发技术创新的活力和动力。当前，由欧美经济新的振荡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的波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呈现放缓局面。因此，我们要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经济，拉动内需，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以应对当前金融危机蔓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不断扩大甚至成为全国统一的常态政策的深化，“中国服务”在未来或将与“中国制造”并驾齐驱，成为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

（作者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专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