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绝对”才是文化研究的不竭源泉

2012年，文化研究势头正旺，图书出版依然活跃，一些丛书逐渐树立了在该领域的品牌地位，文化研究继续保持着跨学科的个性和批判的锋芒，对文化与权力、视觉以及传媒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进入消费时代的城市文化、文化空间建构、青年亚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文化研究的两大品牌：“热风”书系和《文化研究》系列

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基本形成了南北两大重镇：南方是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系，以王晓明为代表；北方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化研究院，以陶东风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团队出版的系列图书也逐渐成为本领域的品牌。

先看王晓明等学者的“热风”书系。继出版《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城”长的烦恼》《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等著作之后，2012年他们坚持关注当代中国，关注当下，连续出版了多本书刊。《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王晓明、朱善杰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是我国第一本介绍太平洋西岸各地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文论选集。文化研究在亚洲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贫乏的困境，因此亚洲文化研究之关键在于打破“亚洲”成见，审视“亚洲”内部的差异。同样，《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王晓明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将关注点由亚洲转移到中文世界文化研究的内部差异，向世界文化研究学术界展示了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堪称丰富的特性，显然这种丰富会伴随着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不断探索而越加扩展。就当下而言，世界多格局的形成，并没有改变美国文化全球性绵延的趋势，“美国”已然成为了一个符号，一种欲望，一种生活方式，在人们心中传递着虚假的信念。《生活在后美国时代———社会思想论坛》（孙晓忠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的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化的今天寻求和创造一个新的理想世界和生活法则，它告诉我们：当世界进入到后美国化的时代，危机与机遇并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在发生位移，前途未卜，而这种变动则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唯一优势。

此外，《热风学术》推出了第6辑（王晓明、蔡翔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杂志依然保持着其创刊之初的治学理念，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的同时，也践行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该刊探讨了在后殖民主义、后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性别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等。“文本内外”由对劳动、美与自然等美学问题的再探讨开始，引入了对小说《冷火》的解析。也由此展开了对劳动价值观、劳动概念以及工人阶级的探讨。《视角与方法：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上海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是王晓明团队的另外一本专著，该书立足“中国经验”，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创作环境、时代主题等方面，涉及了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课程改革中的“文学教育”、当下农村初中生的文学环境、说书人改造、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上海工人文学创作、大讲革命故事、后革命时代的教育策略、《朝阳沟》的“乡土摩登”等话题。

陶东风、周宪主编的《文化研究》是国内唯一的文化研究丛刊，2012年5月出版的《文化研究》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要由明星研究、影视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两个专题组成。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娱乐工业、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飞速，娱乐业、艺人明星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掩映在这个“黄金时代”之下的明星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粉丝文化，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亟待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文化研究》第12辑对阮玲玉、郭敬明、韩寒、龚琳娜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明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也探讨了电影明星与中国想象、凡星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大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在塑造国民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已经逐渐取代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成为大众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塑造者，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的研究意义便在于此，“大众文化的价值观”专题则对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国产言情剧的价值观、人物传记电视剧创作的价值观、动画电影长片的价值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是《文化研究》的姊妹书刊。该丛书自2011年开始出版，已经出版了两本。该书推崇有独特新锐声音、见解、观点、智慧的有原创性的文化研究成果，旨在充分展示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的特点，促进国内外文化研究的交流，内含年度论文、文化研究工作坊和信息与资料三个栏目。《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1卷）的年度论文由9篇构成，涵盖了今日中国文学的格局、文化记忆、“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研究与民族志、网络文学、穿越文化、“新时期”电影与农民身体的政治等主题，“文化研究工作坊”收录了《检讨书：公共空间里的私人忏悔（1949～1976）》《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北京鲁迅博物馆》两篇硕士论文及作者的写作过程回顾。“信息与资料”堪称该书的一大亮点，不仅有上一年度的文化热点评述和重要著述的评论，还收录了刘小新、等专家撰写的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区的文化研究大事记。一卷在手，全球的文化研究概况了然于胸。此外，陶东风还出版了博客文集《博言天下》（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收录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化时评。

二、文化研究图书年度关键词

包括上述两大品牌在内，2012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图书围绕着一些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下面撷取其中的四个关键词进行述评。

关键词之一：权力

在整个文化发展历程中，权力与文化的讨论从未间断，但是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模糊———权力的概念到底从何而来？文化权力的理论是否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权力又为何能在文化研究界产生如此大的文化共鸣？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显然，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马克·吉布森，于是他在《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澳]马克·吉布森著，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权力概念。吉布森从文化研究的早期形式进行论证，溯源的目的在于驳斥文化研究是建立在权力概念上的说法。对于权力概念的由来，吉布森从权力概念与国家构成的关系入手，在权力所处的广泛的文化背景之中对权力概念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吉布森自始至终都围绕一个论点，即权力是一种非普遍化的存在，存在于具体环境之中。吉布森注意到权力概念广泛流行的背后所隐藏的“危险”———文化研究对权力的过分关注，所以将文化研究与权力概念相剥离或许更有助于对权力概念的理解。

葛兰西是对文化研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他的领导权理论在国内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继和磊的《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之后，潘西华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又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了多维探讨，从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多维度重新审视了文化领导权，揭示了文化领导权在多学科间的渗透。

同样涉及权力问题的文化研究著述还有《话语权的文化学研究》（陈开举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该书探讨了人们获得更大范围地实现话语权的途径。

关键词之二：城市

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主要城市相继发生转型，但是两位英国学者彼得·纽曼和安迪·索恩利却洞察到了这种相似趋势下的差异，并在《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著，刘晔、杜晓馨、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一书中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世界城市其发展方向是多元的，而城市管理者展示城市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其全球性的指挥和控制功能。和以上学者所不同的是，比林汉姆通过电视剧来观察城市，他的《透过电视了解城市：电视剧里的城市特性》（[英]彼得·比林汉姆著，宋莉华、王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以几部热播的英国电视剧为切入点对城市特性、都市文化进行了批判性解读。

全球化给农村和城市设置了同样的难题，但机会与风险并存。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自身势必发生“创新性”革新。其实无论怎样定义城市文化，可以肯定的是城市文化是消费文化所催生的产物，而以大众消费和符号消费为特征的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局部发达地区城市发展的主要语境之一。季松、段进所编著的《空间研究：消费文化视野下城市发展新图景》（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正是立足于此，该书结合当代中国城市的转型建立起了“消费文化———消费空间———空间消费———中国城市”的研究体系，具体解析了消费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揭示了空间的差异消费、视效消费、体验消费、认同消费以及时尚消费正在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新机制及其为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之三：可参观性及视觉文化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场所在城市化过程中被赋予了多元的文化价值，获得一种“可读的”身份，并借此在“可参观”的新文化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英]贝拉·迪克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的论点值得关注，该书认为，“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但文化可有各种特定的含义。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是文化如何用可参观的形式制造出来以及这种形式所蕴涵的深意。在被展示的过程中，文化有效地成为了某种纵、仿造甚至模拟的东西。于是，世界具有了多重身份，对世界的体验也具有可购买性。当城市开发出都市空间、工厂成为了文化遗产，乡村被划归为不同主题……文化被不断地复制进场所的同时，也模糊了“文化”和“自然”之间的界限。于是文化在这种去区别化的过程中从封闭单一的场所中转移出来，在城市中构成了新的文化中心，即可参观的消费主义空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发问：是谁在建构文化？以怎样的名义来建构？建构出的文化究竟展示了什么？如果说文化的背后是权力的运作，那么文化又在维护着谁？伴随着发问我们陷入了思考，这便是迪克斯的功力。

伴随虚拟空间的产生，人们陷入了一种更加真实的“互动仿真”。文化在“数字化”空间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复制。真实性何在？诚如迪克斯在书中所言：“复制的只是现实的外表和感觉，而不是其本质或对控制的反抗。”突破也仅限于技术层面。何谓现实？何谓再现？迪克斯在书中用一句：“只要关了电脑，人们肯定会看到差别”便给出了答案，一开一关，两个世界，再现无法取代现实，所以虚拟空间无法抹杀人追求真实、感受真实的天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视觉文化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吴婧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一书中对现当代中国传媒文化中的各种视觉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在探讨了这种被观看的视觉文化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以外，还探讨了视觉文化与中国现代意识生成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之四：青年亚文化

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青年文化最能反映社会变化的本质特征。因此，青年亚文化群体对主导文化所进行的抵抗一直是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上个世纪的嬉皮士、朋克，发展到本世纪的涂鸦、恶搞、网络亚文化等等，亚文化发展出形形的风格，对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也让我们发现了亚文化的复杂性以及解读的困难。伴随着新传媒时代和文化符号消费时代的来临，亚文化群体的身份以及其所进行的“仪式抵抗”呈现出碎片化、混杂性、短暂性的趋向，我们需要寻求一条适用于当代社会语境下的解读策略和研究思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孟登迎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3月）便是这样一本及时的著作。这本论文集指出：当我们开始步入符号消费时代之后，亚文化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趋向，风格杂糅是其主要特征。当代的青年亚文化是否真如波尔希默斯所认为的是一个“风格大超市”？又或是其会衍生出什么的新的文化特征呢？这些都包含在班尼特和哈里斯所要关注的问题之中。

和《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一书形成呼应的是，苏州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亚文化个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拍客（陈一：《拍客：炫目与自恋》）、迷族（陈霖：《迷族：被神召唤的尘粒》）、黑客（顾亦周：《黑客：比特世界的幽灵》）、御宅（易前良、王凌菲：《御宅：二次元世界的迷狂》）、恶搞（曾一果《恶搞：反叛与颠覆》）、COSPLAY（马中红、邱天娇：《COSPLAY：戏剧化的青春》）、网游（鲍鲳：《网游：狂欢与蛊惑》）等。亚文化群体正是在这些各异的风格中实践其价值理念，彰显程度不同的抵抗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凯瑟所言，“风格”于亚文化群体而言是一个动词，是一种实现和追求的方式。

有趣的是，不同板块下的文化研究图书关注着类似的问题，彼此也在对话，如《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和《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同样对“他者性”以及他者文化进行了探讨，《被展示的文化》与《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都对文化的可参观性进行了关注等等。这些看似各有侧重的图书之间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化研究的多元性与跨学科性的特征。

2012年的文化研究图书当然并不限于以上几个关键词，比如凯特·麦高恩在《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英]凯特·麦高恩著，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就在书中探讨了多种具有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在作者的笔下，英国电子内裤自虐的男子、7·7事件等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显然这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不无关系：就事论事，绝不空谈哲学。通过观察社会和参与公共事件讨论，麦高恩在向我们宣告：文化批评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参与文化建设。当然也在点醒同行：符号性解读并不是文化批评的最终目的：“作品这一概念所带来的问题是，它把研究的对象看做是某种自足的、固定的、坚实的东西，一旦达到终点就完结、终止”，文化批评如果只是停留在对文化现象、公共事件进行符号性的解读，那么文化批评的未来也只会止步不前。正如麦高恩在书中所言，文化研究关于意义的批判之活力便在于并不存在绝对性的结论，而“关键问题”亦然如此，“没有绝对”才是文化研究之不竭源泉。

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兴起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在未来还要有更长的路要走，立足差异，保持差异乃为中文世界文化研究之不竭动力所在。以上对这些文化研究类著述的归类仅仅是依据个人的阅读经验，相关搜寻和理解势必存在疏漏和偏差。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在文学、政治、历史、视觉、城市政治、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辐射性扩展，也再次感受到了文化研究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