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及协同性分析

摘要：笔者运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以及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均存在显著的三区制性质，即经济周期可划分为“低速”、“适速”和“高速”增长区制；另一方面，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偏低，并且存在依赖于区制状态的“门限性质”，即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区制内呈现出不同的协同性水平。

关键词：经济周期；协同性；区制转移模型；门限性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ZD006)

作者简介：李天德(1949－)，男，河南郑州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金融学理论研究；陈小凡(1975－)，女，湖南湘潭人，四川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58；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55－04　收稿日期：2007－3－16

一、引言

尽管香港的货币政策通过其联系汇率制度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实质经济却因为贸易、直接投资、旅游业、金融市场而与内地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实证研究显示，自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之后，内地和香港经济融合的步伐大为加快(Genberg、等，2006)。在此背景下，无论基于两地经济日益融合的现实基础，还是人民币、港币一体化的战略思考，不少学者对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synchronization)进行了分析。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曾澍基(2002)利用方差检验和主成分分解技术研究表明，虽然就整体而言内地和香港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明显，但是中国东部沿海省区与香港，在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步性(Shu-ki Jsang，2002)。李心丹等(2003)分阶段计量了内地与香港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发现两地增长率相关性整体水平不高，在某些时期甚至为负。Genberg等(2006)分别利用实际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计量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他们发现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不同的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水平，但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随着两地经贸的融合而有所提高(shu-ki Jsang，2002)。

我们注意到，已有的文献尽管考虑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时段性差异，然而由于时段的选择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此并未得出一致的实证结果。为克服此缺陷，本文尝试利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在对两地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进行划分的基础上，计量两地经济周期在不同区制内的相关性，以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区制依赖特征(Krolzig，2001)(knolzig等，2001)。相关研究可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提供实证参考。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在引言中简单描述了对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进程。第二部分介绍Hamilton区制转移模型及本文的修正模型。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首先运用具有区制转移的单变量自回归模型(MS－AR)分别对内地和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阶段及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具有区制转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分析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包括考察两地经济周期的共同区制划分、计量共同区制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即区制依赖相关性(regime－dependent correlation)。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经济周期的区制转移模型

在对经济周期形态的分析中，Hamilton(1989)首先利用Markov转移模型(Markov Switching Model，MS模型)分析了美国的经济周期机制问题，提出了描述经济周期状态的重要方法。由于MS模型描述了不同状态或区制下，经济行为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和性质，所以该模型又可以称为区制转移模型(Reglille Switching Model)。

1．Hamihon的单变量区制转移模型MS－AR

Hamilton使用单变量的区制转移模型来分析经济周期，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ov过程在两个不同区制(扩张和紧缩)之间转换来表示，这两种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状态(Hamilton，J．D，1989)。Hamilton将两种经济状态用实际产出增长率随机过程的区制转移来描述：

一般自回归模型不同之处在于均值项μ(st)具有时变的区制转移性质，正是这一点捕捉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具有不同均值水平的本质特征。

2．本文的修正模型

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率波动存在异方差(刘金全等，2005)特征(刘金全、刘志刚，2005)，并结合模型估计的似然值比较结果，本文对Hamilton(1989)MS模型修正如下：(1)用具有区制转移性质的截距项代替均值项，以契合观测变量随区制转移而平缓变动的现实特征；(2)设定扰动项的方差具有区制转移性质，以反映经济波动的异方差性；(3)由于内地和香港经济周期波动中出现了“低速”、“适速”和“高速”增长阶段，因此用三区制转移模型代替Hamilton的两区制转移模型。最终本文选择MSIH(3)－AR模型对相关经济体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进行分析。

为截距项，该模型的截距项和扰动项的方差均具有区制转移性质(Markov－switching intercept& heteroskedasticity，MSIH)。模型包含3个区制状态：st=1、2、3分别对应“低速”、“适速”和“高速”增长区制，参数限制为。

尽管单变量MS模型能识别单一经济体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及其特征，但却无法分析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同性。为克服此缺陷，本文将单变量MS模型拓展到具有区制转移性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从而允许各经济体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在不同周期区制内可以呈现不同的特征和机理。

式(3)为MSIH(3)－VAR(p)模型，yt为相关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向量。该模型中的截距项向量和扰动项的方差一协方差矩阵均具有区制转移性质。可以使用Hamilton(1989)的

精确极大似然估计法，或者Kim和Nelson(1999)的近似极大似然估计法来估计上述模型。

三、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划分与协同性分析

1．指标选择及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内地和香港实际GDP季度数据。香港实际GDP季度数据来源于IFS数据库。由于1994年之前内地实际GDP季度无法直接从国家统计部门的公开资料中获得，因此本文对1994年之前的内地年度GDP数据进行季度分解(具体分解方法可参见Abeysinghe等，2001)(Abeysinghe，T．&GUlasekaran，2004)。样本期为1979年第1季度到2006年第3季度，以1997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计算获得。

运用X12模型对内地和香港实际GDP序列进行季节调整，由调整后数据得到两地实际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增长率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两地实际GDP增长率序列均为平稳，图1描述了两地的增长率序列。

2．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分析

通过比较模型估计的似然值和AIC、SC准则，本文利用MSIH(3)-AR(4)模型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增长序列进行了实证分析。用Ox-MSVAR软件包在Givewin平台上对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方法参见(Krolzig，1997：46－142)，结果见表2、表3。

根据内地经济增长率的区制检验(见表2)，内地经济周期存在显著的“增长率分界现象”，增长率表现出三区制性质：“低速”、“适速”和“高速”增长区制的平均增长率在各个区制状态都不同。经济波动性也因经济周期区制而不同，经济波动率在“适速增长”区制最低，而在“高速增长”区制最高，此结论与刘金全等(2003)的观点基本一致(Krolzig，1997)。区制转移概率矩阵表明，当经济进入“适速增长”区制后，该区制自身维持概率为0.935，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其平均持续期也高于其它经济周期区制的持续期，反映出内地经济周期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表3显示香港经济增长率也表现出三区制性质；与内地相同，香港经济的波动性在“适速增长”区制最低；区制转移概率矩阵也显示香港经济周期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图2给出了内地经济增长率曲线以及根据状态变量St的平滑概率(smoothed probability)P[St=1／Ω](Ω为全样本信息)而划分的经济周期区制状态。根据“法则”，内地自1980年以来共经历了3次明显的“低速增长”区制：1980年至1981年末出现了较短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下降；1988年末至1989年末则发生了为期1年的经济紧缩，反映了宏观调控造成的经济“硬着陆”；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年上半年也出现了短暂的“低速增长”区制。在相应样本期，内地经济在2个时段对应于“高速增长”区制：从1983年开始进入了为期5年的“高速增长”区制，直到1988年末；从1991年开始内地再次进入“高速增长”区制，并持续到1994年。自我国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我国经济大部分时期处于“适速增长”区制，期间只是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短暂影响。就目前而言，中国仍然处于“适速增长”区制。

图3描述了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香港自1980年以来共经历了6次明显的“低速增长”区制。其中，经过1986～1987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及结构转型，香港劳工短缺及通胀等问题渐趋恶化，加之1989年又面临西方经济放缓及中国内地紧缩经济政策的不利影响，香港经济从1989年开始进入为期1年的“低速增长”区制。经过1年的调整，香港在西方国家还未复苏的情况下已迅速同内地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同步进入了经济回升阶段，对应了1991～1995年的“适速增长”区制。由于香港出口增长疲弱、内地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等因素，香港自1995年进入持续期为1年的“低速增长”区制。此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香港经济从1997年末再次进入“低速增长”区制，并直到1999年2季度才走出低谷。受不利的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本地需求的疲弱，香港于2001年第1季度再次进入“低速增长”区制，并一直持续到非典爆发之后的2003年第3季度。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香港经济强劲复苏，香港进入“适速增长”区制的概率放大、并保持持续稳定，目前香港经济处于“适速增长”区制。

3．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分析

尽管MSIH－AR模型能够分析单一经济体的周期区制状态及特征，但却无法准确计量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为了探究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及其区制依赖特征，本文运用MS－VAR模型对两地经济周期的共同区制进行划分，并在各共同区制内计量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根据模型估计的似然值和AIC、SC准则，MSIH(3)－VAR(4)模型的实证结果见表4。

通过估计共同区制变量st的取值概率，可对两地共同经济周期区制阶段进行划分。图4的曲线分别描述了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增长率，阴影反映了两地共同区制状态的划分。根据图4，在经历了1986～1988年的“共同高速增长”区制之后，两地于1989年开始进入为期1年的“共同低速增长”区制，对应了内地经济的“硬着陆”和香港经济的调整期。从1990年开始，香港随内地经济的新一轮增长而出现经济的同步回升，两地依次经历了“共同适速增长”区制(1990～1991年末)、“共同高速增长”区制(1992～1994年)和“共同适速增长”区制(1994～1997年)。从1997年3季度开始，两地进入为期2年的“共同低速增长”区制，综合反映了内地1996年经济“软着陆”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严重冲击。从1999年末香港开始了金融危机后的调整和恢复期，内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两地进入“共同适速增长”区制并持续至今。

由于MSIH(3)－VAR模型中扰动项的方差一协方差矩阵具有区制转移性质，因此可以估计两地在各个共同区制下，经济增长率序列的区制依赖相关性。表5显示，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整体水平较低，并具有显著的区制依赖特征：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仅在“共同适速增长”区制为正，但水平较低(0.102)，根据表4“共同适速增长”区制恰好也是持续期最长的区制；两地在“共同低速增长”区制表现出明显的负向相关。

四、基本结论

第一，关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内地和香港均存在显著的“增长率分界现象”，其经济周期表现出明显的三区制性质；根据状态变量St的平滑概率可以分别对两地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进行划分；无论从经济波动性、区制持续期，还是区制转移概率，内地和香港经济周期都呈现出非对称性特征。第二，关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偏低，并且存在依赖于区制状态的“门限性质”，即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区制内表现出不同的协同性水平。两地经济仅在持续期最长的“共同适速增长”区制内具有正向相关性。总体而言，中国内地与香港表现出水平较低的、具有区制依赖特征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这意味着应该根据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对两地经济的协同变化做出动态预测。在此背景下，促进两地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同，不仅依赖于两地经贸的进一步融合，而且应该遵循科学的路径，争取实现和维持最有利的经济周期区制。

(编校：书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