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缘何不为李贽立学案？——兼谈黄宗羲的学术史观

摘 要：《明儒学案》不为李贽立学案，不是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由黄宗羲的学术史观所决定的。黄宗羲主张打破学术门户，在明末清初阳明心学成为众矢之的的学术背景下，亟辩儒释界限，力主心学非禅学，反对人们将王门后学的禅学流弊加在阳明头上，并细致区分了王学末流的学术归属，认为有儒学中夹杂禅学，但仍为儒学者；有失却儒学本质，归于禅学者。李贽是极端“狂禅”，且落发为僧，其学术已失儒学本质，被黄宗羲划归禅学，从而悄然在总结明代儒学发展的《明儒学案》中隐去了李贽。

关键词：《明儒学案》；黄宗羲；李贽；学术史观；儒学；禅学

一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史学代表作，该书详尽记载了明代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发展概况，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学案体学术思想史著作，历来备受学者推崇。可是，就是这样一部久负盛名的学术史著作，却存在一大缺陷，即遗漏了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的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

《明儒学案》为何不为李贽立学案，黄宗羲没有明确解释，当代学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经常引述全祖望的话，认为黄宗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党人之习气未尽”，有“门户之见”，[1](P1695)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人们却没有去认真考察。

在我们看来，黄宗羲不为李贽立学案，倒不是什么“门户之见”，而是由黄氏本人的学术史观所决定的，既与黄宗羲对李贽学术归属的认识有关，又牵涉到明代儒学发展的实际，还与黄宗羲所生活的时代的思想潮流密切相连，所反映的是一个深层的学术史观问题，决非“门户之见”所能解释。

我们先考察一下《明儒学案》不为李贽立学案是否出于黄宗羲的“门户之见”？我们知道，黄宗羲治学，最反对树立门户。他研究宋明学术史，基本的思想就是反对学术定于一尊，反对学术“必欲出于一途”。面临宋明以来儒学内部的朱陆之争、阳明与朱门后学之争、阳明心学内部的分化和论争，当时不少人各陷门户，互相攻讦，造成所谓“使杏坛块土为一哄之市”的局面。对此，黄宗羲强调各种学派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主张百家并存，反对门户标榜，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2](P7)很显然，黄宗羲反对“剿其成说”而把其他学术、学派说成是“离经叛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平等的思想。虽然黄宗羲的学术归属是王学，但他并未将自己的学术当作绝对正确的“道”，而是认为“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3](P341)各家均有致道之权力，不能以一种学术压制其他学术。他著《明儒学案》，一反明末清初学术史编纂中“为理学修史，卫道、续统”的趋向，[4](P258)坚持“一本万殊”，重视“一偏之见”，承认“相反之论”，号召“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2](P18)其破除门户之思想，由此可见一斑。《明儒学案》中，既有程朱理学之人物，如吴与弼、胡居仁、薛?，又有陆学一派，如陈献章、王阳明以及王学传人，又立《诸如学案》，以收程朱陆王以外之学者。其消除门户之观念，昭然可见。此外，为了消除门户，黄宗羲坚决反对《明史》立《道学传》以褒扬程朱，主张“《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3](P215)企图通过修史立传来消弭儒学内部各家各派的门户之争，以利儒学发展。

从学术渊源上讲，黄宗羲与李贽同是王学传人。黄宗羲师承刘宗周，刘宗周则上接王阳明。李贽是泰州学派第三代传人，泰州学派亦出于王学。如果说黄宗羲真是有“门户之见”，那就不会将李贽排斥在《明儒学案》之外，相反，他倒是应该为同是王门心学传人的李贽立学案，而大书特书。因此，说黄宗羲因“门户之见”而在《明儒学案》中遗漏李贽，是站不住脚的。

二

既然不为李贽立学案不是出于“门户之见”，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黄宗羲对李贽学术归属的认识了。综观《明儒学案》以及黄宗羲的其他著述，我们可以看到，黄宗羲在学术上极力辩解的有三件事，其一，他反对人们将王氏后学的流弊加到阳明头上，认定阳明心学非禅学；其二，王氏后学中有些人受禅学影响，思想中夹杂佛禅，但基本点仍在儒学；其三，王氏后学中有些人背叛了阳明之学，由心学入佛禅，基本点转移到禅学一边。也就是在辨别这些问题时，黄宗羲认定李贽学术已脱离儒学，滑到佛禅之内，不能再算作儒林中人了。故《明儒学案》也就不可能为“狂禅”李贽立学案了。下面我们就看一下黄宗羲的论述。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均有将姚江王氏之学归为禅学的倾向，企图将阳明心学排斥在儒学之外，如顾炎武贬斥心学为禅学，认为“（陆）象山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5](P131)王夫之则贬斥“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6](P10)陆陇其则从尊朱黜王的角度批评阳明及其后学，所谓“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荡轶礼法，蔑视伦常”，[7](P15)但黄宗羲的看法与他们不同，他亟辩阳明心学非禅学，认为“夫儒释之辩，真在毫厘”，[2](P762)必须认真分析。他从学术宗旨上认定阳明心学为圣学，反驳以心学为禅学的观点。黄宗羲善于揭示心学与佛禅两家学说“形同”中之“实异”。他认为儒释两家虽然都认为宇宙本体是流行不息的，但释氏只见其流行不息，而儒家则于流行不息中“独见其真常”，所谓“盖儒、释同此不息之体，释氏但见其流行，儒者独见其真常尔”。[2](P315)黄宗羲还进一步将这个差异概括为一个“理”字，他说：“或者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释氏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复讲，而止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谓绝异。”[2](P182)同时，他又指出儒释发展的不同趋向，指出：“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后心与理一。释氏但见流行之体，变化不测，故以知觉运动为性，作用见性，其所谓不生不灭者，即其至变者也。……释氏既以至变为体，自不得不随流鼓荡。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2](P30)在黄宗羲看来，儒家学说是“从至变中以得其不变”，释氏则以“至变为体”。两家学说的发展趋向不同，儒学走向“心与理一”，释氏则流于“猖狂妄行”。在此，黄宗羲将两家学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分析，把心学与佛禅划分开，认为心学不是禅学，而是圣学。这与顾炎武、王夫之、陆陇其直接将阳明心学归为禅学的做法是极不相同的。

黄宗羲虽然认为阳明心学不是禅学，但他认为王学末流多流于禅、有的甚至归于禅的现象是存在的。在《明儒学案》中，他努力揭露王学末流的禅学化倾向，并给以批判，尤其是对泰州学派人物的禅学倾向，揭露尤多。他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 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此。”[2](P703)

在黄宗羲看来，泰州学派对王学的流传，功过参半。既使王学“风行天下”，又使王学“渐失其传”，走向“异端”。其走向“异端”的表现就是泰州后学非难名教、援儒入佛。对于王门后学的流于佛禅，黄宗羲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王学后人立足儒学，但受禅学影响，思想中夹杂佛禅。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王学后人由心学入禅学，背叛了阳明，思想转入禅学。这一区别是相当有分寸的。如罗汝芳之学，禅迹甚重，然“若以先生近禅，并弃其说，则是俗儒之见，去圣亦远矣”。[2](P762)原因就是罗汝芳基本点尚未脱离儒学。又如陶望龄之学，“多得于海门（周汝登），而泛滥于方外”，似乎入于佛禅，可是“先生于妖书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举动，可见禅学亦是清谈，无关邪正。固视其为学始基，原从儒术，后来虽谈玄说妙，及至行事，仍旧用着本等心思，……其于禅学，皆浅也”。[2](P869)耿定向之学，“于佛学半信半不信”，[2](P816)等等，皆是儒学之中夹杂佛学。那么，李贽属于哪一种情况呢？在黄宗羲看来，李贽之学与上述诸人不同，他不是儒学之中夹杂佛学，而是背弃了儒学本旨，思想完全转入了禅学，已非儒林中人。

我们知道，泰州学派在论学方面，往往以调和儒、释、道三教作为褒贬取舍的标准，而李贽又是其中张扬佛学最有力之人物。他自我标榜为“狂禅”，在当时就被学者指为“异端”，成为晚明狂禅异端之核心人物。他在《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中认为“儒、道、释之学，一也”，在《复李士龙》中认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是“三大圣人”。李贽治学，出入佛老，对儒学的虚伪性极尽揭露，晚年更是事佛有加，最终走进麻城芝佛院，落发为僧，皈依佛门，自称卓吾和尚，走向极端“狂禅”。这些，是黄宗羲最为拒斥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一样，对佛教极为反感。他努力辟佛，将儒学中的佛禅成分剔除，多处揭露佛灯、舍利、地狱等神道的虚伪性，认为佛教的轮回说抹杀人世之伦理，断绝孝亲之观念，“伤害天理”，[8](P158-159)要“投巫驱佛”[8](P41)他称赞其师刘宗周之学“醇乎其醇”，[2](P1507)所指也正是刘氏极力“辟佛”，力挽王学之弊的态度。李贽由儒入佛，归于禅学，黄宗羲则辟佛归儒，纯化儒学。在黄宗羲看来，“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学术偏僻”，[8](P206)其“偏僻”，就在于他好“骂先贤”，放肆无忌，有损名教，“离经叛道”，基本立场转到了禅学上。黄宗羲在分析耿定向与李贽的学术分歧时，曾说：“先生（耿定向）因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不信，终无以压服卓吾。”[2](P815-816)很显然，黄宗羲认为李贽是狂禅，又做了和尚，立场在佛禅一边。耿定向受佛学影响，对佛学“半信半不信”，基本立场还在儒学一边。这种分析真是细致入微。

三

明末清初之际，辟佛之风甚盛。李贽淫于佛教，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如王夫之认为“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9](P580)斥佛教为“异端”、“禽兽”，佛教的所谓六业轮回及善恶报应是“废人道，乱天纪”。[10](P236)王门后学王艮、李贽诸人，“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11](P1246)特别是李贽，“合佛老以溷圣道，尤其淫而无纪者也”。[6](P26)再如顾炎武，一生致力于恢复儒学之正，剔除后儒附会在原始儒学上的“异端”之说，佛学便在辟除之列。他声称自己“生来不读佛书”，[5](P242)以示不与言佛者同道。他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12](P668)其原因也就是李贽溺于禅教，皈依佛门。明代冯琦上言，指责李贽“背弃孔孟，诽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12](P661)这是顾炎武深表赞同的。可能是因为学术传承的不同，黄宗羲没有象王夫之、顾炎武那样严厉指斥李贽，但对王、顾所言李贽学术的禅学本质，从思想上还是认同的。所不同的是，王夫之、顾炎武一股脑将王学末流的禅学流弊统统加在阳明身上，将陆王心学一竿子打死。而黄宗羲则进行了细致区分，指出阳明之学是圣学，对儒学发展有“衣被天下”之功，[3](P128)不是禅学。不能以阳明后学所造成的流弊，来否定阳明心学的功绩。对王门弟子的禅学流弊，黄宗羲亦不掩盖、不粉饰，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区分了如我们前面所言的儒学中夹杂禅学和归于禅学两种情况，而李贽学术就属于后者，被归入佛禅了。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黄宗羲为李贽好友焦?、耿定理、李贽师友罗汝芳、潘士藻、耿定向以及李贽极为推崇的“英雄”王艮、徐樾、赵贞吉、邓豁渠、颜钧、何心隐、程学颜等人，或立学案，或写小传，彰扬他们的思想。在黄宗羲看来，这些人的学术虽夹杂佛禅，但基本立场仍在儒学一边，因此，本着破除门户，承认“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原则，自然要为他们立学案。而李贽就不同了，他是狂禅，又做了和尚，已失儒学本色，学术归属在佛禅，自然也就被排除在为儒者树立学案的《明儒学案》之外了。

当然，我们可以完全不同意黄宗羲对李贽学术所做的界定。事实上，李贽的学术思想相当复杂，须做深入研究。但是，在当时，黄宗羲就是这样认为的。黄氏出于王学，修正王学，所作《明儒学案》，打破门户，对儒学内部各家各派同等对待，揭示其宗旨，论述其特点，在明末清初诸家学术史著作中卓然而立，值得称道！但是，黄宗羲所提倡的学术平等，是儒学内部各家各派之间的平等；所打破的学术门户，是儒学内部各家各派之间的门户。李贽学术既然被看作属于禅学，就只有被排除在明代儒者之外，不能为之撰写学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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