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作者出书的难与不难

继《美的反弹》、《美的突破》之后我又出版了《美的颠覆》，一个杂文作者能在十五年之内出三本杂文集，这于我该知足了。杂文集不是市场化的书，也没有哪家出版社会主动为我出书的，我的三本杂文集都是北海市作协和市委宣传部资助出版的。

一本二十万字的书，就算是丛书的书号外加印刷、设计、校对等费用，少算也要一万五千元左右，不是官员与大款，喜欢用这种方式出书的人还真不多。这样印出来的书也没人要，就算自产不难，可自销难呀。我的第二本书出来时，有朋友帮忙介绍了一家书店，为我代销，书店的人让我办个交书手续。我说不用了，五十本书，就是都卖出去也就一千多元钱，你们谁卖出去谁就要吧。书店的人翻了翻书说，这样的书卖不动。我说：“这样吧，如果谁要是选中了我的这本书，你就说，作者白送了，但前提是不许回去散布。”卖书的小妹笑着说道：“散布也没风险。”我估计她在想，如今这傻子也能出书了，要不然咋遇到一个自费出书白送人的呢。

说句实话，我出杂文集真的就没想卖钱，如果诚心想卖出去，多了难说，卖回成本还不难，找两个小老板，外加一个有钱的单位就搞定了，可书要是到了他们手里，再一转那就到了“破烂换钱”人的手里了，那就不如我先存着了，就是守株待兔也能遇到几个知音吧。

出第一本书时家境还贫寒，我就“死不要脸”往外推销了一些，还算略有盈余。出第二本书时，作协补助了书号钱，我就不好意思再“经营”了，不到三年也基本都被人要光了，我也不会随便给人的，假斯文的人瞒不过老夫的眼睛，有资格读杂文的人我和他聊上几句就知道。北海市凡是订阅《杂文选刊》的人被我发现一个就送书一本，把我的杂文集给这样的人没错，即便他不会如获珍宝，也会惊讶一句：“哇！你就是阮直呀！”我不会夸张，因为《杂文选刊》为我“免费”做了十五年“广告”就是不见“产品”，谁都好奇。我第三本书的书号、印刷费，宣传部承担了大头，自己只拿零头，既然不用为出书的钱操心了，我就不会再干为卖书操心的事了。我是傻人，但这事我不傻。求人舍出的脸皮成本可比卖书挣回的钱大多了,我算得开。别人向我讨书，他起码要赞美我几句，写杂文的人也爱听顺耳的话，人真是无奈。

老夫我真是幸运，如果没有北海市作协与宣传部的资助，就没有我这三本书。其实不是所有的作协与宣传部都会帮着杂文作者出书的。全国近四百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北海是个例外。就像买绝大多数是不中奖的，不中奖是常态，中奖是个例。北海市作协主席、宣传部副部长邱灼明是个诗人，也兼职广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知道我的杂文与他的诗歌对我们的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有异曲同工之效，他懂得杂文的批判也是一种大爱。所以哪次作协出书审读时他都没“枪毙”我一篇稿子。北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廖德全也是位学者、作家，他的杂文比我的杂文还尖锐，我做编辑时对他投给我们报纸的杂文都不敢发，我就说：“你要是换成真名，我们老总也不敢说不能发你的稿子，可你用的是笔名，我没法发了。”最后是他无奈。廖德全就是个杂文大家，他的杂文也发在《杂文报》、《杂文月刊》、《杂文选刊》、《随笔》、《美文》、《中华散文》上，还连续几年入选漓江出版社的“年度随笔选”，并荣获过“三峡风”全国杂文大赛一等奖，倡导并支持过我主办两次全国性的杂文研讨会。这样的学者型官员本质上就是个知识分子。由他主政北海的文化事业，所以才能一次拿出十五万元为北海的作家们出书，这样重视文化事业、扶持作家成长的官员不会是普遍现象吧。

我的这三本书中的文章都是各报刊发表过的，都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底线承受得了的。傻人是不会用巧劲的，傻人的杂文也毫无技巧。就像唱歌，底线是有的，声调也定好了，就这样的高度了，允许你有各声部的唱法，但唱出之后必是和谐的，你才会得到评委们的高分，才能进入下一轮继续唱，你嗓子再高也不能跑调吧。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能唱出自己的风格就行。如中国的京剧、西洋的美声，都不是真嗓子发出的“原生态”发音方法，可是在“反串”之间，在“花腔”之间，也会博得一片喝彩。我力争让自己的杂文唱出原生态，不反串、不花腔，高度有顶不跑调，低度有线要出声；利益上与大众捆绑，语言上与民间粘贴；把道理说得实在，把文章写得好看，把形象揉入其中，若能一路形象到底更好。我从写杂文那天起就知道我在学识上先天不足，就是送我出国十年寒窗打造，我也不会学贯中西（也没这样的傻子干这样的傻事），我只求真嗓子发出“原生态”的唱法就行了，为的是人间正义。当今杂文家幸运的是，读者对杂文的渴求要比杂文家们创作的动力澎湃得多，每一个有正义感、有公正心的人，每一个血色还红着的人，都渴望着更真实的声音有一天能成为主旋律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