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现实主义及其“修正主义国家论”

【内容提要】进攻现实主义在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基础上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上，它秉承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思想，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问题上则回归了经典现实主义，却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体系结构与权力最大化命题的结合是进攻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一大创新，但该命题关于“修正主义国家”的立论存在逻辑演绎上的缺陷,其“中国修正主义论”更乏严谨性。

【关键词】进攻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论；中国修正主义论

问题的提出

现实主义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的理论学派，在与其他流派的理论交锋中广受诟病，但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就此沉沦，也在寻求发展和完善其理论体系。近年，该流派又以新的面目呈现于学者的视野，它的最新发展形式正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旁征博引，追溯150多年来的大国角斗规律，力图证明该理论对大国关系的缜密解释力。进攻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可归结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为生存而担忧，体系中没有维护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感到满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除非一国统治了整个国际体系。由于任何国家至多只能获得地区霸权，因此，大国毫无休止地追求权力最大化。[1]

较之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结构性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经典现实主义将国家性等同于人性，强调国家的“权力欲望”，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的“权力意志”；防御性现实主义则摒弃了“国家内在的侵略性是由于被灌输了权力意志”的假定，强调无政府状态的体系结构迫使国家追求“生存”这一目标，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不多于生存所需要的量；而进攻现实主义在“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上，秉承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思想，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则回归了经典现实主义，却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2]

与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米尔斯海默对国家间关系的认识也建立在对国际体系的基本假定之上：国家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永远无法把握他国的意图、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在同一前提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却迥然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首要顾虑是维持其在体系中的地位，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大国极为关注均势，用兰德尔·施未勒的话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带有一种明显的“维持现状的偏见”。[3]相形之下，进攻现实主义则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的最佳生存之道是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取权力，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安全竞争连绵不断。”[4]可见，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完全充斥着安于现状的国家不同，米氏的理论中只有修正主义国家，而修正国际体系的候选国就是崛起的大国。因此，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均势”律是不可能改善安全困境的，国家必须采用“推卸责任” （buck-passing）甚至“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等诸策略来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5]不过，有学者批评米氏这种为“国家行为扩容”的做法抹杀了现实主义一以贯之的“个性”，模糊了现实主义与其他流派的界线，是对现实主义的明显背叛。[6]

必须承认的是，将体系结构和权力最大化命题相结合并由此引证“修正主义国家”论，从理论上说是进攻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一大创新。但遗憾的是该理论在这一立论的推演过程中存在着逻辑缺失。 笔者这里无意对进攻现实主义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及其赖以建立的基本假定进行颠覆，单就其中的“修正主义国家论”提出一管批评之见，进而认为基于这一命题得出的“中国最具修正主义意图”的论断不能自圆其说。

进攻现实主义逻辑下的“修正主义国家论”

经典现实主义强调，追求权力是任何国家的本能。但在宣示这一前提时，同为现实主义阵营的学者对“权力满足”和“权力欲壑难填”的国家有却不同的认识。汉斯·摩根索指的是“现状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弗里德里克·舒曼说的是“满足”和“不满足”国家，亨利·基辛格则将其区分为“现状国家”和“革命国家”，而尼古拉斯·斯巴克曼认为，有些国家特别具有对抗性，另一些国家则无这种嗜好。[7]无论使用何种标签，这些分类已足以说明，有些国家是不受权力最大化动机所驱使的。

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里，现状国家的概念越加令人困惑。它认定“所有国家都追求权力最大化……国际体系中不可能有安于现状的国家。”[8]现状国家在进攻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实际上是一种悖论，因为一方面它认为所有国家都是权力最大化者，都具有修正主义野心，而另一方面它又承认一个重要的例外，即当一个国家获得（地区）霸权后，它将停止争夺权力，而设法进行防御，试图阻止另一地区的另一大国建立霸权。[9]而迄今只有一个大国美国成功获得了地区霸权。言下之意，当今世界上，除美国外所有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

事实上，“国家需要多少权力以及多少权力才是国家满意的度”这一核心问题正是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的分歧所在。后者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前者认为，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10]按理说，检验这一流派两种分野的最好例子莫过于美国。如果说世界上有某个国家已无安全之虞，那一定是美国，“美国至少在过去一百年里一直是西半球的霸主。”[11]假若美国的安全合理地得到保障后仍继续追求权力，那么进攻现实主义就得到了证实。事实上，美国的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确实可为进攻现实主义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其他较弱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理所当然是为安全所需。如此一来，进攻现实主义对强弱国家的相似行为应该都能给予恰当的解释。可奇怪的是，米尔斯海默却把美国从自己的逻辑中“豁免”了，认为它在获得有史以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区霸权后，有一种规避增加权力引诱的自制力。[12]

何谓修正主义国家？大多文献将其看作颠覆和破坏国际体系主要法则和规范的国家。因此，它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但这些文献并不承认，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反过来也受到国际体系的威胁，在蔑视或敌视其他国家的同时，它也是对方挑战的目标，二者相互威胁而非单向攻击。与修正主义国家一样，所谓现状国家同样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抗争，同样不会满足已有的权力而放弃从体系中争取更多权力的动机。[13]

因此，国家体系的非稳定状态并不是那种“崛起的大国挑战现有霸权”的观点所能解释的。然而，现实主义文献中有一种明显神话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偏好，认为一些崛起大国的权力增长不足以消除它们的不满情绪。持续的不满与不断增加的国家权力相结合，只能意味着崛起的大国对居统治地位国家的更大威胁，甚至是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14]而进攻现实主义拓宽的“修正主义国家”名单又把这一偏好推向了极端。

如何判定一国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不满，并因此获知它具有挑战体系中法则的意图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解答：修正主义国家施加威胁的国际社会由谁构成？国际社会共享的核心准则是什么？伊恩·约翰斯顿（iain johnston）认为，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国际准则往往与最强大国家之意愿、利益不一致。[15]

正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米尔斯海默在谈到美国个案时，明显支持“霸权国家一定是安于现状的国家”的说法，且有学者附和说：霸权国家从定义看不可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这一角色只能由实力相对较弱的新兴大国扮演。[16]如是看来，有关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是否挑战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争论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按理说，霸权国理应担当起支持和维护这些准则的责任。如果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建立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的国家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法则，人们自然会得出与美国完全相反的结论。事实上，很早以前，中国就倡导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家行为准则，大多数国家（当然是发展中国家）赞同这一主张。相比之下，美国宣称其对外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宣扬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试图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就算美国这一对外政策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也很难说它的这一计划是安于国际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

中国有“修正主义”意图？——五大国比较

一国被认定为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影响非常巨大。原因在于，在大多数关注权力分配的人看来，如果一国被挂牌为现状国家，那么即使它实力赶超霸权国，这种权力增生也未必预示着战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即属此类。相反，当一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一旦其实力超过领头羊国家，势必意味着冲突的迫近。[17]这一论断意味着，权力分配未必是解释国际体系稳定与否的决定因素，而新兴国家的属性——修正主义还是现状国家——起决定作用。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悖论：国家的可能意图比客观权力更重要。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实际上继承了这一衣钵，在他的理论逻辑下，“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野心勃勃的大国。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18]米尔斯海默表面上强调追求权力是国家的一切诉求，实际上他仍然肯定了动机在其理论中的价值，因为他的理论明显是拿“中国当前仍不具备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这一前提预测未来中国权力增生后的图景，即强调中国未来的意图。[19]这就无疑为中国创设了似是而非的命题：如果未来中国强大了，它将觊觎地区霸权；倘若它仍然弱小，必然胸怀嫉恨，挑战国际体系。无论哪种情况，中国都被贴上“不满意”的标签。

一国是否具有修正主义倾向，必须在特定的国际共同体及其共享的规范和准则下接受评判。由于一国融入国际共同体和接受国际准则的态度会因时间而改变，任何给定的测度标准都可能不完整、不精确，因此，对其修正主义与否的评估有必要置于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分析。迄今，最接近国际共同体的机构无疑是联合国。我们不妨把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做一对照，看五大国谁更具修正主义意图。

一般认为，具有修正主义意图的国家往往与国际社会不和或意向相左。安理会这一政府间组织中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对提交理事会的各种议案都具否决权，否决票大体上能反映出一国对国际体系的满意度。[20]

表1表明，在联合国的头10年里，苏联无疑在政治上挑衅并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取代苏联成了投否决票最多的国家。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美国所投的否决票比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和还要多。单是从这一数据看，就很难证明中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只要研究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模式，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国际公约是各国意图的表述，加入和批准这些条约，就能很好地证明一国是否认可多边准则，接受国际行为规范。当一国抵制或退出政府间协约，就足以证明其无意履行集体决策。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拒绝加入自身提出的国联，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退出了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华盛顿向联合国各类国际公约的相继发难也是有目共睹的。

也许一国由于特殊原因而反对某特定的公约未必是不正常现象，但是，倘若一国频繁排斥国际准则，就不能说是融入国际社会的行为。再譬如，美国一再宣称保护和改进人权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但从上表看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签署了六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签署了六个中的五个，而美国对其中三个表示反对。当然，所有公开表示赞成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国家未必都是安于现状的国家，但是，不愿承诺履行国际责任的国家就更难说是安于现状的国家了。

一般认为，修正主义国家一定会采取显著的步骤发展和维持军事能力，一心追求侵略的修正主义国家会不断增加军事开支，力求超越对手，而置外部环境于不顾。

表3数据显示，俄罗斯将国家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的比例最大。这一状况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如此。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最小。冷战结束后，中国的防御开支也是各大国中最低的。中国非升反降的军事开支比例无疑证明了美国学者伊恩·约翰斯顿的论断：“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中国的军事开支并没有达到有人指责中国的经济正军事化并有意制衡美国权力的水平……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证据显示，尽管中国与一些国家有过领土争执，但它既主义图谋，也无帝国野心，而且就重大全球事务来说，人们会发现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合作，更愿意融入国际制度框架。” [21]事实上，除了上述指标不能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论”外，还有其他指标可以旁证这一结论的轻率。比如说，我们可以一国过去向外扩张还是收缩领土、向海外派兵的数目、军事争执或战争的次数、成为政府间组织的成员国次数等等，来衡量其究竟是安于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者，似乎这方面的数据都不能证明中国具有这一资格。

必须承认，任何理论都有其缺陷，事无巨细都要求理论给出满意的解释显然过于苛刻。反之亦然，像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以其简单化逻辑预测和定性一个国家的意图也是不恰当的。米尔斯海默也承认，进攻现实主义不可能回答国际政治中的所有现象，“理论之所以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原因在于它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只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变数。”[22]而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意图时，他却轻易地简化了现实。

[1] 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

[2] 见王义桅、唐小松：《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评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8页。

[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26;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4]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8－19，49页。

[5] 米尔斯海默列出了一系列大国行为：战争、讹诈、诱捕、坐观血腥厮杀、建立均势、绥靖、推卸责任、跟着强者走等。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二章：“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第五章：“生存战略”。

[6] 批评者是针对米尔斯海默此前一些论文中的观点进行驳斥的。见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1999.

[7] 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publisher, p.50-51; frederik l. s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destiny of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1, p.75; nicholas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p.108;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castlereagh, metternic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5, p.66.

[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6－47页。

[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7，53－54页。

[10][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20页。

[1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页。

[1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页。

[13]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 rienner, 1991, p.308.

[14]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power is not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2, no 4, august 1998, p.511-516.

[15]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4, spring 2003, p.57-85.

[16] woosang kim,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5, october 2002, p.658.

[17] 见ronald l. tammen and a.f.k. organski,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p.131;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2, january 1992, p.235.

[18]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44页。

[19] 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十章：“21世纪的大国政治”。

[20] 关于安理会政治的讨论，见erik voeten,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logic of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4, december 2001, p. 845-858.

[21] iain johns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39.

[2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