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要览(上)

2011年，天津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各种著作24部，发表文章160余篇。以下按断代历史，结合重要专题，对本年度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一、先秦史研究

2011年天津市的先秦史研究成果保持高产，内容丰富。

王玉哲先生的专著《中华民族早期源流》[1]从夏族、商族、先周族的源流考释研究华夏民族的起源，从对鬼方、狁、楚族等考释研究少数民族的起源，从而勾勒出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南开学报》2011年3期发表《著名先秦史学家――王玉哲》一文，恰在哲老百年诞辰之前，更令人追思与感叹。

在夏商周及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所见有三部著作问世，陈的《张政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2]和《商周金文》[3] 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力，引人关注。杜勇、周宝宏的《金文史话》[4]亦为佳作。朱彦民《甲骨文淇水探踪》[5] 据新发现的花东卜辞，对淇水问题提出了新看法。他的《殷卜辞河、土、岳与先公关系考》[6] 认为，过去一般认为河、土、岳的祭祀对象是自然神，但殷卜辞中它们与先公代表的祖先神无法完全分开，可能与早期的先公祭祀本身就有某种异同关系。杜勇《商朝国家结构新论》[7] 参考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的贵族国家理论，对商代国家结构进行了重新阐释。魏《再论“益公”及“益氏”――兼论西周金文“公”称中氏名的使用规律》[8] 提出，西周金文中所见生称“益公”之“益”皆为氏名，死后称谓则不尽然，其中一部分属于美称或谥号，世传“谥法”不足信。耿超《 “女祸论”源流考》[9] 通过考证认为，“女祸论”应起源于西周末年。相关文章主要还有：朱彦民《〈易经系辞传〉“制器尚象”说评议――兼及上古车驾发明相关问题的探讨》[10]、陈《生诸器铭文综合研究》[11]、陈《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12]、陈《践鼎铭文补释及其相关问题》[13]、耿超《浅谈姬母豆与师盂种作器者关系与族姓》[14]、陈《闻尊铭文与仓山“疋狱”文书之性质》[15] 等。

在春秋战国史研究方面，杜勇《论〈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16] 分析了《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区别，认为二书来自不同的传承系统，并无因袭关系。雷鹄宇《试论战国时期代地地理及相关问题》[17] 考证，战国时期代戎是文化相近众多部族的泛称，活动地域广大，文献中出现的代国只是代戎的一支。徐勇《〈六韬〉成书时代之我见》[18] 对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六韬》成书时代的六种说法进行了批驳，重申了战国中后期成书说。程平山《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19] 收集和疏理了一百年来关于对《竹书纪年》评价的各种文章。相关文章主要还有：陈《再论包山楚简“州”的性质与归属》[20] 、陈《试论葛陵楚简“丘”的性质与规模》[21] 、程平山《〈竹书纪年〉晋魏纪年、周王纪年与版本问题》[22]、程平山《宗周、“周”邑、“周庙”与崎周辨析》[23]、雷鹄宇《从玉皇庙文化看东周时期代戎之社会经济》[24]、李晶《春秋刑官丛考》[25] 等。

二、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11年天津市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有逐步增多的趋势。

在秦汉史研究方面，所见专著有：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 》[26]。陈生玺《秦始皇缘何焚书坑儒 》[27]考辨，司马迁为史官世家，记事严肃认真。而且汉武帝时博士孔安国献古文尚书，淮南王刘安与中郎伍被谋反，都谈及秦始皇曾焚书坑儒，均在司马迁撰《史记》之前，证明秦始皇确有坑儒之事。张荣明、刘成栋《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28] 指出，秦帝国政治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唯物化的政治意识、君主至尊的政治心态和权力专断的政治思想，促成其形成的环境条件是国家的统一，这一政治模式产生了双重效果：行政高效率与政治的迅速崩溃。陈燕《秦汉时期的汉字字序法》[29] 认为，秦汉时期汉字排序呈多样性，其性质是根据意义排序。刘洁《“孟母教子”故事考论》[30] 提出，故事产生时代正值西汉前期儒家学派地位上升、国家大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际，因此它所反映的内涵远比故事内容本身的真实性重要。相关文章主要还有：贾艳红《论汉代的祖先崇拜》[31] 、李治安《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构建》[32]、刘敏《里耶户籍中的“毋室”和“大女子华”》[33]、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34]、刘尊志《论西汉诸侯王墓陵园及相关问题》[35]、刘尊志《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36]等。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所见专著有：孙立群《从司马到司马――西晋的历程》[37]。岳纯之《中国古代“律”的产生及其早期演变》[38] 指出，从诸法合体之律到单一刑法之律，其间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开始于汉朝，而其完成则在曹魏，标志就是曹魏新律。相关文章主要还有：孙立群《最拜金王朝西晋覆灭启示》[39] 、孙立群等《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的变迁》[40]、张荣明《谶谣与两晋南北朝政治》[41] 等。

三、隋唐史、宋史、元史研究

2011年天津市的隋唐史、宋史、元史研究成果，数量略有下降。

在隋唐史研究方面，所见专著有：王力平《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42]。肖占鹏、王蕊《唐代“捣衣”诗及其士人政治心态》[43] 认为，唐代“捣衣”诗中征妇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政治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勾画出时代盛衰的轨迹。张玉兴《唐代陵令考述》[44] 考证，唐代陵令亦称陵署令或陵台令，具有中央与地方官双重性质，因此行政中经常需要与县令通力合作，并且常为县令所兼任。岳纯之《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与郑显文先生商榷》[45] 辩驳郑文观点，认为现存《唐律疏议》并不是永徽四年（653）的《永徽律疏》。相关文章主要还有：张葳《〈隋书〉标点校考勘误及补遗二十则》[46]、夏炎《海贼；地方官；招讨团――唐代国家权力对地域社会的支配与调适》[47]、付莉《道教方术与唐代士大夫的政治斗争》[48]、付莉《唐代士子习业道观之风》[49] 等。

[31]《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4期。

[32]《史学月刊》2011年6期。

[33]《秦汉史论丛》第十二辑，2011年8月版。

[34]《中源文物》2011年4期。

[35]《考古》2011年4期。

[36]《考古学报》2011年1期。

[37]中华书局2011年10月版。

[38]《兰州学刊》2011年11期。

[39]《人民论坛》2011年8期。

[40]《河北学刊》2011年3期。

[41]《理论学刊》2011年8期。

[42]中华书局2011年版。

[43]《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3期。

[44]《历史教学》2011年6期。

[45]《敦粕研究》2011年4期。

[46]《古籍整理研究》2011年9期。

[47]《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8月版。

[48]《晋中学院学报》2011年2期。

[49]《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3期。

[50]《历史教学》2011年3期。

[51]《华章》2011年27期。

[52]中华书局2011年3月版。

[53]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4月版。

[54]《历史教学》2011年4期。

[55]《历史研究》2011年5期。

[56]《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8月版。

[57]《河北学刊》2011年4期。

[58]《史学月刊》2011年12期。

[59]《历史教学》2011年9期。

[60]《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6期。

[61]《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8月版。

[62]《成都大学历史学报》2011年3期。

[63]《史学集刊》2011年7期。

[64]《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3期。

[65]《求是学刊》2011年1期。

[66]《东岳论丛》2011年4期。

[67]《历史教学》2011年1期。

[68]《文史杂志》2011年6期。

[69]《兰台世界》2011年25期。

[70]《兰台世界》2011年22期。

[71]《兰台世界》2011年25期。

[72]《北方文学》2011年1期。

[73]《文史杂志》2011年5期。

[74]《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8月版。

[75]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

[76]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版。

[77]《历史教学》2011年11期。

[78]《历史教学》2011年3期。

[79]《紫禁城》2011年12期。

[80]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4月版。

[81]《清史参考》2011年7期。

[82]《社会科学》2011年5期。

[83]《紫禁城》2011年2期。

[84]《历史档案》2011年2期。

[85]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版。

[86]《满学论丛》2011年11期。

[87]《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8月版。

[88]《清代满汉关系研究》，2011年8月版。

[89]《学术月刊》2011年11期。

[90]《中国史研究究》2011年2期。

[91]《史学月刊》2011年5期。

[92]《历史教学》2011年1期。

[93]《兰台世界》2011年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