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作者起码应是合格的公民

对写作者而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文体宿命，有的人优雅，精致，喜欢不时翘着兰花指，然后作温婉状，这样的人大概适合写散文。而我是一个粗糙的人，易怒，敏感，爱发不平之鸣。愤怒出诗人，愤怒出杂文。这个世界是如此粗砺，我做不到无动于衷，也无法保持心平气和。甚至可以说，在这种状态的漫漶下，我时常焦虑，沉重，悲伤，痛苦，处于煎熬之中。当然，杂文不只需要愤怒，没有真情怀，没有真思想也很难写出好杂文。就这一点，我需要做太多努力。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开始接触杂文的，毫无疑问的是，在我年少时，从父亲订阅杂文类报刊起，我就结下了和杂文的不解之缘，从整个中学阶段到工作后的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和杂文的蜜月。也许，这一生再也难以割舍。

知识分子不好当，杂文作者也不好做。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低俗价值的反对者。杂文作者尤其如此。无论何时，无论何种处境，只要是杂文作者，就要和权力保持距离。被权力豢养的人，充当权力的帮凶、帮闲，无论多么文采飞扬，多么才华横溢，都不配称为杂文作者。和权力保持距离不是独善其身，是为了更好地审视和监督权力，更便捷于挑剔权力。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杂文作者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鲁迅“吟罢低眉无写处”的无奈和悲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不仅使我们得以窥见许多真相，也使我们的思想丰盈许多。同时，现实是如此粗糙，无论是人性的庸常之恶还是权力的为非作歹，杂文作者只要有赤子之心，就不愁找不到题材；不幸的是，历史的行进不是一往直前，杂文作者面对的时弊早已有之。今天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许多阴暗面，我们习以为常的，或是我们大吃一惊的，翻翻鲁迅书里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大致都曾涉及过，抨击过，无待于今之作者哓哓也。

也许正因为历史如此吊诡，杂文作者才越发具有使命感。君不见，近几年，一些土皇帝挥舞着权力大棒，钳制公民的发言权，从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到海南的“儋州网案”、安徽的“五河短信案”、山东的“高唐网案”，再到西丰警察进京抓人案，权力之嚣张，文网之密布，不能不让人拍案而起。除了权力作恶，还有为虎作伥者，比如多年来，帝王剧热得灼人，有的甚至以历史正剧出现，这就更具蛊惑性，仿佛“一日无君则惶惶然”。只为君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成了一些文化人的集体自觉。

此外，杂文作者在新时期仍然具有启蒙的任务。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只能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今之世，我们头上没有了辫子，但一些人脑子里还有辫子；我们无须下跪，但一些人的膝盖还是习惯性弯曲。诚如学者汪丁丁所言，举目四观，许多国民还是怀着那样的心态，还是除了仰脸横行的时候就是低头顺受横行的时候，还是缺少那种不肯仰脸横行且不肯忍受横行的国民。

所有这一切，无论是警惕权力的恶，还是与为虎作伥者较量，乃至完成新一轮的启蒙，杂文作者都责无旁贷。

同时，我们还应意识到，在经济挂帅的语境下，在为稻粱谋的压力下，有的杂文作者慢慢趋于保守，开始乡愿、犬儒。杂文作者可以沉默，但不能说谎；可以追求物质，但不能拜物；可以选择迂回，但不能躲避；即便驯服不了权力，也不能被权力驯服。当今之世，我们固然做不到也不必像鲁迅那样煮自己的肉，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但我们总得有表达言说的欲望吧，总得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吧。不如此，言论的天花板就不会越抵越高。

当然，如果实在不济，我们承载不了巨大的使命，我们得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吧。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千差别，万差别，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具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到底包括哪些呢？窃以为，要有独立的个体意识，积极的权利主张意识，追求普适价值观念的意识。如果每一个杂文作者都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每一个公民都具有如此的公民意识，岂不是国家之幸、社会之幸、杂文之幸？

作者漫像 ／ 杨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