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井离乡繁华梦

在高度连接的今日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现，创利最丰的出口商品是人。外籍劳工与他们的家人必须竭力处理一宗不可避免的得失交易：用感情的损失换来物质的收获。

阿联酋的正午时分是菲律宾的下午四点，这意味着特蕾莎·克鲁兹家的老大老二该已放学，回到了抚养他们的姨妈家里。特蕾莎住在迪拜——阿联酋人口最多的城市，离菲律宾6900公里远。她39岁，在迪拜一座豪光闪烁的大型商场某分区做服装店售货员。她的职责包括展平衣物、打单收款、整理单据，以及在客人进店时微笑。她每周站着上六天班，周五休息。

所以星期五中午是特蕾莎定好的时间，她要在此时与11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见面。而由于她在外国打工——身为时下成百上千万远离祖国求职、寄钱回家的打工大军之一员——她以海外劳工的现代方式来实施这次见面：拖一只塑料矮凳到电脑前。电脑装在一套刨花板桌具里，照着她与其他四人合用的卧室。她登录Facebook，点了视屏聊天按钮，躬身贴近屏幕，等待。

我第一次陪她一起等时，她大中午还穿着睡衣裤和布偶棉拖。与她共处一室的有丈夫路易斯，和她一样已离开菲律宾多年；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三岁，一个还没断奶；剩下一个常常换，是受克鲁兹夫妇所托、在他们上班时来看护孩子的。（本文没有用他们的真名，以使这家人免受潜在的烦扰。）这个月的保姆是个年轻的菲律宾女子，此前因为受不了一户本地雇主的糟糕对待跑了出来，偷偷到克鲁兹家托身，在全家人的床垫与卧室门之间挤了张钢丝床。小婴儿正在长牙，脾气很大，特蕾莎把他抱在大腿上哄着，两眼盯紧电脑。

屏幕上终于有张脸显示出来，却是她妹妹，俩孩子的姨妈。孩子们还没回家，妹妹说。她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吃完饭再打吧。”她用塔加洛语说，然后就退出了。

特蕾莎的肩膀耷拉下来。她转到女儿的主页，看见状态是“与人交往中”，吓了一跳。“也许她是说着玩儿的。”特蕾莎说。女儿的喜爱列表中有贾斯汀·比伯，还有美剧《欢乐合唱团》。她还关注了一个有许多成员的Facebook小组，里面的人都有个相同之处：家里有人在国外打工。那些大人们认定，要想达成身为一名称职父母所应提供的条件——付课本费、奉养老人、让孩子有一天能上大学——唯有走背井离乡打工这条路了。

我和特蕾莎在迪拜结识后相处了不少日子，只有一次见到她情绪失控。那次她聊起十年前在菲律宾的一个晚上，她站在自家门外，看着街道上每一户人家挂的圣诞彩灯：每一户都有，除了她家。“我们一无所有。”她说。脸上突然一阵抽搐，她哭了起来。

“离家前我听说过许多关于‘外国’的事。”特蕾莎告诉我，“我听说，一到了‘外国’，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人们口中的“外国”就好像自成一个国家，一个源源喷涌美好物品的地方：金手镯，高露洁牙膏，盐渍牛肉罐头。特蕾莎和十个兄弟姐妹一起在距马尼拉一小时车程的某市长大，那里有些人家的石头房子就是用“外国”的钱盖的。“我们的房子是木头的，而且非常老旧。”特蕾莎说。有一年季风来时，她和妹妹合住的卧室里，一堵浸得透湿的墙塌了。“接着圣诞节来了，”她说，“我站在自家房子门前，对自己说，‘拿到第一份工资，我要买圣诞彩灯。’”

第一份工资是在当地做一份卖运动鞋的工作挣到的。刚刚高中毕业的特蕾莎，没有能力把家里的木板墙换成更坚固的石墙。但她买得起一串彩灯。她把它们钉在房子上，摆出一株圣诞树的形状。“我自己动手干的，”她说，“然后我走到屋前，看看那里的灯，于是对自己说，我能做到。”

就是在那一晚，特蕾莎断定自己足够能干，可以去“外国”。

为了改善生计而迁移的举动，同人类历史本身一样古老。但时至今日，跨国移民的人数之巨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庞大的人流和金钱流在活动，其全球范围内的复杂多变性不下于天气系统。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输出志向远大的贫苦劳工，以之换回赖以发展的金钱。这种收入以汇款的形式由打工者传给家人，有的通过电子银行服务即时完成，有的则托人亲手送达。通过无数人的涓滴累计，这类汇款如今构成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资本。在许许多多涌出钱财的地方——最富裕的、肯为生计窘迫的外国人提供工作的国家——当中，居于榜首的是美国。

但是，世上没有哪个城市像迪拜那样，用那么多21世纪的国际劳工填满一个大富大贵的空间。如果你以常规方式抵达——下飞机穿过其广大的国际机场——你在走到路边的出租车停靠点之前就能碰见上百个像特蕾莎和路易斯那样的打工者。在机场“星巴克”倒咖啡的女青年是菲律宾人或者尼日利亚人。在卫生间拖地的是尼泊尔人，或苏丹人。在高速路上向迪拜市中心疾驰的出租车司机来自巴基斯坦北部，或斯里兰卡，或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

还有车窗外那些看起来凶霸霸的、后现代风格的摩天大楼呢？形似一柄大斧头的这一座，或者像在20层楼高的一摞煎饼顶上放了个巨型高尔夫球的那一座呢？都是外国劳工盖起来的——大都是南亚人，印度的、尼泊尔的、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的。如果是白天，空无一人的工地巴士会停靠在大楼骨架的阴影里，等着在黄昏把工人载回集体宿舍去。宿舍挤得像监狱里的囚室，可他们大多得按规定住在那儿。

外来劳工的居住条件差，这在全世界都不是新鲜事。但关于迪拜的一切都是夸张的。这个城市的现代历史只有半个世纪多一点儿，始于附近阿布扎比油田的发现——当时那里还是一个独立的酋长国。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是六个酋长国的集合体，第七个于次年加入。而由于迪拜的油储量相对微薄，其皇室便把阿联酋刚分给他们的那一笔石油横财用于建设，将这个巴掌大的贸易城市改造成一个国际商业之都，令举世瞩目。以大手笔著称的迪拜室内滑雪场只不过是一家购物中心的一个分区，而迪拜的商场星罗棋布，这家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那家建有三层楼高的水族馆和一座足尺足寸的冰球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也在迪拜，汤姆·克鲁斯在《碟中谍4》里还到它外墙上出风头来着。不论游人的目光落在何处，几乎一切都是豪华新鲜的。

为打造当代迪拜出谋划策的那些人决定，他们梦幻般的城市应该由其他国家的劳工来兴建和服侍——可用的阿联酋人太少了，一个新近暴富的国家怎么会让她的成年子民去给人端盘子，或者在48摄氏度的酷热中浇水泥呢？反正请得起外人来做这些事。于是他们把这件事也以夸张的手笔做成了。在迪拜的21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是阿联酋人。其余的都是在全球经济下借来的劳动力，签临时合同打工，都对自己永不能获得阿联酋公民身份这件事心知肚明。

他们所寄身的这个社会，就像如今借助外国劳动力的大多数海湾国家一样，其等级分隔之严不下于19世纪工业时代的美国，而且许多划分方式也与后者相同：按种族，按阶级，按国籍，或按英语流利程度。在迪拜，专业人员和管理者基本来自欧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挣钱多到无法被归入“打工族”的白人。他们可以凭借高薪把全家人接来，可以开大越野车、住豪华高层公寓或景观别墅。负责为他们做饭、看孩子、扫街、在商场服务、在药房拿药、在冰场开整冰车、在炽烈阳光下盖摩天大楼的，则是打工族——换个说法，就是推动迪拜运作、同时把工资寄回遥远家园的那些人。

不过，工作、薪水和GDP并不是这篇文章的正题。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关于家庭纽带、冲撞的责任和忠诚，以及兼顾家人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的艰难——有时候，我们这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就像是专门为了拆散家庭而设的。大多数海外劳工都有一段这样那样的难言家事，而在外籍劳工极其密集的迪拜，克鲁兹一家的日常生活中有个方面令他们觉得格外幸运：夫妻俩能共处一室生活。有段时间他们全部的子女都在身边，这对打工族来说是罕有的福分。但是第四个孩子的到来——克鲁兹夫妇所奉行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禁止避孕——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路易斯以前结过一次婚，已经有个孩子留在菲律宾了，这次又把两个较大的子女送回了家。每次我跟特蕾莎说起不能跟女儿和大儿子在一起生活的境况，她就会面无表情地僵住。“非常不好过。”她说。还有：“我觉得他们跟我妹妹过得不错。”还有：“在那边他们还能学着做个菲律宾人。”

迪拜宏大的圣玛丽天主教堂内，周五下午的弥撒是用塔加洛语（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完成的。一周的各个时段安排了多种语言的弥撒，有英语、僧伽罗语（斯里兰卡）、法语、阿拉伯语、泰米尔语（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马拉雅拉姆语（喀拉拉邦）和孔卡尼语（果阿邦）。有个星期五，教堂的长凳上挤满了教区民众，特蕾莎和路易斯跟其他来得太晚没座位的人一起站在门口，一面瞅着走来走去的三岁儿子，同时聆听扩音器里的讲话。布道的是托马西托·韦纳雷西翁，负责这个教区的菲律宾裔信徒，不妨称他为“汤姆神父”。他以塔加洛语说，他最近学了个新词，“忠贞恐惧症”，指的是对于身处专一亲密关系中的畏惧。

你们千万不要患上忠贞恐惧症，汤姆神父宣讲道。你们千万不能容许自己说，海外劳工的家庭都很坚强，而你这个实际上的海外劳工却软弱。特蕾莎和路易斯对视了一眼。神父并没有直指出轨行为，但他们都听懂了他的意思。几乎每个身在阿联酋的菲律宾人都熟知这样的事：某个朋友或亲戚，或在菲律宾，或在某个海湾国家，通过交往情人来维持两地远隔的婚姻，而汇款照旧流动。“别忘记你留在家里的人，”汤姆神父说，“别忘记你来到这里的原因。”

在一个外籍劳工占主体的城市里，这类事情几乎是主旋律：你来这里的原因，你留在家里的人。它们往往如出一辙。我的女儿们，我的丈夫，我的父母，我的仍在村子里过活、恐怕现在染上了毒瘾的兄弟。因为我想让那个弟弟上高中。因为尽管我们在这边要八个大男人挤在一间四人宿舍里、不用整桶肥皂水浸泡就去不掉脏衣服的臭味，但老板管吃管住，我可以寄更多的钱回家。因为即便我的老板不包吃住，我还可以跟别人合租同一间卧室的同一张床、上白班和夜班的室友倒替着睡在上面。因为我的妻子怀着孕，我们为宝宝的未来担心，哦对了，我现在把妻子的照片收在我衣箱里而不是挂在床边的墙上，我怕屋里别的男人看着她想入非非。

因为这就是我父亲教给我的养家方式——在他30年前离开我们的时候。他离家远走，挣到四倍于国内的工资，把钱寄回家。

在马尼拉的一些地方，整条街上几乎每家店铺门口都贴着诱人的海外招工广告。“沙特阿拉伯，30名三明治厨师；香港，150名家务助手；迪拜，游乐区服务员，蔬菜包装员，瓷砖工，稻米采购专员，女清洁工（长相端正），冰雕师/水果雕花师。”诱惑菲律宾人出国的工作机会指向遍布世界的目的地。但最显眼的广告是招工去海湾地区的，尤其针对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

路易斯小时候，父亲正是找了这样一份工作，成了迪拜的一名电焊工。他再也没有回国定居，如今只在偶尔休假的时候回趟家，跟那个仍然是他妻子的女人聚一下——菲律宾法律不允许离婚。路易斯和四个兄弟姐妹从小到大习惯了父亲的缺席，但非常讨厌这样。“送他走的时候全家都要去机场，”路易斯告诉我，“每个人都得跟他拥抱亲吻。这时候最让人受不了。所有人哭成一团。”

像许多长期贫穷的国家一样，菲律宾已渐渐对这种循环往复的离别产生了依赖。该国对于海外打工族有一个官方缩写：OFW，即“海外菲律宾劳工”，这个称呼常常带着一圈光环，他们对家庭和祖国英雄般的奉献备受赞美。马尼拉国际机场专门辟出一块地区设立了OFW中心，另有多家公共机构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料理他们的各种需求——其中有菲律宾海外劳务局，以及海外劳工福利局，都是拥有数以百计员工的大机构。

路易斯22岁时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仍住在马尼拉南边那个脏兮兮的城市里。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每天挣4美元。过日子勉强够，却无法营造像样的生活——比他父亲当年的水平差得远。塔加洛语中有个俗词，叫做“从沙特挤来的金汁子”，它是2007年一部热门电影的片名。电影讲的是一名从沙特阿拉伯返乡的打工者的艰辛历程，而菲律宾人至今仍用这个词来指代由家人在海外打工而实现的好生活——高档的鞋子，不会坍塌的墙壁——尽管它们实际上可能是“迪拜金汁”或者“卡塔尔金汁”。

从与水相接的熙熙攘攘的商业街拐入一条狭窄巷道，就能走到克鲁斯家的小楼，这里如今吸饱了沙特金汁：豪华沙发，宽敞的房间，光鲜气派的书柜里摆着DVD播放机，装了棚子的露台俯瞰着河道里四季常在的渔网。路易斯的姐妹中有两个已上了大学，还有一个正在学习牙医技术。

当年还是路易斯的父亲在回家探亲时审视了他的境况，并看出第一任儿媳似乎过日子并不上心，便建议儿子到迪拜去找份薪水高的工作。“他了解我的情况，”路易斯说，“于是我母亲带我去了招工中介。”

路易斯还记得他在迪拜打了几星期工后，第一次给家里寄钱的数额：350美元，几乎相当于他以前三个月的工资。他把钱直接寄给母亲，用来供养她、女儿和姐妹们。他想出了整周连续工作、不歇班的法子，来挣更多的钱。他打的第一份工需要在沙漠里使用焊枪，“你要是不戴手套，连自己的帽子都不敢抓，”他回忆道，“实在太热了。”

那时他孤独得要命，但毕竟收入很可观。他有父亲作伴。过了些日子，他弟弟托马斯放弃在菲律宾谋生，也到迪拜来了，把他自己的妻子和一个女儿留在身后。

尽管如此，这仍是个关于爱的故事，而且就打工族的一般情况而言算得上美满了。路易斯正在海湾地区工作的时候，特蕾莎以出色的表现通过了马尼拉招工中介的面试。初到迪拜，她被安排到商场工作，路上瞥见热气蒸腾的室外建筑工地，帮助她打消了顾影自怜的念头。她上班的地方有空调，而且头几个月就住上了女宿舍的二人间——这是许多新来的女性打工者享受的特殊福利。宿舍的休息环境是她所见过最好的。

她欣幸于没有摊上放逐般孤苦的家政工作。菲律宾人英语好，又是出了名的和善可靠，所以找他们做保姆的雇主很多，这并不限于海湾地区的国家。菲律宾出国打工的人中，将近半数是女性，常常是被国际社会对阿姨、护士和老年人护工的需求扯离了自己的家庭。但特蕾莎听过许多给外国人做家务的打工者的故事，知道自己做不来这种工作。幸运的保姆能找到以礼相待的善良雇主，但太多的时候都处境凄惨：休息时间的剥夺，毫无情面的尊卑，女主人的诟骂，男主人的骚扰。

特蕾莎还有自己的手机——保姆圈中的另一桩可怕事是雇主们经常没收手机，从而让她们更专心干活、更离不开主人家。每次她到货币兑换所去把工资换成寄回家的菲律宾比索时，都会留够自己的花销，来买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攒上一阵子，在少数值得庆贺的场合，她还会买一点金首饰。

而且，由于在迪拜打工的菲律宾人有男有女，人数众多，特蕾莎后来认识了一些相投的年轻朋友，他们纷纷从员工宿舍搬出来，合租拥挤但气氛融洽的公寓。恋情可能会在这里萌发，却肯定少不了麻烦——大多数男性在法律上是已婚状态，在家乡有他们要寄钱供养的人。

当特蕾莎在一次生日聚会上遇见路易斯时，他仍是有妇之夫。但他又高又帅，有灿烂的笑容和垂到眼前的长发。而且虽然祖国的法律不许离婚，却允许拿定主意的人撤销婚姻。（我问汤姆神父，他在圣玛丽教堂收到多少份撤销申请，他深深叹了口气。“跟你实说吧，这儿就跟离婚工厂似的。”）

所以事情的发展是：为了给家人一所不怕淋雨的房子而在离家四个时区的地方打工的特蕾莎，嫁给了一个打小就明白每年只见父亲两次是什么滋味的男人。但他既能适应环境又能吃苦，如今已找到了在室内干活的工作，地点还是在他当过焊工的那家工厂。他喜欢做饭，这让特蕾莎又喜又羞，因为她自己做的饭可不敢恭维。他还知道在哪些商店能买到猪肉——藏在单独划分出来的特别商品区里——以及菲律宾人吃惯了的青芒果和干虾。

上班的日子，在商场的排排货架间轻手轻脚地走动时，特蕾莎已学会一眼辨认出日子不好过的菲律宾保姆：她们照管着别人的小孩，女雇主走在前面趾高气扬地挑衣裳。有时候，她会大着胆子在雇主背后用塔加洛语低声打个招呼：“嗨，老乡。”你还好吗？你的工作苦吗？你为什么不回家？“她们会说，‘我不能回。家里有需要。’”

什么需要？一个不大懂事的倾听者可能会问。他们需要这些东西多过需要你吗？但所有打工者都知道，“需要”很复杂，而且有诸般转移变化。吃饭、上学、看病，以及不会塌的墙壁是家里需要的；面子也是。重建家里的房子，不能弄到半截停下来。把孩子送进更费钱的好学校，接下来年年要付学费。许配给好人家的女儿或姐妹，接下来就要一笔钱办体面的婚礼（说不定还得置嫁妆）。我在迪拜和菲律宾都曾听人抱怨：期待和依赖会转着圈儿越涨越高，汇款换来的财物变成了缺席父母的替代，有时家乡的亲人还把你看成是一部不能停工的取款机。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到菲律宾旅行，在路易斯家附近碰到他们的一个熟人，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奈季兰打工，刚休假回来。他在一家餐馆做厨工，闷热又单调，别人除了吼叫点菜名目之外几乎从不跟他说话。我问他跟老婆团聚几天有什么感觉，他摇了摇头。“我在家待一星期，就意味着这星期没钱寄来。”他说，“她想让我赶紧回去。”

新闻媒体和人权团体会定期记录打工族的苦难：欠薪，危险的工作环境，恶劣的住宿条件，被非法扣留的护照。但这种记录在阿联酋政府的干预下并非易事。有些非政府组织被禁止在该国开展工作，而国有媒体要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捋官员的虎须。任何有组织的抗议都会被官方迅速抹煞。站在官方一边的言论则强调，阿联酋仍是海湾诸国最包容好客的地方之一，女性可以自由着装，非伊斯兰教的朝拜场所红红火火，游客和居民在街面上都很安全。

“所有的国际城市都有此类问题，”阿联酋退休的政治学教授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告诉我，“国际城市都是建立在外籍劳工和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迪拜集中反映着国际化最好的与最恶劣的影响——好处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非常自由和开放。但这座城市内部也有很多悲惨、贫穷和剥削。所以你要用哪种眼光来看待它呢？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我倾向于两面兼顾。”

要让由外籍打工族组成的劳动力服服帖帖，阿联酋政府最硬的手腕就是遣返威胁：不知感恩的外来工要是在这里搅事，我们会把他们踢回贫寒的老家去。每一个使用进口劳动力的国家都会耍这一手，包括美国在内。而且在迪拜和菲律宾都曾有人跟我强调，人们出国打工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已仔细衡量过自己可以看到的各种可能前途，衡量过可以对自己所爱的家人贡献最多的方式。

设想一下，在马尼拉机场：一处人头攒动的抵达站台，许多人等在海关之外，互相推挤着盯住第一波走出的旅客。这是大约13年前的场景，特蕾莎在外打工三年后第一次回来探亲。她认出了一个弟弟，又认出了另一个，接着又看到一个妹妹和几个侄儿，她吃了一惊：当年对她离开菲律宾漠然置之的亲戚们全在这里，大伙挤进借来的汽车，到机场欢迎她。在她推向他们的行李车顶端是只笨重的纸箱，里面有一台崭新的彩电——是大屏幕的。“我们家原来有一台小黑白电视，”特蕾莎告诉我，“我想给他们买台25寸的。我从大家脸上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开心。直到现在，即便没人在看，他们也老开着这台电视。”

家里摆放电视的那间大客厅，这些年里经过了彻底加固。建设是一点一点进行的；特蕾莎的父母会在越洋电话里告诉她，每过几个月，她寄来的钱里就又有一点分流到维修工程里去。先是客厅，接着是厨房，然后是卧室，还有地板上铺的旧竹席。“慢慢地，他们把这一切换成了石料。”特蕾莎说。

菲律宾有一首塔加洛语流行歌，唱的就是一名海外打工者的事，是二十多年前罗埃尔·科尔特斯的老唱片，名叫《很苦呀艾迪老哥》。我说我以前从没听过，特蕾莎赶紧冲到电脑前打开YouTube。屏幕上出现了金色的海面，一只小船拴在浮标上。

“我来翻译。”特蕾莎说。音乐响起，歌词滚动。“我在这阿拉伯国家的深处辛苦工作，”特蕾莎伴着科尔特斯浑厚的嗓音解说道，“在很热很热的地方……手磨得粗硬，皮肤黢黑。”

她沉浸在歌里，一边唱一边翻译，尽力用英语跟上。“他睡觉的时候总是梦见跳过时光，回到了家。他开心地收到儿子的信，却受了打击泪流满面——‘爸爸！你回家啊，快点！妈妈又找了一个男人！”

唱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歌里的主人公回到菲律宾，得知两个孩子在吸大麻，妻子已生了第三个，不是他的。“好难啊艾迪老哥，”特蕾莎大声唱着，一边颠着膝头正长牙的宝宝，“我的人生怎么了？”

婴儿已安静下来，特蕾莎把他交给了路易斯。三岁大的那个孩子趴在他们的床垫上，昏昏欲睡地看着菲律宾卫星电视台的动画片。再过几年，等这些孩子大到在床垫上睡不下了，他们也得回菲律宾去。当然，克鲁兹夫妇拥有其父辈打工者从未有过的奇妙联络工具：能发即时短信的手机，Facebook，覆盖国际的聊天软件，以及电脑。此时特蕾莎正和抱着孩子的路易斯守在电脑前等待。

时为一个周五的下午，当克鲁兹家的女儿和大儿子终于在视频窗口中出现、挤在一个沙发上欢快打闹，我突然觉得，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在这一片欢声笑语之间，斗室中仍有两个近在眼前的可以拥抱的小身体，一定是种特别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