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为媒:度热点出版和文化事件透视

每一年的文坛或出版文化事件向来庞杂枝蔓，没有标准答案：“昆仑”式谬误背后、作家纷纷转型跨界写作、在世作家兴起“建馆热”、于丹入作协引质疑和在北大“被哄门”、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常说，“尘埃乍起是新闻学，尘埃飞扬是社会学，尘埃落定是历史学”。“回味”2012年度这些出版和文化事件，人们还可以说，这是“文化发展的晴雨表、作家心态的指南针、出版冷暖的温度计”。

“昆仑”式谬误背后：拷问学术界浮躁与功利

学术界的浮躁与功利，时常受到世人的批评。其中堪称典型的，莫过于所谓“四大名人”的人名误译问题：一是孙武子（西文译法SunTzu）被误译为“桑卒”；二是孟子（西文译法Mencius）被误译为“门修斯”；三是（西文译法ChiangKaishek）被误译为“常凯申”。2012年新出现的一个是把《念奴娇·昆仑》的作者“”误译成“昆仑”。而闹出这个笑话的人，是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陆兴华，挑出这个毛病的人，是作家马伯庸。马氏认为，这个误译之离谱，可以和当初的“常凯申”相“媲美”。

事件发生后，陆兴华在其名为“理论车间后门”的微博中就网友指责其没有读过诗词这一问题回复：“这首诗没读过……我没读过的东西多着呢，影响了我什么呢？”对于自己出现的翻译错误，陆兴华说：“理解错误和翻译错误今天还在犯，明天还会犯。”针对陆兴华没有公开道歉一事，有网友指出：“其实出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人发现后的态度”，“我们的教授能不能有点治学的态度”？

近年来，进入公众的学术笑话越来越多，简直成了“学术笑话连续剧”，而“同济大学副教授将诗词作者错译为‘昆仑’”，肯定不是学术界的最后一个笑话，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低级笑话何时才能灭绝。在“昆仑”式谬误现象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翻译“机器”的出现，而不是翻译家的产生，这与某些翻译者“缺乏学术严谨”密不可分，而这也显然是受到目前学术圈浮躁气氛的影响。应该看到，老一辈“为学术而学术”的作风正在远离学术圈，相反，学术博名取利的工具属性却日益受到推崇。其实，真正严谨的学术研究，讲究的是“十年磨一剑”，推崇的是厚积薄发。急功冒进、贪多求大，往往是与科学精神严重背离的。

作家转型跨界写作：凸显“自省自励”的勇气与智慧

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推出了儿童文学作品《半岛哈里哈气》，被读者称为“大作家写给孩子们的书”；以《红处方》出名的女作家毕淑敏，则写出了被网友冠以“科幻”标签的作品《花冠病毒》———让人们惊呼“传统作家也开始写科幻小说了”；以古典诗词赏析独树一帜的“80后”当红女作家安意如也推出自己的首部当代题材长篇小说《日月》。著名作家麦家就曾表示，对于“谍战”题材已经疲乏，很想转型尝试写武侠小说，《刀尖》之后不会再写谍战小说。在国外，因“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一举成名的英国女作家J·K·罗琳，正式对外宣布转型跨界———她要摘掉“童书作家”的标签，为成年人写作一本新小说《偶发空缺》……在2012年，国内外作家纷纷“转型”或“跨界”写作。对于作家们的转型跨界，读者或许并不是百分百地买账———有的读者怀疑，作家们放弃自己擅长的领域呈现出来的作品会不会“四不像”？

中外一些知名作家在转型跨界写作方面的探索实践，反映出了他们“自省自励”的勇气与智慧。他们不满足于自己既有的写作风格，不止步于所取得的文学创作成就，而是积极顺应时展，面对阅读群体的变化以及新的阅读需求的出现，努力将自身写作调整到一个新的起点，力求通过自我挑战、自我加压，不断写出有别于以往的满意作品来奉献给读者。这种写作姿态，展示出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性，给读者的阅读增添了新鲜感，也给其他作家积极创新提供了示范。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活跃于国内文坛的一批中年作家，如梁晓声、莫言、李锐、韩少功、余华、何建明等，在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等不同阶段，其实都在进行创作上的某种“转型跨界”。相比传统作家，当红作家在尝试“转型”或“跨界”的时候，背负的包袱较轻，特别是身处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他们不想被读者定位成一种类型，在图书市场摸爬滚打过的他们，也更知道读者需要什么。

科幻文学升温：昙花一现还是重返主流？

2012年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以特选形式刊发了科幻作家刘慈欣的4篇小说———《微纪元》《诗云》《梦之海》《赡养上帝》。这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第一次在主流文学刊物上刊登，也是时隔30多年后，主流文学界再次把目光对准科幻作家。而上一次《人民文学》刊载科幻作品，还是1978年———即34年前四川科幻作家童恩正发表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当年，《珊瑚岛上的死光》一举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掀起一股“科幻文”。然而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科幻文学逐渐变得边缘化，并不被主流文学界重视。2012年科幻文学逐渐升温带来一个疑问，这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科幻文学重返主流的开始？

“今天你科幻了吗？”这句问候语正成为当今科幻热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公司白领、中学教师还是程序员，科幻小说正在一步步走进大众视野，逐渐摆脱“儿童文学”和“科普故事”的标签。能登上《人民文学》杂志，这是一种荣誉，更是对刘慈欣作品的肯定。但30多年来，除了童恩正，也就只有一个刘慈欣而已。在传统文学萎靡不振的大环境下，期望一本文学杂志的关注能迎来科幻文学的春天，未免天真了。

在世作家兴起“建馆热”：借建馆之机反映创作历程有些“操之过急”

进入2012年下半年之时，有关“‘鬼才作家’魏明伦在四川安仁古镇建了一栋二层洋楼，并在2013年元旦展现他自己文学轨迹的个人文学馆就要在这里开张”的新闻和评论屡见报端和网络。不仅如此，在一些知名作家中，更是刮起了一股给自己“建馆”的风气。莫言和实都有了自己的文学馆。尽管贾平凹文学馆也已成立了几年，但又传出消息，贾平凹还准备在自己的家乡商洛建立“贾平凹作家村”……在世作家兴起“建馆热”引发了社会和读者的热议。

一些知名作家希望借建馆之机，来反映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传播自己的文学思想，出发点自然良好。但是，在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作家的个人作品，以及与作家创作过程有关的手稿及相关影像资料时，多多少少也反映出这些创作历程还在继续的作家有些“操之过急”。有网友说，建个人文学馆，不应是在世作家个人的私事。回望过去，鲁迅、巴金、丰子恺、张爱玲、老舍等名家的文学馆、纪念馆和故居，都是在作家逝世之后筹建。

报告文学由“盛”转“衰”：根源是“吹捧文学”糟蹋了形象

2012年8月前后，有关由《红岩》杂志社发起的“红岩文学奖”，拟取消其中的“报告文学单项奖”引发了众多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因为如今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应景之作，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有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业已式微。报告文学作家、《文学报》总编辑陈歆耕表示，报告文学写作最吃力的阶段是采访获取素材，而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吃不得苦，所以好的报告文学越来越缺失。

其实，报告文学由“盛”转“衰”是其越来越成了苍白的“表扬稿”。现在不少单位和个人，都借用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来搞“表扬”自己的形象宣传，致使报告文学大多沦为了“吹捧文学”。而有些刊物为了多收版面费等，也乐得让此类“吹捧文学”登上大雅之堂。如此，就严重糟蹋了报告文学的形象。报告文学是最能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文体，应当着重报告社会中值得称道的人和事等，好的报告文学，应当有社会的担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希望能有更多的好作品，来唤回报告文学的春天。

国内书评写作生态：距离“灌溉佳花”和“剪除恶草”还有很长的路

2012年国内有两件事引发了书评写作生态的讨论：其一，盛大文学宣布投入百万元构建数量达百人的书评人群体，同时将以签约包装推广等形式推动网络书评人的职业化进程，搭建中国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2012年6月8日，盛大文学“招募令”两周后，已吸引3000余位网友提交自己撰写的网络文学评论。其二，2012年6月30日，豆瓣网上一个叫“李小丢”的网友，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影评被一个叫“郭癑”的人抄了。经检索，发现抄袭者为供职某出版社的图书推广经理。她把自己的发现贴到了豆瓣上，更多的热心网友开始检索“郭癑”写的众多书评、影评乃至球评，发现“郭癑”几乎到了“无文不抄的程度”。其抄袭出处，按网友考证，不外乎“百度文库、中国知网与豆瓣”。而这位作者评论的作品，更让人叹为观止，上至文史哲名家作品，下至言情宫斗穿越小说，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涉嫌抄袭之外，更为壮观的是，该书评人的作品，在全国数十家媒体刊发，并同时担任数家媒体的专栏作家。更有热心网友考证其作品一稿多投的“壮举”，从一稿两发至一稿八发，甚至有“中文核心期刊”，也在其列。事件爆发之后，有关“书评人该不该接受出版社赠书”“书评人能不能收出版社的稿费”“书评能不能一稿多投”“书评写作何以体现‘独立评论’”“书评人应该是兼差还是专职”等话题引发人们的广泛讨论。

在读书界，书评人已经被妖魔化为一手拿红包、一手写吹捧马屁文的群体。在中国，因为低价稿酬，尚无职业书评人存在，而书评的独立立场，在诸如红包书评、网络书托营销的现实面前，已经破碎一地，被称为遥不可及的理想。美国的一位图书编辑曾说，书评是文化生态的守护者。又如鲁迅所言，批评家的职责一方面是灌溉佳花，另一方面是剪除恶草；无疑，批评肩负着守护出版界、文化界健康生态的责任。而当下国内书评写作生态，“灌溉佳花”和“剪除恶草”方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伯庸《焚书指南》：既表达个体不满，也代表了民众不满

据2012年8月15日《深圳商报》报道，作家马伯庸的一篇名为《焚书指南》的短文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马伯庸写道：“假如遭遇一场千年不遇的极寒，你被迫躲进图书馆，只能焚书取暖，你会先烧哪些书？如果是我的话，第一批被投入火堆中的书，毫无疑问是成功学和励志书。第二批要投入火堆的书，是各种生活保健书。第三批需要投入火中的，是各路明星们出的自传、感悟和经历。”

无须讳言，我国图书市场本身就是泥沙俱下，跟风之作、替名之作，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之作并不少见，可以说，在表面的繁嚣之中涌动着一股低俗化浪潮———成功学、励志书、生活保健书、明星自传类书籍恰恰是重灾区。站在这样的视野下，《焚书指南》在表达个体不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不满。这样的“指南”正提供了深入反思的契机，不仅是对个体需求的反思，也是对整个出版生态的反思。即便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导致了成功学、励志书、生活保健书、明星自传之类书籍的泛滥，也不能成为我们默认这种泛滥的理由。

于丹入作协引质疑和在北大“被哄门”：名人找“靠山”和公众定位偏差造成的落差

2012年对于丹来说，可谓是“多事之秋”：在中国作协2012年上半年公布的2012年拟发展会员的公示名单中，于丹、作家冯唐、刘慈欣、国际象棋冠军谢军等，均出现在公示名单中。尽管当时公示时间已过，但对于此事特别是于丹加入中国作协一事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于丹有没有资格加入作协？她出版的图书在文学性上该如何评价？舆论有质疑的，认为于丹只是“电视学术明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也有力挺的，认为于教授公开出版了几本作品，且市场反响不错，在写作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加入作协算是“名正言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2年11月17日晚，在北京大学剧院上演的昆曲专场大师云集，精彩纷呈，然而最后却出现了意外插曲：主办方邀请于丹做最后总结发言之时，却被观众高呼“于丹你下去吧”，众人响应起哄，于丹只说了一句“把所有敬意都留给老艺术家们”就尴尬下台。

“于丹入作协”这样一件原本寻常之事，偏偏引来舆论热议，显然是因为公众对作协的社会形象存在误解。在许多人印象中，作协会员的专业应当是文学创作。于丹虽然也有一些作品和一定知名度，但这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从于丹入会的主观愿望来看，期望以中国作协助其维权的因素更多一些，说穿了，就是找个“靠山”。而于丹北大遭呛声引发网友四大激辩———“于丹‘挨轰’该不该”“心灵鸡汤是否已经过时”“北大学生狭隘了吗”“名人崇拜遇冷了吗”。在当下，公众对某些明星人物有很高期待，希望他们“万能”，是“大师”。对于丹的定位偏差造成了某种落差，所以有人对她进行批评甚至责骂。客观讲，于丹教授被称作“心灵鸡汤”的一些观点对社会是有价值的。不过现在盛名之下，她也需谨慎，应该对社会上一些人的质疑有所反省，花些时间充充电，发表一些提升其学术形象的东西。一直以普及者的形象示人，易招致批评和嫉恨，也妨碍她行稳致远。她现在活动很多，战线很长，还有社会职务，需要适当控制。

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既是慰藉和证明，也是肯定和新开始

当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个消息令众多中国文学界人士欢欣鼓舞———对于向来“钟爱”欧洲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来说，这个结果也确实颇令人感到意外。在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宣布结果之前，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文学奖宣布者彼得·英格朗就已经电话通知了莫言，而莫言的反应是“狂喜而又惶恐”。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瑞典文学院的授奖声明还形容莫言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在错过了“鲁郭茅，巴老曹”等现当代中国文学大师后，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花落中国！莫言获得该奖，文学界高兴，读者高兴，纷纷向莫言祝贺，谈论莫言，感叹莫言，敬佩莫言，莫言的著作在书店被抢购一空，出版社连连为之再版、加印，从山东高密到全国各地，莫言成了舆论的热点，真乃一时之盛。高兴和祝贺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尤其是文学界纷纷座谈讨论，分析莫言作品的优长，分析莫言获奖的缘由，并力图从中获得一些有益于文学的启示，极有意义。莫言的小说有两个特点令人刮目相看：一是他的文学反思能力，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深刻洞察与批判；二是他的文学审美能力，每一部长篇都有新奇的结构与瑰奇的想象。从更深层次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

作者单位：中国图书商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