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人生”永不“变脸”

“西望长安，有个西影厂；西望长安，有个吴天明。”这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电影圈流传的一句话。

从《人生》到《老井》，再到《变脸》，他以一部又一部经典巨制，成为新时期西部电影的重量级人物。

从张艺谋到陈凯歌，再到黄建新，他以宽广的胸怀和独具慧眼的伯乐精神，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背后推手。

2014年3月4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75岁的吴天明导演因心梗离世。

吴天明一个人住在北京城北的个人工作室，正在为手头的两个项目忙活。那天早上八点多，他身感不适，分别给助理、女儿打了电话，同时也给120打了电话。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期，交通拥堵，所有的人都被堵在路上。120赶到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吴天明的好友许还山说，就在前一天，他还收到吴天明发来的邮件，是关于老年人身体保健方面的内容，其中还提到心肌梗塞怎么自救。

“他是中国新时期电影的拓荒者，以《没有航标的河流》为证；是中国西部电影的举旗人，以《人生》为证；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破冰船上的掌舵人，以《老井》为证；是中国电影人新时期集结的当代伯乐，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何平、芦苇、顾长卫的崛起为证。”这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对老厂长吴天明的评价。

看了14遍《海之歌》

吴天明祖籍山东莱芜，1939年12月5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高贺村。他的父亲吴曰聪是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历任三原游击队队长、三原县委书记、渭南地委统战部长、安康地委副书记、陕西省农行副行长等职。

据说，吴天明出生时哭声嘹亮，将爷爷从梦中惊醒。更巧的是，爷爷做梦在路上拣了一个男孩儿。于是，爷爷就给他取名一个单字：梦。

“从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命运已经注定，我一辈子都要在梦中寻觅。”吴天明在个人小传里这样写道。

这个梦，便是电影梦。

1950年，吴曰聪接上级通知说，县级领导干部可以送一个孩子去省城的“保育小学”上学。“父亲给弟弟报了名。弟弟年纪小，娘不放心，让我去。因改换姓名手续麻烦，父亲就让我冒名顶替。”于是，吴梦就成了吴天明。

八、九岁时，吴天明就开始参加关中农村秦腔自乐班的演出。他也爱说快板，农民诗人王老九、谢茂恭的快板书，一天背一本。从初中到高中，他只喜欢文艺，数理化没得过好成绩，父亲批评他是“不务正业”。

在西安中学上学时，吴天明常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这是西安当时第一家能放映宽银幕的电影院。一个冬天的一天，电影院正放杜甫仁科的《海之歌》，吴天明花了买早饭的两毛多钱，买了一张票。但是，看完了电影，却没看懂，只是觉得有意思。还想再看，身上没钱。无奈之下，他把脚上新穿的一双棉鞋卖给了一个老头。

用卖棉鞋的钱，吴天明买了电影票。寒冬腊月天，在没有暖气的电影院，他光着脚丫子连看了三场《海之歌》。看第二遍时，有点懂了；看完第三遍，就已经完全懂了。

从那天开始，吴天明就做起了电影梦，且一梦不醒。

高中没毕业，吴天明就去报考西安电影演员剧团。面对考官，他大段大段地背诵《海之歌》的台词。此时，他已看了14遍《海之歌》，还将这部电影的台词、剧本、旁白、导演资料都搜集齐全了。

吴天明用他的执着，征服了考官。可是，家人对他要当演员却相当失望，尤其是爷爷。“哎呀，丢人啊，丢人啊，家里出了个戏子啊，真丢人啊……”爷爷拿着拐棍在院子里跺着脚喊。

在演员训练班时，吴天明在影片《巴山红浪》里扮演过一个农村青年。1962年，他从训练班结业，留在西影演员剧团当了一名演员。

16年后，吴天明师从著名导演崔嵬，实现了当导演的愿望。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拓荒者

《没有航标的河流》是吴天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

在此之前，他和滕文骥联合导演了《生活的颤音》。这部电影获得了国务院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也使吴天明获得了优秀青年创作奖。

1980年，在滕文骥指导下，吴天明导演了电影《亲缘》。这部电影讲的是台湾侨胞的思乡之情。那时，吴天明连大海都没见过，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题材，这个急于要证明自己的新导演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场事业上的滑铁卢―在北京放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片沉默，大家都羞于评论，以至于“心里没底”的他，自己都不想看第二遍。

很多年后，吴天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评价自己主导的这部电影：“在国产片中虚假和造作的程度即使不是登峰造极，能与之‘比美’的恐怕也不会多。”

这时候，吴天明看到了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他立即坐火车直奔北京，找在金西宾馆开会的小说作者叶蔚林。他在金西宾馆的楼梯上等了一个小时，才见到叶蔚林。两人一见面，吴天明就直奔主题，和叶蔚林聊人物，聊主题，最后，叶蔚林被他打动，同意交给他来拍。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厂的导演找过叶蔚林了。

吸取《亲缘》的教训，这次吴天明将剧组的人带下去，和放排人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从一个小镇一路向长沙漂。这段生活，为演员的表演做好了铺垫。

在总结这部电影的成功经验时，吴天明说：“最关键的是叶蔚林生活基础很扎实啊，要不是叶蔚林把剧本写得这么好，我怎么拍？怎么处理？我又没放过排，体验一个月的生活有什么用，那只是掌握了一点皮毛。”

电影拍摄期间，还经历了换演员的波折。有个演员体验生活不到位，虽然穿着农民的衣服演戏，但一举一动都是城里人。吴天明看不下去，也不想一个人影响了整部电影，只能换人。

这部电影有一个情节：李纬饰演的放排工盘老五，走到一个江水平静的地方，看见玉米地里一群妇女在干活，一下子，跳到水里渲泻了一下。当时一位副厂长看剧本时，就特别提醒吴天明，让演员穿上裤衩。

为了有裸泳的效果，又能尊重领导意见，吴天明灵机一动，让李纬穿上了肉色连裤丝袜。那年头，这个一晃而过的镜头，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没有航标的河流》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之一。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这部电影得了两个奖，是西影厂第一个得国际奖的电影。

一炮而红的《人生》

诞生于1983年的电影《人生》，因揭示了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年新的追求与命运，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据有人回忆说，当时各大影院连演40多天，每天演5场，场场爆满。很多人看一两遍根本不过瘾，要反复看好几遍。

1985年，《人生》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不过，据吴天明回忆，当初西影厂差点与《人生》失之交臂。

“一看完小说，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拍的东西，这就是我经历过的生活，我想为巧珍、高加林们，为现实中那些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乡亲们呐喊几声。”吴天明得知《人生》的改编权被一家大电影厂拿走并筹备开拍时，就托人找到小说的作者路遥，两人在西安一个小旅馆里兴奋地聊了一个通宵。路遥觉得只有老陕拍，才能拍出这部戏的精髓。就这样，吴天明成功地抢来了《人生》。

拍摄前，吴天明把剧组成员拉到陕北体验生活。小伙子们整天裹着脏兮兮的、露着棉絮的黑棉袄“苦不堪言”，吴天明还“命令”他们，只准蹲着用大老碗吃饭。

演巧珍的吴玉芳有一组担水的镜头，可肩上的扁担就是不听吴玉芳使唤。吴天明给吴玉芳的任务是每天必须把剧组两个水缸挑满，连挑20天。他还每天检查吴玉芳的“作业”，发现不到中午水缸就满了，特别满意。没想到，开机时才发现，吴玉芳担水的姿势根本不对。他这才知道，水缸里的水都是剧组的小伙子代劳的。

吴天明心里很生气，但戏还得拍下去，只好让吴玉芳担上空桶，拍扁担以上的戏。镜头不敢往下照，一照就穿帮。当年令吴天明很生气的这件事儿，多年后回忆都成了趣事儿。

“拍得太好了。片中的爱情悲剧与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人的思维息息相关。主人公的人生起伏，就是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人的真实经历。”电影主题歌的演唱者冯健雪评价说。

“我是从黄土地走出来的农民，我现在仍持有最朴素的农民立场。我的感情天平不自觉地偏向了农村姑娘巧珍。我对她格外偏心，把她塑造成我心目中最中意、最完美、最纯洁的女性形象，但把高加林“陈世美”化了。现在想想，这也是当时眼界、思维等各方面的局限吧。”这是吴天明心中的遗憾。

西影厂的改革者

1983年的10月8日，43岁的吴天明被陕西省委组织部宣布任命为西影厂的厂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电影制片厂厂长。

那时的西影厂拷贝发行量居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高的10部电影中，西影一部也没有。而上座率最低的七部影片中，有三部来自西影。

下面这段故事，是1988年吴天明在西安一个大学里讲的。当时，记者还是那所学校入职不久的老师。

吴天明在北京出差，到王府井东安市场买文具，让营业员开发票。

营业员问“开哪儿？”

吴天明说“西影。”

“啥西影？”营业员反问了一句

“西安电影制片厂。”吴天明抛出单位的全名。

“西安还有电影制片厂？”营业员这句话，令吴天明很是无语。

走马上任后，吴天明给自己定出目标：让西影厂拍出几部在全国能叫得响的电影。

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时，吴天明还正在拍《人生》。路遥给这个新厂长出了个主意：回去一个月不要说话。晚上拍戏，进棚拍内景；上午睡觉；下午各个部门开会，听汇报。

吴天明真的一个月忍着不说话。当时西影厂积压问题多，但多是与拍电影关系不大的问题，有要求的，也有要求解决两地分居的。

第一次开厂里的常务会，两个小时里，吴天明拍板解决了14个老大难问题，但却得罪了一些人，告状信一箱子一箱子堆在省委宣传部。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吴天明将第一把火对准了厂里的中层干部。他将全厂50多个干部就地免职，经过调整之后，中层干部平均年龄降成三十多岁。

他鼓励厂里的年轻人上大学，只要能考上，厂里不仅给报销路费和学费，还照常发工资。西影厂还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有十几种，包括英语班。吴天明看的远，将来和国外合拍片子，外国人来了，一句英语不懂，没法应付呀。

当了厂长的吴天明，还从北京请来专家，为西影厂定位。看完《人生》，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建议，西影厂应该开掘中国的西部片，打出自己的特点。

为此，吴天明每年都组织主创人员去采风，七、八个人开一辆面包车，带一个制片，沿着黄河一路走，听农民讲故事，搜集民歌。两、三年后，大家对黄土高原上老百姓的生活状态、生命状态都有了感觉。

第五代导演的背后推手

吴天明在陕北米脂《人生》外景地拍戏时，张艺谋、陈凯歌、何群三个人找上门来，说为《黄土地》采景，没钱了，还没吃饭，饿得不行。

虽然相互之间不熟，但吴天明知道他们拍的《一个和八个》电影，也知道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多年之后，吴天明已经记不清当时借给他们是2000元还是3000元，反正在那时是一大笔钱，而且还把摄制组一辆吉普车派给他们用了一个多星期。

吴天明筹划拍《老井》时，拉张艺谋来掌镜。找饰演孙旺泉的演员时，吴天明说就照着张艺谋那样的找。结果找了两个月，吴天明一个都不满意，最后他顶着压力，让张艺谋来演。

张艺谋也没演过电影，压力很大。为了演好孙旺泉，他天天从山上往农民家里背石头，重达150斤以上的石头，最少一天背一块，多的时候一天背三块。中午太阳最毒时，别人都在睡午觉，他一个人在院子里光着膀子打猪食槽子。电影上这样的镜头只有两个，他却打了两个多月。摄制组开会，他也不坐板凳，蹲在地上，不停地用沙土搓手背，为了使皮肤更粗糙……

1986年秋，电影《老井》公映，在全国引起轰动。1987年，《老井》在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国际影评家联盟特别肯定奖和东京都执事奖。

吴天明拍《老井》时，就答应支持张艺谋拍《红高粱》。

当时剧本还没定，张艺谋只有个设想，吴天明就想办法为他筹措了4万块钱去山东高密种高粱。吴天明说，他敢支持张艺谋，是“相信张艺谋这个人，相信他的能力”。

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在德国柏林电影节拿到了金熊奖。

为了留住张艺谋这个人才，吴天明将他妻子从兴平调进西影，厂里给张艺谋分了两室一厅的住房。但是，广西电影制片厂不放人，吴天明就给张艺谋捎话说，“别为调动的事儿着急，我等你一辈子。”

何平导演在调到西影厂之前，是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做编导助理。他想搞故事片，但又没有学历。西影厂给了他机会，将他调到了西安。

何平正式调到西影时，才第一次到西安。他住进西影招待所，招待所很破，但一进门就碰见正筹备《盗马贼》的田壮壮。过了两天，他又看到张艺谋、陈凯歌、夏钢等很多年轻导演。

何平在西安待了8年，有6个春节是在西安过的，其中，有5个春节是在吴天明家过的。那时候碰上过年，吴天明就会把回不了家的人都招到他家里吃年夜饭。

黄建新曾给吴天明当过场记，后来被送到电影学院学习，回来后拍了《黑炮事件》，一炮打响。“其实就是你赶上了那个时代，赶上了那么一个厂长，赶上了那么一个人。”能拍自己想拍的电影，黄建新一直很感激吴天明。

2005年1月11日，第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奖将中国百年电影导演的最高奖项颁发给了吴天明。他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中国第五代导演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崛起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我的功劳。青年人思想敏锐，有创新精神，是带领一个民族的电影事业向前冲的人。我当时作为西影厂厂长，只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扶了他们一把而已。”

这段话，引来现场200多位影人长达5分多钟的掌声。

为梦想而坚守

5年旅居美国生活结束后，1994年，吴天明执导了《变脸》。

这部电影最初叫《格老子和他的孙子》，剧本是台湾陈文贵写的。香港邵氏公司决定上这个本子，让吴天明来导演。他叫来一些朋友论证这个剧本，大家看完以后都觉得没意思。

吴天明找来魏明伦，两人将主题做了提炼，主打人间真情牌，再加入川剧变脸元素，于是构成故事主线：男主角身怀绝技，可他带了个小女孩，因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他没法把绝技往下传。这就有了戏剧冲突。

《变脸》为吴天明迎来了又一轮盛誉，拿了37项国际大奖，至今保持着中国电影获奖最多的纪录。

《百鸟朝凤》是吴天明拍的最后一部电影，讲述的是新老两代唢呐艺人为坚守梦想而产生的师徒情、父子情、兄弟情。吴天明说，这是一部言志之作，也是他对电影的一种坚守。

在2013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百鸟朝凤》作为开幕影片放映，并获得了评委会大奖。但是，电影一直没有发行公映，成为吴天明一直惦念的一件事儿。

2012年5月，张杨导演的电影《飞越老人院》上映，这是吴天明第一次作为主演登台的电影。电影讲述一所民营的老人院里，一群平均年龄达到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们，为了实践人生的理想，登上梦想的舞台，他们联合起来，再次点燃激情，施计驾车飞越老人院，在追寻梦想的途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感人肺腑的故事。

这是吴天明留给公众最后的镜像。

有人评价，吴天明的电影作品凝重、厚实，饱含对土地、对民族的深情。知名编剧史航认为，吴天明和谢晋一样，堪称国民导演。

2005年，吴天明出任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并挥毫留下“良知、理想”这四个大字。进入新世纪，理想、良知与现实的冲突，一直困扰着这位电影人。但是，面对自己电影“人生”所遇到的阻力，他并不想妥协“变脸”，而是坚持自己的良知，为心中的理想做着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今年1月，在出席“剧本创作与时代精神”座谈会时，吴天明怒斥中国电影娱乐至死，“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现在有些电影人只顾挣钱，放弃社会责任，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挖掘民族精神。”

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弟子友人，吴天明也毫不留情：“我问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你想告诉人什么？！”

吴天明就这样走了！带着他的电影梦想去了天堂。

天堂里，没有航标的河流还会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