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西部文学的新疆域

西部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中最具中国乡村文学多种特征的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相对于以往西部书写的辉煌，显然有些面目不清，给人力不从心、渐行渐远之感。最近，文坛对短篇小说《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载《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的关注和热议，引发了许多人对西部文学的重新思考。有专家认为，作家秦岭的这篇新作属于当下“并不多见的西部叙事”“堪称个例的大爱叙事”。该作在西部文学的空间日渐狭窄的当下，无疑拓展了新的疆域。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西部那难以想象的贫瘠、荒凉和广大农民的生存形态，曾为坚守在这片土地上思想的歌者、灵魂的舞者提供了描绘西部乡村得天独厚的“富矿”，由此，我们也在西部作家曾经庞大的队伍里，领略了张贤亮、实、贾平凹、路遥等西部作家劲旅笔下丰富多彩的、如歌如泣的西部生活图景。但是，近些年来，也许是西部风沙的日益肆虐，也许是文学本身的沉沦，也许是物欲社会的冲击，更多的西部文学显得潦草苍白、表里不一，甚至陷入了某种程式化和以“苦难”、“死亡”、“农民工”、“伦理变异”为主要元素的叙事窠臼，干瘪的西部大地上，似乎再难寻觅文学甘霖的芬芳。相对之下，迟子建笔下的关外乡村、刘庆邦笔下的三晋乡村、陈应松笔下的荆楚乡村，倒是承载了历代文学先贤的遗风，不断有崭新的文学气息喷涌而出，让西部文学的近期面貌相形见绌。曾经一度，秦岭在“皇粮”、“乡村教师”系列小说中对西部乡村叙事的探索和努力，尽管或多或少弥补了西部文学在某些领域的缺憾，也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甚至被专家誉为“在秦岭的小说中可以找到中国农民”，但放在中国传统乡土小说的大背景下观察，仍然存在着揭示社会矛盾有余而呈现心灵温度不足的缺憾。这一点，秦岭自己显然已经很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在他的短篇近作《杀威棒》（《201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集》）、《摸蛋的男孩》（《北京文学》2012年第4期）等小说里，明显看到了他在把脉历史、审视乡村、关照心灵、纵深驾驭方面的自我反思、超越和提升，到了《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这一变化尤为明显，为西部文学注入了一片亮色。

蛮荒并不意味着人性的沦落，困顿锁不住灵魂飞翔的翅翼。在《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西部大地、西部农民和西部生活，也感受到了与之相关的生态、生存和生命，还感受到了西部人骨子里颠簸不破的坚韧、粗粝、温情、悲悯、大爱和包容。我们欣喜地看到，西部大地上可爱的狐狸出场了，美丽的西部女人出场了。一切都是那么符合现实的逻辑，一切又都是那么不动声色，一切都在西部风情中平静地亮相。为了肚子里的生命，为了一口水，怀孕的母狐乘专门捕杀狐狸的猎人不在家，冒着巨大风险钻进了同样怀孕的女人家中，两位“母亲”在彼此提防中“同病相怜”，在的灵魂隔绝中又惺惺相惜。女人每一次艰难的努力都是为了母狐以及母狐肚子里的狐仔，而母狐带来的杜鹃花和“香味儿”，都是为了和人类达成某种心灵的默契。有谁知道，就在这人与兽大爱的交融里，残酷的人类正在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以谋取高档狐狸皮制品作为审美，以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作为精神向度。在真诚与虚伪、善良与残暴、包容与苛刻的博弈中，两位西部大地“母亲”的身上，折射的却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最基本的生命原则和情感姿态。为了彼此的尊严，两位“母亲”都不幸殒命于水缸之中。这样的死亡与这些年西部文学中那种司空见惯的所谓“死亡”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狐之死，折射的是人（狐）性深处最为耀眼的光亮，蕴蓄着持久的、永恒的心灵温度，让我们感受到了西部文学与众不同的魅力。

如果说，阅读《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是我们对西部文学的另一种发现和关注，那么，那种唤醒的力量还容易让我们想到对过往经典的阅读记忆，比如鲁迅的《药》，《药》中之“血”，就是一种对麻木民众的心灵唤醒。而人狐的死亡气息，在处处充斥着物欲权欲的当下，何尝不是一种唤醒呢？这种唤醒的力量，来自于平平常常的西部生活，来自于西部文学对生活独特的判断和续写。我注意到，许多专家在评价《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要补充的是，小说还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和自然界休戚与共的强大力量。这一层，我们很难在同类小说中见到，这是秦岭作为思想性作家的重要贡献。

《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为我们打开的心灵记忆，还远不止这些。回想以往有关狐狸的文学定义，往往想到的是狡黠、肮脏和刁钻：那巧言骗取乌鸦嘴中肉食的丑态，那忽悠单纯小鸡的卑劣，那在狮虎之间挑拨离间的吊诡……但我们同样也不会忘记，在蒲松龄笔下，几乎所有的狐狸都是美丽、善良、温情的化身，鞭笞和颂赞的背后无非是针对人性的审丑和审美。狐狸始终与女人联系在一起，那周身流露的极致细腻与无限温柔，那痛彻心骨的情感演绎，唯美得让人崇尚万分，钟爱有加。《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虽然与蒲氏视角有异，但在对社会矛盾以及人性的揭示层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狐毕竟是兽，但兽性与人性恰恰在某种特定的场合竟是如此的契合和相通。同处一片山川，同饮一眼山泉，同为身怀六甲的母亲，困境同临，间少去了往日的敌视与杀戮，转而是孕妇奋不顾身的拼命施救，故事就在这样一个如此偶然又如此必然的上午展开。同样作为西部干旱地区的中国公民，我们早已对水缸中淹死、困死人、狐狸、黄鼠狼的现象耳熟能详，大凡这样的故事，本质上的主题是单一的，但秦岭赋予故事的内涵却具有辐射性、延展性和附加性。置身资源近乎枯竭的自然，人不易，狼亦不易，狐更不易，面对日渐转型的社会，的困惑既客观存在，又富含主观外因。对苍生的关注，对生命的悲情，对生态的忧虑，让作者的生命意识、宗教意识、乡村人文意识永远定格在那个上午。作品构思之精巧，题材开掘之深邃，在同类题材中，显然高出一筹。

西部文学应该有西部文学的审美和特质，《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人狐的心理动态、环境描写、情节铺陈、人物对话及至釉亮的水缸、破旧的脸盆、怒放的杜鹃、守望的香炉、苍凉的崖畔，无不弥漫着浓郁的西部乡风、乡俗和乡情的因子。作者在小说的首尾，安排了来自生活原生态中最为简单的、一字不差的对白，宛如一段收尾呼应的古老的、质朴的民谣，呼应了西部生活中最具本质的形态。而水缸、杜鹃花、破脸盆、香炉等西部生活的“道具”，既是简陋的生活实物，又寄寓着丰富的象征性，使情节在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上，处处叠加着西部风情的意象特质，增强了小说的某种诗性。水缸既是整个事件的提挈者，也是人狐命运的终结者；黑色幽默的葬礼既是一次对死者的埋葬，同时也是对人性大爱的涅。小说弥漫的那种魔幻、寓言意味，非常吻合西部的乡间民俗，使小说的主题在不确定性中呈现多元、多义的庞大信息量。披览通篇，那扑面而来的西部生活的气息中，隐现着西部历史的背影，投射着西部现实的容颜，低吟着西部乡村的传奇。我身边的读者说：“这是近期读到的最有味道的西部小说。”所谓味道，我想，必然是那种西部的味道。

《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无疑是西部叙事的重要收获，为我们把脉西部文学的现状、展望西部文学的前景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深入研究其多元、多义的文学表达，必将对我们有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