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邮政到中国邮政

1949

年5月25日凌晨，苏州河畔，上海邮政大楼传出阵阵枪声，子弹密集射向通往大楼的四川路桥，几十名倒在冲锋途中。此时，苏州河南岸遍插红旗，青年军小股部队退踞北岸，以邮政大楼为最后堡垒，居高临下，困兽犹斗。

这是继天津和北京邮政大楼后中国第三座专业化邮政建筑，由英国建筑师设计，落成于1924年，见证了近代中国邮政史。楼顶有钟塔和精美的群雕，楼内有珍贵档案文件和大量尚未发出的信件包裹。将上海战役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严禁开炮，只能以血肉之躯强攻。为拿下邮政大楼，27军235团1营顷刻折损两个班。

楼外枪林弹雨，楼内暗战汹涌。军占领邮政大楼的凌晨，邮政职工中的14名地下党员连夜动员200多名同事，以保卫局产名义同时进驻，他们一边整理文件，一边游说劝降。

5月25日下午4点整，一面白色床单从邮政大楼的窗口垂下，心理堡垒从内部攻破，守军终于投降。没有丢失一件邮件、损失一件设备和遗失一份档案，看似波澜不惊，只有大楼外墙至今可见的弹孔，诉说着新旧交替过程中的激烈争夺。从北到南，全中国邮政业以排山倒海之势跨入新纪元。到1949年底，各级人民政府接管了中华邮政2600多个局所。

两代励志传奇：邮递员当上邮电部长

1924年，就在上海邮政大楼落成的那一年，19岁的贫家子弟朱学范因学过三个月的英文，顺利通过上海邮局招工考试，被录取为邮务生。街坊羡慕他捧上铁饭碗，解决了全家温饱问题，谁也不会预料到，25年后，这个分拣信件的小伙子将成为共和国第一任邮电部长。

朱学范不满洋人把持邮局压迫中国职工，他天生富于组织能力，很快成为邮务工会骨干，为工人争权益，参加五卅运动，与中共工运领袖李立三结识。1932年，朱学范参与发起成立全国邮务总工会，被推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上海总工会主席。他在工人中极有威信，1945年赴巴黎出席世界劳工大会时，上海成千上万的工人到码头送行，场面热烈壮观。

工会要在光怪陆离的上海滩站稳脚跟，必须打通各种关节，朱学范深谙此道，他拜在杜月笙门下，为了得到杜老板的信任和喜爱，甚至刻了一个纪念杜氏祠堂落成的邮戳，在高桥邮政支局使用。朱学范同情革命，和中共及民主人士始终保持秘密往来。1949年，不顾当局的暗杀威胁和杜月笙的“劝告”，朱学范前往北平，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参加新政协。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下辖邮政总局和电信总局。鉴于朱学范特殊的身份经历，建议让他担任部长。说，邮电是技术部门，要个懂行的，他搞过邮务去邮电部自然好！被誉为“中国人民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的王诤担任了副部长。

1949年12月，邮电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会议确定，将“中华邮政”改名为“中国人民邮政”，废止“信差”、“苦力”、“杂役”等带有轻蔑性的称谓，改称邮务员、邮递员、邮运员等，统一全国邮政业务制度、规章和处理手续。

1951年，北京邮局从邮电职工子女中考试招收了128名职工，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其中有14名女投递员。这是中国邮政投递史上第一次招收女员工，其中大部分刚刚初中毕业，只有十六七岁。有些家长说，大姑娘家整天在大街上跑，不体面，将来找不到婆家，也有老职工认为，弱女子干不了这么辛苦的工作。她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骑自行车，每天业务学习后到天安门广场集体练车，没有女式车，必须学会骑横梁的日本富士男车，人人摔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1951年3月8日，“绿色娘子军”正式骑车出班，各大报纸派出记者拍摄报道，盛况空前。同一天出班的还有新中国第一批女电车司机和汽车司机，她们共同构成城市的崭新风景线。

在这些女投递员中，有一名十六岁的北京姑娘罗淑珍，从1953年8月开始，她连续十年零八个月投递邮件报刊300多万件，没有发生一件差错，这样的记录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很难达到。信件上哪怕只写了街道和姓名，她也会挨家挨户地打听，直到把这封“瞎信”送到。1956年，罗淑珍被评为全国劳模，后来她担任了邮电部副部长。今年罗淑珍已年近80岁，依然步伐矫健，她说这是多年一线投递工作带给她的福气。

从普普通通的邮递员，走到全国邮电事业领导岗位，朱学范和罗淑珍的经历是相似的，也是极为不同的：一个在旧上海为捍卫职工权益，周旋于三教九流出生入死；一个在新北京为百姓送信，十年如一日走街串巷。他们的青春奋斗故事，打着鲜明时代烙印，不可不谓邮政战线的励志传奇。

农村边疆无一“漏网”

中华邮政被接收之初，基础薄弱，局所稀少，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全国四分之一的县城和大部分农村没有邮政局所，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几乎不通邮。解放战争中，每拿下一个县市，凡是没有邮局的立即设立，到1949年底，人民邮政已在全国铺开。从1950年到1953年，平均每年增加461处。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年猛增局所一万多处，全国达到21580处，比1949年增加了4倍多。邮政业务的发展也从侧面说明了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1949年，全国函件业务量为5987亿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印度还继承着英国在经营的少数邮政设施。1954年4月，中印两国代表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签订了中印协定，互换了照会，规定自互换照会6个月以内，印度必须撤走在江孜、亚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租借地以及12个驿站及其设备折价交给中国政府。1955年4月1日，中印两国代表在拉萨举行交接仪式，从此中国再无外国人经营的邮政业务。

1954年和1957年，邮政部门开辟了川藏邮路和青藏邮路，各长1100多公里，是当时全国里程最长、条件最艰苦的干线。自办汽车邮路，结束了使用畜力驮运邮件去的历史。到1956年，全国邮路及投递路线总长度由1949年的70万公里增到220万公里。

邮发合一“将相和”

如何把党报迅速发到城乡读者手中，是中共进城后遇到的一大难题。全国邮政会议上，许多与会人员提出了一项建议，继承老解放区“邮发合一”的经验，利用邮政点多而广的优势，将报刊发行交给邮局。早在1903年，中国第一份政府官报《北洋官报》就尝试了“邮发合一”，但后来并没有坚持。民国时期，中华邮政不经营报刊发行业务，报刊发行由私营派报社完成。

1950年2月1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和邮政总局局长赵志刚、副局长谷春帆，在《关于报纸发行工作的协定》共同签字。从1950年3月1日起，人民日报率先交邮政部门发行，开创了邮发合一新体制，当时人民日报发行量为9万份，到当年12月，增长至19万份。

实行邮发合一初期，报社调派部分员工到邮局工作，人民日报会计郭铭和发报员张培林记得，邮局领导带领职工特意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邮政军乐队现场演奏，气氛隆重，第二天又在前门外广和戏院招待大家看京剧《将相和》，意在促进报社与邮局团结合作。1951年，《人民日报》发行增至33万份，《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大公报》都先后交由邮局发行。

万国邮联垂“铁幕”

邮电部刚刚成立时，朱学范就在安排下会见了两名苏联邮电专家，学习苏联的邮电国有化经验，摒弃英美的邮电私有化路线。尽管在经营模式上“一边倒”向苏联，新生的邮电部也非常注重国际交流。

1950年5月，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万国邮联秘书长赫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现在已没有参加万国邮政联盟的资格。”信中宣布中国政府任命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为代表，出席在瑞士蒙特罗召开的万国邮联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

1949年国共南北通邮谈判时，苏幼农是首席代表，在蒙特罗会议上，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原“中华邮政”代表经过表决被驱逐。1951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同意接受1947年万国邮联在巴黎签订的万国邮政公约和保价信函、箱匣、邮政包裹、邮政汇票等多项业务协定。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万国邮联国际局于1951年三四月间，向86个会员国家进行所谓“征求意见”，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当局。结果包括美国在内有33国支持“中华民国”，23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国家弃权或不作答复。万国邮联以此为依据剥夺了中国邮政的合法地位。苏幼农致信万国邮联表达强烈抗议，指责邮联“背信弃义，出尔反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万国邮联断绝联系达21年之久，无数亲人朋友被“铁幕”分隔，为了获得对方一丝音信，也许要经历一生的等待。即使贵为国家名誉主席的宋庆龄，也很难和弟弟宋子文等亲属联系，终生抱憾。清华大学在美国长年订阅学术期刊，中美断邮后，这些期刊积压在梅贻琦的寓所，成为老校长的心病。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稿保存在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手中，双方试图通过英国的朋友联系未果，遗著直到1984年才出版，梁思成去世前以为手稿丢失，为毕生心血付诸东流而痛苦。台湾当局虽然代表中国占据了万国邮联的席位，却违背自由流通的邮联精神，与大陆彻底断邮，载着乡愁的小小邮票，飘不过浅浅的海峡，直至1989年前后两岸才逐步实现通邮。三十余载家国悲剧，一言难尽。

西方封锁不能挡住中国邮政与世界的沟通。1949年，与中国建立直接通邮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只有26个，1965年底增加至77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与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直邮关系，并通过直邮国家中转，间接与世界各国交换邮件。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万国邮联于次年才再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第一座专业邮票厂

1950年5月，在瑞士蒙特罗的万国邮联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邀请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访问布拉格，6月份，苏幼农欣然前往，在该国邮电部负责人陪同下参加了布拉格邮票厂。当时中国邮票由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几家印刷厂负责，设备不够专业，工艺也已落后，自新中国邮电部成立以来，建立专业邮票印刷厂多次提出，参观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邮电部长爽快地表示，愿尽现有经验帮助中国同行。苏幼农回国后立即向邮电部打报告申请建厂，获得批准。

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各方利益制约，建邮票厂的事几次上马又几次搁浅，好不容易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有些部门认为另建邮票厂浪费，资金转给了重工业项目。1957年，邮电部从瑞士订购的三台唯发印刷机已有两台运抵北京，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学习技术的六名学员也已回国，万事俱备，邮电部再次提出申请，国务院终于批准建厂。

在“”的时代背景下，工程进展迅速，至1959年1月，所有土建工程和制版印刷附属设备都已安装完成，瑞士和捷克派专家前来指导安装使用主设备。邮票厂精选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印刷工人配合瑞士专家，在捷克斯洛伐克进修并参加安装小组的董纯琦回忆，瑞士专家敬业而骄傲，唯恐损害机器，不许中国工人碰任何零件，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安装三台机器，计划用一年半时间完成安装，而邮票厂一心希望用新机器印出国庆十周年纪念邮票。在安装小组的强烈要求下，瑞士专家勉强同意中国工人上手，小伙子们一丝不苟地学习，终于获得他的信任。

装完前两台机器后，瑞士专家提出休息一个月，他要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安装画报印刷机，就在这一个月时间里，安装小组按照前两台机器的方法，独立装好了第三台。瑞士专家进入厂房看到机器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在美国和法国指导安装同样的机器需要花半年，他独自一人用了几天时间来检查机器，终于确信没有任何问题，当时许多年轻工人都激动得哭了。

北京邮票厂接的第一个订单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邮票，这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影写版邮票，层次细腻，色彩丰富。1959年秋季发行的国庆十周年纪念邮票现在是集邮市场热门藏品。

在风暴中提速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地邮电部门也被造反派夺权，邮政业陷入人为灾难。福州驶往漳州、泉州方向的火车邮厢经常被抢，先后共抢走报纸250多万份；厦门国际及港澳地区包裹积压七万多件；云南地区武斗，全省邮路基本停顿，邮件积压300吨。大批珍贵邮票被销毁，集邮业务被视为风花雪月而停办。

朱学范和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被诬陷为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打为“朱谷特务集团”，此案株连广泛，王国维次子王仲闻因卷入其中而含冤自尽，朱学范入狱七年。1969年11月，邮电部被撤销，由交通部管理，1973年才再次恢复。

在业务和行政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邮政依然在“提速”，从自行车迈向摩托车时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为了解决邮件报纸严重积压的问题，一些基层单位提出“邮政投递摩托化”的口号，开始试制组装摩托车。1971年后，邮政摩托车厂的建设正式列入国家大中型企业建设项目，到1976年底，全国有将近300个县（市）基本实现投递摩托化，摩托车邮路33万公里。1975年，邮路和投递路线总长479.6万公里，比前增长了1.3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项事业开始回归正轨。1979年4月20日，邮电部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调整邮电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6月28日国务院批转报告，强调：邮电通信是党和国家的神经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它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为了有利于国家通信网的统一规划和建设，有利于通信的统一指挥调度，有必要对现行邮电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实行邮电部和省市自治区双重领导，以邮电部为主。

改革开放过程中，邮电行业改变过去单靠国家投资进行通信建设的体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1979年到1994年，中国邮政通信的发展速度逐年加快，“八五”计划前三年每年递增10个百分点。

1986年，邮政储蓄开通，成为邮政业务的新的增长点。邮政部门利用邮政网点遍布城乡的优势，狠抓储蓄网点建设，不少城市邮局还新建具有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的储汇中心，为储户提供安全、美观、舒适的业务环境，并开拓有特色的适合用户需要的新业务。1998年，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3065亿元，占全国城乡储蓄余额的6%，成为邮政行业中的第二大业务。

曾经难以跨越的国际交流障碍，也随着改革开放不再成为问题。到1998年底，中国与1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邮政总直封的关系，设立国际邮件互换局42个、交换站12个。国际电子信函业务、国际汇兑业务和特快送款业务、国际特快收件人付费业务、超常规收寄业务等新的国际业务的开办，受到用户的欢迎，也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邮政领域中的竞争能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集中财力物力进行重点通信建设，实行了邮电合一，在民国时期邮电合一也曾多次提出，但当时政府没有足够的行动力量实践。随着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邮电合一、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已束缚着两大专业各自前进的脚步，分营势在必行。至1999年初，邮电分营全部结束，邮政和电信这两艘曾组成联合舰队的战船，放开缆绳，开始在各自广阔的水域中自由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