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可以怎样面对改革

时间:2022-07-25 01:13:30

教师可以怎样面对改革

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算起,各个层面和不同角度、不同规模的教育改革从未间断,至今已经持续超过35个年头了。这就意味着,现在“战斗”在一线岗位的广大教师,要么开始工作于教育改革时代,要么读书、成长于教育改革过程之中。当年的新教师已经面临退休,一批又一批的新教师走上工作岗位。在时间流逝、代际更迭的不知不觉中,“教育改革”已经从一个高大不可及的神秘字眼,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教育实践。我们熟悉了各种教育改革的话语,也不再陌生各种教育改革的理念,同时也习惯了亲历亲为参与各种教育改革的过程实践。

“教育改革”成为教育日常,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也不完全是一个好现象。“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本身就潜藏着一种主体判断或者批判能力丧失的风险,比如,把“教育改革”本身作为一种“想当然”的正确,从而对改革本身的理念、方式、价值、效果等合理性,难以唤起和保持起码的警惕和自觉。“改革即革新,改革即发展”,只要是“改革”,就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反过来说,只要是反对或者抵制改革,就是保守的、消极的,就是阻碍教育发展的,都是需要消解和根除的阻力和情绪。这么多年来,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形成和拥有了这样的认识定势?以至于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人人在改革面前,似乎只剩下诺诺称是的义务、埋头执行的责任,而没有了“说不”的勇气和权力。

理论上是这样,实践中也如此;研究者不自觉,实践者也迷失。

研究的从众、实践的一窝蜂,大概是我们最不陌生的现象了。

教师群体对教育改革的信从和顺应,跟教育理论的导向、改革舆论的造势关系密切,而“防教师”的改革设计,最终完成了对教师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塑型”。

虽然“防教师”的改革很早就开始受到诟病,但作为一项公共事业而非“私人志趣”的教育活动,在最终旨归和具体实践过程中,秉持“成教育之事”的原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成教育之人”的意图与目的包含其中,是对过度执着于“事”的一种纠正,但“成人”和“成事”并不相互抵牾。“成人”逐渐受到重视,是时代趋势,不可违逆。但这里的“人”,更多指向的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教师是成就学生的、是成就教育的,教师的自我成就只是一个附带的过程,而很少,或很难被教师之外的人,也当作被成就的目的。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动摇和制衡,一直是,也将继续是无法否认或消解的现实境遇。

值得欣慰的是,教师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师本身的权益和需求,已经开启了启蒙的过程。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推进,需要教师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这种认识和观念正以毋庸置疑的“定论”姿态,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受众。认识还在继续深化和拓展中。维护教育的公共属性,成就教育事业,并不等于可以无限度地侵犯和牺牲教师的个人生活空间和水平。当需要推进一项变革时,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教师参与、执行;当改革受挫时,更多想到的是教师在其中负什么样的责任,他们为什么不能很好地按照“预设”执行下去;当把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关联一起时,似乎只要教师一拒绝变革,就等于拒绝了专业发展。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教师是不仅是被需要的,教师也是有需要的。把教师作为一个能动的生命体看待,就会多一点对教师需要的关注和尊重,而少一些咄咄逼人的“理论的”和“行政的”自信,甚至是自负。

教师愿意不愿意参与变革?他们能不能拒绝变革?他们对变革的“消极反应”或者思想行为的“惰性”,难道没有任何合理性?他们对变革的投入、对专业的成长、对个人生活方式和生命质量的提升,能不能取得被承诺的效果?

我们不妨让教师从自己的角度,思考和回答下面的问题。

问题一:从个人主观意愿的角度。你想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改革吗?如果想,为什么想?如果不想,为什么不想?改革意愿的有或者无,强或者弱,以及意愿的改变,都受什么因素影响?工作年限,生活状态,年龄增长,健康状况,工作氛围,团队影响等等,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问题二:从改革的现实动力角度。你可以不参与、不进行任何改革吗?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又为什么?或者换一种方式来提问,自己改革的动力到底来自哪里?是工作中遇到了不得不通过改革谋求解决的问题,还是源于外部的要求或者压力?比如在众人皆改革的环境中不参与显得另类或没有进取心,或者主管部门以及领导要求,等等。用一句话说,作为教师个体或者群体,有没有不改革的自由或者选择权?

问题三:从改革的效果角度。你觉得你参与的改革是必需的或者是有效的吗?如果是有效的,取得的成效是什么?是对谁、对什么目标来说有效?是满足个人发展需要、教育评价需要,还是其他?

改革的主观意愿反映的是对改革的情感、态度问题,是对改革认同和接纳的基础;改革的现实动力反应的是教师自主性的有无和多少;改革的效果则检验一个实践过程有没有价值、有多大价值、有什么价值。教师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不仅反映教师和改革的现实关系,而且也会给理论研究和管理,带来不一样认识教改的视角和信息。

教师眼里的改革,和其他人期待的改革,可以是不一样的,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教师要工作,也要生活。专业和职业规范和职责会要求教师“做到什么”,但教师本人还需要考虑“做到它”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职业生活和非职业生活,一起构成教师的丰富人生,二者相互依存和影响,但终究不能相互替代并完全模糊了界限。即便是大多数教师成为了改革的“发展受益者”,但“专业发展的受益”与个体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之间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即便关注教师的私人生活和闲暇生活,但旨归仍然是为提升职业或者专业水平,在理论研究中是必要的,但如果作为现实中的价值导向,也许是需要检讨的。此外,任何教育改革,也不能通过制造“失败者”的方式成就“成功者”和教育改革的成功,无论成功者是多数还是少数。

改革的必要性在于除积弊,求发展――这是最基本最前提的原则。但是,就如不是所有的教育行为都合理有据一样,教育改革作为教育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也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就隐含着这样一种可能:不是所有的教育改革都是需要参与、值得参与的;基于理性地向不适合的教育改革说“不”,也就不都是消极的对抗,还有可能是积极的、有品质的思考和行动。

那么,一个成熟或成功的教师,就不仅会工作、会生活,而且更会处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不仅能接受变革,而且能反思变革、选择变革并向改革说“不”。

35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长度,无论对具体的教师个人而言,还是对整个的教师群体而言。这个时间限度里发生的和继续在发生的种种变革,已经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重新认识教育改革过程、理念、行为和结果的基础,也为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在变革中的需求、权益提供了必要条件。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促成认识上更富理性的积累和观念上更具智慧的沉淀。

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我们是否已经有了积累和沉淀?有了哪些?

面对当前和未来的各种教育改革,我们可以怎样面对、需要怎样面对?

现在是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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