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羽的诗歌意境论

摘 要：宋代诗人及诗歌理论家严羽在其诗歌理论专著《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以悟论诗”，把诗歌意境概括为“气象”、“兴趣”，强调了诗歌意境的重要性，对他所推崇的几种诗歌意境作了分类分析，并提出了诗歌意境的最高境界，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论。本文拟探讨严羽诗学中的诗歌意境论，并考察佛教禅理对严羽诗论的影响。

关键词：严羽 《沧浪诗话》 诗歌意境论

严羽字仪卿，号沧浪逋客，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及诗歌评论家。他的诗论专著《沧浪诗话》包括《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涉及诗歌创作论、诗歌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诗歌理论范畴，并阐释了历代诗歌体制的流变和分类，对某些作家作品的真伪、讹误作了一些考证[1]（P322）。他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的基础上，“以禅喻诗，以悟论诗”[2]，在推崇唐诗的同时对宋代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对其以后明清的诗歌创作及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历来对严羽诗学的研究既多且深，本文拟对严羽诗学中的诗歌意境论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严羽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古代诗歌意境论的丰富与发展。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论独有的一个概念。关于意境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先秦老庄和《易经》等对言与象、象与意等关系的阐释，如《庄子·齐物论》中就有关于“自由之境”的讨论。汉代佛学传入后，佛家修炼达到的境界也称意境[3]。魏晋时期，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开始将“境”的概念用于诗歌理论。到盛唐以后，文学意境论开始全面形成，首次正式提出“意境”概念并将之用于诗歌理论的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不过，他提出的“意境”只是诗歌境界中的一种，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意境是有区别的[4]（P216）。王昌龄之后，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观点，发展了意境论。中唐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在《诗品》中进一步发展了意境论，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观点[4] （P217）。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为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重要范畴。严羽把诗歌意境概括为“气象”、“兴趣”，强调了诗歌意境的重要性，并对他所推崇的几种诗歌意境作了深入的分析，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论。

一、强调诗歌意境的重要性

他在《沧浪诗话·诗辩》中指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1]（P316），认为诗歌创作的方法是体裁、格调、风貌、形象和意境、音韵，这也是学诗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气象”是指风貌、仪态，近似于风格，“兴趣”则指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相结合而构成的鲜明生动的形象和意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情趣[1]（P316），二者都涉及到了诗歌意境的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所以，“气象”与“兴趣”可以看作是严羽对诗歌意境的精炼概括。

在极力推崇唐代诗歌的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时，他强调了诗歌意境的重要性：“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1]（P320），认为诗歌重在表现出意在言外、含蓄蕴藉、难以言传的“兴趣”。他进一步指出，盛唐诗歌的妙处便是创造出了“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P320）的意境，这是一种空明超脱、不可捉摸、语言凝练而韵味隽永的优美、深远、浓郁的意境和境界。他认为，盛唐诗歌正是因了对这一“兴趣”的一唱三叹的创造、对诗人真实情性的表现，才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盛世。由盛唐而反观宋代，严羽指出，盛唐诗歌的这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般的“兴趣”（即意境），正是宋代诗歌所缺少的。所以，他反对宋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这种引经据典、抽象说教、卖弄文辞的诗歌，让人反复诵读也不知其用意何在，他感叹说：“诗而至此，可谓一厄”[1]（P320-321）。

严羽关于“兴趣”的论述，既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优秀经验，也是对前人诗歌理论中的意境说的发展与完善。

二、论述诗歌意境的类别

唐人司空图在其《诗品》中详细论述了诗歌的二十四种艺术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对蕴涵着“韵外之致”的诗“味”（意境）的体悟，认为不同的诗歌风格也就蕴藏着不同的诗歌意境与诗美境界。严羽继承和发展了司空图的诗歌风格与诗歌意境观点，对于司空图分类过细的二十四诗品作了适当的归类与全新的诠释。他指出：“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1]（P316-317）。从严羽对诗歌风格与意境的这九种类别的论述来看，高、古、深、远、长、雄浑、悲壮均为雄壮浑厚、空旷深远的诗歌意境，其他诗歌风格与意境仅涉及飘逸、凄婉，可见他的分类并未涵盖诗歌所有的意境、风格。

不过，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的诗歌审美倾向与审美标准——推崇深厚、博大、浑然天成的境界。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进一步指出，“汉魏古诗，气象馄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在气象不同”[1]（P316-317）。在他看来，汉魏古诗的混沌、建安的风骨、陶潜的自然、唐诗的气象，都达到了深厚、博大从而浑然天成的境界，这是宋代人的诗歌无法企及的。他指出，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雄浑壮阔而不锋芒毕露、含蓄深妙而不雕琢奥僻、质朴自然而不浅俗浮薄的诗才是值得欣赏和学习的。

三、提出诗歌意境的最高境界——“入神”

严羽在对诗歌意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的最高境界——“入神”，这也是他的诗歌评价的最高标准。

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指出：“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诗歌的最高造诣便是抒情、写物能达到神妙的境界，而此境界只有唐代的李白、杜甫能达到[1]（P317）。这种“入神”的境界既包含了空明超然、含蓄蕴籍的“兴趣”，也涵盖了雄壮浑厚的“气象”，是他对意境的最高要求。

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入神”的境界呢？他提出“妙悟”、“熟参”的方法。

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P318）。“妙悟”本是佛家语，意即敏慧善悟。严羽认为，诗歌创作要能敏锐善悟，要能敏锐地观察生活，善于体会、领悟其意义，捕捉其中有价值的素材，才能在诗歌中创造优美的意境。只有“悟”才是诗歌创作的内行，才是诗歌创作的本色。这种将禅理的“妙悟”用于诗歌理论并将其推至如此重要的地位的观点，是前人未曾提到的，当是严羽的独创。

他还指出，对于前人作品，只有经过“熟参”才能“悟”出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并从中学习前人写作的特点和经验。“参”本也是佛家语，指集人坐禅、说法、念诵。他认为，前人诗歌亦有高下之分，汉、魏、晋的古诗和盛唐诗歌气象博大、形象鲜明，当属诗歌中的上品，要求年轻人学诗应把学习汉、魏、晋、盛唐当成正路[1]（P323）。他指出，江西诗派推崇黄庭坚，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这影响了宋代的诗歌创作，以致出现了剽窃模拟的作法；四灵派专师贾岛、姚合，诗风纤仄、清苦。在严羽看来，这两派师古门径不对，不仅气象不足，而且形象苍白贫弱，意境不足，这对宋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1]（P323）。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要“熟参”前人诗歌，即仔细研究、比较思考，分出其优劣高下，进而悟出优秀作品的妙处并加以吸收。

四、佛教禅理对严羽诗歌意境论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禅理对严羽的诗歌意境论有一定的影响。

严羽自恃才高，但却一生际遇不佳，流浪江湖。故其诗作中颇多怀才不遇、感时伤世之作。悲观失意的他对佛教有了较多较深入的研究，佛家教义于他当然不仅仅是安慰。而禅理的影响也深入到他的诗歌评论之中。

在《沧浪诗话》中，他认为禅理与诗理是相通的。《诗辨》中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1]（P318）。“第一义”是佛家语，指至上至深之理。他认为汉、魏、晋与盛唐之诗是属“第一义”的好诗，而唐大历以来的诗歌则属于不及“第一义”的“小乘禅”。又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提出“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这里的“妙悟”、“熟参”都是严羽取佛家禅理以论诗，可见禅理对严羽诗学的影响颇深。在论述诗歌意境时，他所推崇的空灵超然的意境也有佛教禅理的印迹。可以说，佛家禅理在他思想中的影响太深，以至论诗也以它为思想基础。

严羽以禅喻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艺术的某些本质，但也使他的观点失于虚幻，显得“迷离恍惚”，这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1]（P325）。

尽管如此，严羽的诗歌意境论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黄昌年.试论严羽诗论的主旨[J].船山学刊，2006（1）：108.

[3]曹廷华.文学概论（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8.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