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简介

一、瑞典概况

1、历史概况

公元1100年前后，瑞典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家。1157年兼并芬兰，1397年与丹麦、挪威结成卡耳马联盟，受丹麦统治，1523年脱离联盟独立。1600年至1718年间是瑞典的“全盛时期”，领土包括芬兰、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德国和丹麦的部分地区。1809年瑞俄战争后失去芬兰，1814年瑞参加反拿破仑战争打败丹麦后，夺得挪威，结成瑞挪联盟。1905年挪威独立。此后瑞典未卷入任何战争，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均保持中立。1995年1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同时成为西欧联盟的观察员，此前还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

2、经济状况

瑞典实行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素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著称。在三大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力和机械制造四大传统工业体系。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瑞典加大科研与发展的力度和投入，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交通、通讯、医药保健、信息、环保领域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农业也相当发达，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9％，仅有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以畜牧业为主，其粮食和畜产品自给有余。

3、政治制度

瑞典实行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国王是国家元首，议会是国家唯一立法机构，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履行代表性或礼仪性职责。现在位的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于1973年9月15日即位。长女维多利亚是王位的继承人。议会为一院制，共有349名议员，任期4年。参与议会选举的主要有社民党、左翼党、环境党、保守党、人民党、中央党和基督教等七个政党。

二、瑞典社民党与“瑞典模式”

瑞典社民党成立于1899年。1917年，瑞典社民党第一次派代表参加了联合政府，1920年，社民党开始单独执政；但是，1920－1932年这一段时期政府更迭频繁，被称为瑞典历史上的“政治不稳定期”。1932年，以阿尔宾・汉森为首的社民党通过选举上台后，结束了这段“政治不稳定期”。从1932年算起，瑞典社民党在过去75年中，执政时间长达65年，是瑞典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瑞典模式”是在瑞典社民党的打造之下建立起来的。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主张演变为后来的“福利社会主义”模式，此后，瑞典还探索了“职能社会主义”模式和“基金社会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被统称为“瑞典模式”。

1、布兰廷的早期探索

雅尔马・布兰廷（1860－1925）是瑞典社民党的创立者，社民党成立后任社民党第一任主席，直到去世。

布兰廷的思想经历了早期和晚期的演变过程，其分界线是19世纪90年代。布兰廷早期的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道路是革命和改良并举。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他1886年10月以《为什么工人运动必须是社会主义的》为题的演讲中。从19世纪90年代起，布兰廷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社会改良的方面，认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目标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时期的逐步的工作。另外，布兰廷认为瑞典的社会主义并不效仿任何理论模式，而是建立在经验和生活本身的教益的基础上。这可以看作是布兰廷留给继任者的思想遗产。

2、汉森的“人民之家”主张

阿尔宾・汉森（1885－1946）是布兰廷的直接继承人。1925年，布兰廷去世后，汉森接任社民党的第二任主席。1932年，汉森组织了他的第一届政府，此后连续担任瑞典首相，直至去世。汉森的“人民之家”主张在瑞典社民党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后来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模式。1932年社民党上台被认为是“福利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付诸实践的标志。

早在1928年的一次竞选演讲中，汉森把国家与家庭相比。汉森认为：一个好的家庭没有特权或剥削，只有平等、关心、合作与互助；而国家也同样如此。如果瑞典想成为一个好的“家庭”，那就必须消灭现有的阶级差别，发展社会福利，实行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社会化的目标与“人民之家”主张相比并不实际和紧迫，这样汉森把“人民之家”这些改良措施放在“社会化”这个长远目标之前。但是，社民党并没有赢得1928年大选的胜利。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社民党遇到了一个天赐良机。社民党一方面攻击资本主义政策的无能，另一方面大力宣扬“人民之家”主张是解救贫困与缓和阶级冲突的良药。1932年，随着社民党上台，“人民之家”的构想逐步充实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其指导思想是：“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因为“只有通过共同的劳动，才能减轻负担，奠定富裕的基础，取代阶级利益，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汉森等人认为，问题不在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应当关心近期目标。①

第二，汉森等人的近期目标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1.实行普遍的社会福利，社民党政府的目标就是“满足社会各集团的利益，为普遍的福利服务”。2.实行阶级合作，“社会的进步职能通过各个团体、各个阶级之间的合作来进行”，因此政府愿意支持和鼓励私人企业，它们有长期存在的必要。3.提高所有领域的民利，社民党希望不考虑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维护和发展民主。②

此时，瑞典社民党已将“福利国家”的目标取代了所有权“社会化”的长远目标，尽管他们仍提倡“社会主义”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和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卡尔松与“职能社会主义”理论

英格瓦・卡尔松（1934－）在1982年-1986年任瑞典副首相兼环境大臣。1986年帕尔梅首相遇刺身亡后接任首相和社会主席，1991年大选失败下台，但于1994年大选重新任首相和社会主席。卡尔松是“职能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一些瑞典社民党人把自己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的经历概括为“职能社会主义”的实践。

“职能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创人物是20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理论家厄斯登・翁登。卡尔松在20世纪60年展了这一理论。该理论的要旨是：所有权是一个包含众多不同所有权职能的概念，这些职能可以被任意分割。所有权0并非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而应等于若干职能如a、b、c、……n的相加。其公式为：0＝a＋b＋c……＋n。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没有必要在社会上实行全面的社会化。而只需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如a和b实行社会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意味着，在保留生产资料形式上有资本家占有的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宏观管理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国民经济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工人阶级实际上可以通过国家的立法以及其他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手段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这体现了工人阶级拥有的社会权利，但同时资本家阶级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私人占有性质可以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理论的核心部分在于，它改变了以往社会主义关于所有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理论观点，而认为所有权是可以按照不同的职能加以划分的。卡尔松认为：“职能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了通过对构成所有权的各个职能逐个地进行社会化，既可以避免对资本家的大规模的补偿，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可以渐进地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的目标。它是一条理想又可行的道路。

一些人认为：“职能社会主义”无非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另一种表述，卡尔松本人也持这种看法；“职能社会主义”与这一时期其他西欧国家社会党、工党推行的“混合经济”政策没有太大的差别，卡尔松本人也认为，职能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混合经济的核心”。

实际上“职能社会主义”还是有一些特别之处。第一，和西欧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瑞典的“混合经济”颇具特色。虽然瑞典的国有经济成分很低，但国家对整体经济控制能力却很强。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瑞典工业中，国有经济成分仅占8％，合作社经济成分占5％，其余87％是私有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有成分更是高达90％以上。到20世纪70年代，国有企业比重有所上升，达到20％左右，主要集中于铁路、邮电、动力等基础部门；但在分配领域，政府支配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51％，远远高于西欧国家。③收入均等化制度是消灭不平等的重要武器，它主要包括“团结一致”的工资制度、各种累进税、国家公共开支和补贴等。其中税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瑞典平均累进税率是54％，高于所有西欧国家，主要包括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和资本税。④在社民党人看来，社会公平是瑞典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观，这是实现收入均等化制度的先决条件。第二，“福利社会主义”是有意地避开了所有制问题，而“职能社会主义”把注意力又重新放置在所有制问题上，为后来的“基金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道路。

4、帕尔梅与“基金社会主义”

奥洛夫・帕尔梅（1927－1986）在1969－1986年期间一直担任瑞典社民党领袖，并于1969－1976年和1982－1986年出任瑞典首相。1986年，帕尔梅遇刺身亡，该事件在瑞典历史上产生的震动可以与美国历史上肯尼迪事件相提并论。帕尔梅被看作是新一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他比所有的前任都向左走得更远，被称作是“革命性的改革者”（revolutionaryreformist）。对帕尔梅的这些评价都是和他所主张的“基金社会主义”相联系的。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瑞典模式”经历了“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三个阶段：最初的“福利社会主义”是试图回避所有制问题；“职能社会主义”主张将部分的所有权社会化，而另一部分职能仍保留非社会化，通过这样的办法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基金社会主义”则是要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

“基金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来源于瑞典社民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雇员投资基金”方案。所谓“雇员投资基金”，就是通过议会立法，将企业部分利润由资本家手中转为工人的集体财产，用以进行生产投资，使其成为与资方资本抗衡的一种经济力量和所有制成分。

尽管瑞典有着执政多年的社民党，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成分上，瑞典私人资本的集中程度大大高于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工人运动多次提出要限制社会财富过分集中。20世纪70年代，瑞典陷入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工人运动重新强调了对所有权的改造。

在1971年工会联合代表大会上，金属行业工会提出了“限制财富集中”的强烈要求。根据这一要求，大会决定由工会运动的著名经济学家麦德内尔组织一个研究小组以提供对策方案。四年后，研究小组提交了著名的“麦德内尔方案”。

当时，麦德内尔的报告建议：将企业全部利润的20%转为雇员的集体财产；这部分资金作为雇员在企业的股份，不离开企业。如果按照这一征收率，当利润率为10%－15%时，10年内雇员便可掌握企业17%－24%的股份，35年和25年内雇员基金可占企业50%的股份。麦德内尔强调，该方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作为集体财产的基金决不能被消费掉或归还给以前的所有者，雇员基金所带来的收益必须用于社会全体雇员。

社民党起初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党的领袖、首相帕尔梅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不宜过早做出决定。然而，工会联合会毕竟是社民党的主要支柱，工会要求建立雇员基金的呼声，对社民党自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1976年社民党政府在大选中下台，这是其连续执政4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上的失利，从而加速了社民党向左转的趋势。这样，社民党对“雇员基金”的态度由不置可否逐步转变为积极支持。

1978年，社民党代表大会就麦德内尔报告进行了讨论，原则上接受了麦德内尔的思想，但是认为仅以此报告为基础做出正式决议的条件尚不成熟。此次大会后，社民党对雇员投资基金的态度逐渐明朗化。1980年底，帕尔梅在国际社会党人的一次会议中公开宣布：瑞典的“工会运动和社民党现在一致同意雇员投资基金的目标。”⑤

“麦德内尔方案”公布之后，“雇员投资基金”问题在瑞典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广大工人坚决坚持该方案，认为在企业中通过掌握所有权来扩大雇员的作用和影响是绝对必要的。但企业家们坚决反对该方案，曾组织了一次高达7.5万人的进军议会的游行，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这是自反对越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面对这种形势，1982年秋重新执政的瑞典社民党不顾其他政党的激烈反对，采取积极的态度，使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方案在1983年12月21日瑞典议会上通过，并从1984年1月1日开始生效。这样，酝酿讨论了10余年的“雇员投资基金”获得了法律效力，成为一个“法案”。

“麦德内尔方案”在瑞典国内和国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瑞典的“雇员投资基金”不仅是瑞典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问题，而且也引起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广泛关注。因为它不仅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从纯粹的再分配领域引入生产过程和所有制领域，而且要在改变所有制构成的基础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

最终，沸沸扬扬“基金社会主义”因帕尔梅遇刺而不了了之。1986年2月28日23时21分，两颗子弹从帕尔梅背部射进，穿过胸腔，打断了一根大动脉。帕尔梅由于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于45分钟后离开人世，享年59岁。由于帕尔梅遇刺现场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再加上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瑞典警方一直没有找到这场案件的凶手。所以，直到今天，帕尔梅遇刺案，仍是瑞典历史上最大的悬案。帕尔梅被刺后，他的副首相英格瓦・卡尔松继任首相，执政到1991年，“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被搁置下来。1991年，社民党在大选中下台，由保守党人卡尔・贝尔特任瑞典首相，在沉重的经济危机之下，瑞典开始了私有化运动，原先的国有企业被卖给私人，“雇员投资基金”法案完全被抛弃了。此后，“雇员投资基金”法案再也没有被提上瑞典国家的议事日程。

对于帕尔梅被刺案，我们不能妄加揣测，但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即使帕尔梅逃过了这一劫，“基金社会主义”是否能在瑞典实行？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2月26日，在帕尔梅遇刺20周年纪念日的前2天，保守党的贝尔特写了一篇题为《帕尔梅的遗产》（ThelegacyofPalme）文章来“纪念”帕尔梅。贝尔特认为“雇员投资基金”法案“威胁到了社会的根基”（threatenedtheveryfoundationsofsociety），以致于“1991年上台的中右政府的首要的步骤之一就是去清除基金法案最后的残余，从此之后，基金法案再也没有被提起过。再也没有一个现代的社民党人敢于复活此事。它把他们引入死胡同。”⑥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要用和平、立法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帕尔梅确实“向左走得太远了”。

三、瑞典模式的困境

社会国际的理论家克罗斯兰曾说，对于那些渴望在本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社民党人来说，瑞典几乎成了他们心目中的“麦加”。但是，从2006年瑞典的大选结果来看，情况并不象克罗斯兰说的那样：社民党不但失去了政权，而且选民支持率跌到了35．3％，这是瑞典实行普选权以来的最低点。社民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瑞典大选：社民党得票率创历史最低水平

大选结果在2006年9月17日揭晓，由在野的瑞典温和联合党、人民党、中央党和基督教组成的中右联盟获胜，将取代以社会为主联合左翼党、环境党组成的中左联盟，在今后4年执政。

在全部选票统计完成后，中右联盟获得51％的选票，而中左联盟获得49％的选票。温和联合党成为本次大选的一大赢家，该党获得了26％的选票，比上次大选增加了10．8％，取得国会349个议席中的96席（上届获55席）。中右联盟中的中央党获得29个议席，人民党获得28个议席，基督教获得25个议席。中右联盟共获得178个议席。此次大选也是社民党表现最差的一次，社民党获得35．3％的选票，比上届大选下降了4．7％，获得130个议席（上届获得144席），社民党的联盟党派左翼党获得22个席位，环境党获得19个席位。中左联盟共获得171个议席。⑦

温和联合党同人民党、中央党和基督教组成联合阵线，获得了51％的选票。温和联合党主席林费尔德将出任瑞典未来的首相。

在选举揭晓之后，社民党主席、瑞典首相佩尔松承认大选失败，同时宣布他将正式辞去社民党的领导工作。2007年3月17日，莫娜・萨林当选瑞典最大政党社会（社民党）主席。在当选后，莫娜・萨林表示，她和社民党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2010年瑞典大选中夺回领导权。莫娜・萨林是社民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领导人，今年50岁，是一位经历丰富的社民党人，她25岁进入议会，成为当时瑞典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她曾数次担任过内阁大臣职务，1994年到1995年间曾担任副首相一职。

2、败选根源：瑞典社民党“政治身份的丧失”

瑞典是目前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它的民众依然享受着全球最优越的高福利。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估计会达到4.1%，9月份的失业率是5%，而通货膨胀率不到2%。这些数字会让许多欧洲国家羡慕，连瑞典老百姓自己也颇感自豪。最近的一项调查就表明，94%的瑞典老百姓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看来，问题的根源不在经济方面。

为什么社民党的得票率会创下历史最低水平？本文认为，其根源应该是瑞典社民党“政治身份的丧失”。

自1928年瑞典社会提出“人民家园”理念以来，相继经历了“福利社会主义”模式、“职能社会主义”模式和“基金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尽管这些“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社会福利普遍享用的原则得到贯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瑞典逐渐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让瑞典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长期以来，建立包罗万象的福利体制是瑞典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社民党经过多年努力树立起的“瑞典模式”的精华所在。对瑞典社民党来说，“福利”和“社会主义”之间可以划等号，“福利”是瑞典社民党的标志。

不过，高福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第一，高福利和高税收就好像一对孪生姐妹，而为了支撑福利，政府就不得不加税，这无疑降低了人们的投资冲动。第二，高福利增加了瑞典的劳动力成本，使瑞典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三，福利体制确实有利于社会公正，但过于慷慨无疑会鼓励懒汉，导致生产率下降。第四，高福利使瑞典债台高筑。据统计，1994年，瑞典政府的财政赤字为1900亿瑞典克朗，内债9950亿克朗，外债3850亿克朗，总计达12945亿克朗（约合175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2％。瑞典福利体制已变成了一副难以摆脱的沉重枷锁。⑧

上述情况说明事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需要由社民党向福利制度开刀。但是，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瑞典社民党保持“社会主义”称号的最后“标志”，如果动了福利制度，社民党就失去了政治身份。瑞典社民党在“政治身份”和“福利制度”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2006年，社民党在大选中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

3、模式简评：瑞典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瑞典模式走到今天，确实曾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瑞典模式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有很多独特内因和外因，其中很多因素是其它国家不具备的，因此其它国家对瑞典模式没必要顶礼膜拜、照搬照抄。

从内因看，比如长达200多年没有战争；社民党长期执政；教育普及程度高；国家小，人口少，民族单一，有较为共同的；资源比较丰富等等。从外因看，有两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一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一方面使瑞典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在“中间地带”生存本身也促使瑞典不得不寻找一种不同于东西方两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两种经济模式也使瑞典有了更多借鉴的可能，并因此有了“混合经济模式”之说。二是瑞典的经济模式属小型开放型经济结构，它不可能孤立于西方经济发展的主流之外。整个西方经济于1950年代初开始高速发展，瑞典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然而，这些促成瑞典模式的内因与外因在1980年代末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1990年代，瑞典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瑞典报纸上曾经刊登过的一幅漫画：画中的瑞典是一个背着沉重包袱走上赛场的运动员，那个包袱就是高税收、高福利、高工资。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竞争中显现出来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瑞典作为一个小国，不可能独立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如何在经济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保持完善的福利制度成为当今瑞典社民党的困境。瑞典社会执政的时间很长，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还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因此很难说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其它国家在探讨瑞典模式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注释：

①②③④张契尼潘琪昌编：《当代西欧社会》，东方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79、179、194、195页。

⑤转引自《国际共运》1986年第2期，第46－47页。

⑥KarlBildt:theLegacyofPalme,。

⑦新华社记者马世骏：《瑞典大选结果揭晓》，。

⑧丁刚：《瑞典向“福利病”开刀》,《人民日报》1995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