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胜算 第10期

时间:2022-07-22 05:11:45

摘要:由著名导演郑晓龙执导的影片《刮痧》讲述了一个“北京人在圣路易斯”故事。从法学的角度解读这部影片,可将其称作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遭遇战。整个影片中充斥着以法律文化为代表的两个不同文化的交锋。在这里,不是中美两国现代具体法律制度的较量,而是深埋在两国人思想中的传统法律文化和意识的搏斗。

关键词:法律文化 冲突 伦理化 宗教性 共同价值

一、影片中,许大同的儿子打了朋友昆兰的儿子,对这件事情许大同和昆兰有截然相反的认识。许大同认为自己打儿子是天经地义而且是为了表示对昆兰的尊重;而昆兰则认为不论如何打孩子是错误的。

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在自给自足经济和宗族血缘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东方农业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渗透到传统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在这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法律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宗法化和伦理化的烙印。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认为,社会本身就不是整齐平一的,法律确立“尊卑长幼之序”,确认父权与家长权的存在,维护家庭成员间的不平等关系。

由于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和宗法社会,因此这种法律秩序具有超稳定性。而西方则不然,通过启蒙运动摒弃了中世纪愚昧落后的法律传统,逐渐确立了影响至今的西方法律文化。在该种法律文化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则是难以接受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在西方古典自然法学理论中,洛克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状态。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这种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因此父母和子女,其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法之为法,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它要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为其目标。

另一方面,宗教对西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集中体现宗教思想的宗教法把“爱”作为核心价值凌驾于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上。宗教对西方法律的这种影响源远流长,如今虽然褪去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这种思维范式却深深地影响着其社会的立法:立足于以人为本,而非轻视人权和粗暴地将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具体到影片中,州儿童福利局的工作人员要将丹尼斯带到福利局并由其监护,使孩子摆脱“恐惧与危险”,则是这种宗教性影响的延续。而这恰恰令接受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思想的许大同难以接受。

当这两种社会存在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思想内核不同、立场取向不同的法律文化相遇的时候,必然有一场遭遇战。强调森严的人身等级关系、强制性的人身控制以及王权宗统观念的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根本不理会西方法律思想中的人权、平等价值观念。西方的法律文化也不理解和认同中国法律文化的逻辑,严格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坚守自己在思想领域的阵地。那么,冲突似乎在所难免,事实也是如此。在法庭上,控方律师故意以激烈的言辞诋毁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以此也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正面冲突。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随着许大同的父亲找到昆兰,一切好像有了转机。这便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试探着理解的过程。昆兰来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医医疗馆里接受刮痧治疗,并认真听取医生的讲解,两种文化似乎在融合。

在圣诞夜,昆兰和儿童福利局工作人员赶到许大同家里,澄清了误会。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到这里,终于牵起了手。

二、那么是什么让两种看起来水火不容形式上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由冲突而化干戈为玉帛呢?笔者认为,是两种文化的共同本质和价值追求,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认识。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古代中国的法律丝毫没有基于对人性的关怀。相反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有很多诸如“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诸如“爱人”“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主张。与“以刑去刑”相对的还有“以德去刑”的思想。他们认识到民心的重要性,从而主张为政治国要关心民生,重教化反对“不教而诛”。“礼德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认为道德教化可以从根本上积极地预防和杜绝犯罪,而“政刑”只是犯罪事后的补救措施而已,不能实现“无讼”的目的。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一个贡献就是对法律惩罚功能的深深怀疑,即使是赞成法律的中国哲学家也不会宣称仅仅靠正式法律就能确保秩序。而西方法律文化始终是以民本为出发点的,中西方法律思想在这一点上归于同一。

另一方面,西方法律文化重视个体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依附式的人身和心理束缚,为人类社会的群性生活秩序提供了较好的规划和解释,为人类的竞争力、创造力的解放提供了动力。譬如影片中儿童福利局看似无情的做法实则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种法伦理显然是合理的。一旦超出了这个限度,就必然走向谬误或偏暗,就可能导致人性的沦丧或人的异化。同样,影片中儿童福利局的做法亦有这种倾向。西方仁人志士并不是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也纷纷提出了一系列改良的理论,如“人性复归”“家庭重建”“挽救伦理”等等,其法律也有所矫正。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始终重视人性、伦理,这就更加明显地印证了中西方法律思想的趋同。

三、至此,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各自特征以及他们的相通之处了:中国法的内在精神是善、公利和义,其渊源理念是宇宙之理、道、人性、良知,其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与宇宙的大一统、超和谐;西方法的内在精神是公平、合理与正义,其渊源理念是上帝意志或神道、以及宇宙自然定律、规律,其价值理念是共和社会的和谐、协调。聪明的朋友,或许现在我们可以说,中西方的法律文化,不同的只是技术层面,相同的则是根本的。那个刮去文化差异的根本的相通的东西就是爱,爱是人类共同的超民族超文化的语言。所以,故事结局的圆满是中西方文化冲破差异隔离的胜算,是人类共同价值取向的胜算,是爱的胜算。

参考文献:

[1]汤唯:《当代中国法律文化本土资源的法理透视》,人民出版社,2010

[2]公丕祥:《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

[3]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3

[5]江山:《中国法理念》(第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上一篇:采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困境与决策 下一篇:沙力河大桥病害原因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