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监管:稳步推进 引导双赢

着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网点数量、业务规模、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和我国金融机构间的互动影响日渐广泛。

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如何采取适当的政策与措施，引导外资银行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我国银行业健康发展？如何逐步统一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建设公平、透明的监管环境？这一历程中监管理念、技术、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就这些问题，《金融博览》采访了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主任杨丽平。

《金融博览》：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走过了怎样一个历程？

杨丽平：从监管的角度来看，中外资银行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从逐步融合到全面统一的过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根据当时的情况，为保护我国金融安全和存款人利益，我们设计了一些过渡期的安排。去年年底外资银行最后一项过渡期安排——贷存比宽限期到期结束，标志着中外资银行在监管法规政策、监管制度标准和市场经营环境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统一。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业务范围以及监管标准与中资银行一致，可以经营对企业和个人的外汇及人民币业务，并遵守与中资银行相同的资本充足、授信集中度限制、存贷比、流动性和拨备计提等审慎监管要求。

在监管环境建设中，我们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国际监管新标准，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监管水平和监管透明度。要求中外资银行同等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步实施国际新监管标准，为中国银行业提供更公平、更便利的发展环境。总体来说，中外资银行平等经营环境基本形成。

《金融博览》：我国银行业开放从初期的引进资金到后来的引进技术这个转换过程中，银监会采取了哪些政策加以引导？

杨丽平：一方面是逐步放宽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吸收资金的数量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吸收更多资金。另一方面是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银监会成立后，致力于促进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双赢”，积极鼓励吸引合格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中资银行改革重组，并通过《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等，为外资参股创造了有利的监管环境。在被参股投资的中资银行中，既有股份制银行，也有城市商业银行，既有沿海和东部地区的机构，也有内地和西部地区的机构，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样的股权合作实际上是资本、技术、业务和管理的全面合作，加大了中外资银行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深化和改善市场结构。

《金融博览》：我国的外资银行监管有一个重要转变是从“分行导向”向“分行与法人双轨并行，法人银行导向”政策的转变，这是怎样的一个变化？

杨丽平：2006年11月，也就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过渡期结束时，我们履行承诺，允许和鼓励外国银行分行在自主选择商业存在形式的前提下转制为在境内注册的法人银行。我们修订颁布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以有效隔离风险，保护境内存款人利益。通过这项制度设计，我们允许外资法人银行和中资银行一样，吸收公众存款；同时，为了保护我国小额存款人的安全，对外国银行的分行吸收公众存款作了更加审慎和严格的规定。因为法人银行的资本金完全在中国，在中国要有完整的管理架构，银监会完全可以根据风险的情况适时要求增加资本、增加拨备、限制业务，及时进行监管纠正，也就是说监管完全是充分的、有效的、及时的，这样可以和它的母行、母国的风险相隔离。

法人导向政策目前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通行的做法。特别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倒闭以后，很多国家看到对外资银行分行进行监管有效性的有限性，分行一旦发生风险或者母行发生风险，那么外国银行分行东道国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安全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银行体系安全，应该鼓励外资银行转制成为法人银行，在有些国家这甚至是强制实行的。

《金融博览》：“十七大”期间，我们持续引导外资银行到中国东北和中西部等金融服务薄弱的地区设立机构，请您介绍一下目前的发展情况。

杨丽平：截至2011年年末，外资银行已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设立了125个营业网点，并在一些边远地区设立了村镇银行，为当地金融服务环境改善和区域协调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我们配合国家“调结构，促发展”的政策，有效引导外资银行发挥自身专长，积极服务实体经济。现在来看效果也很好。外资银行在中小企业、新兴产业、进出口贸易等领域也提供了全方位、优质的金融服务。截至2011年年末，外资银行制造业贷款比例为42%，高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境内企业贷款33.48%，超过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近4个百分点。

《金融博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两个文件的签署对港台银行在大陆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杨丽平：我们通过积极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优惠开放措施，帮助港资银行在内地获得了发展的先机，1家港资银行的内地首家分行开业时间提前了约6年，共有6家香港中型银行因该项优惠开放政策在内地设立了10家分行，4家香港银行在内地的5家分行至少提前1年时间进入内地人民币业务市场。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香港银行在内地子行和分行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为香港母行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大陆与台湾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两岸银行业监管合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为台资银行直接服务大陆台资企业架通了桥梁。目前，已有多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了营业性机构，我们积极关注台资银行的经营特色和比较优势，支持台资银行大陆分行更好地服务在大陆的台资企业。

《金融博览》：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对国际局势的跌宕起伏，我国是如何加强与调整监管策略的？

杨丽平：这是我们这几年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赋予我们充分行使东道国监管当局的自和主动权，为切实保护境内存款人的利益，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采取多项监管措施，强化风险监管，有效防范了跨境风险传染。在危机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我们启动了包括监测跨境资金流动、集团内资金交易等在内的一揽子“工具箱”，实施特别监管措施；初步建立了以流动性风险应急机制、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及外国银行分行危机处置措施为核心的跨境风险传染应对机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个别美资银行的母行曾受到严重冲击，我们与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紧密沟通，同时启动了应急机制，采取风险隔离措施，确保了在华美资银行的持续稳健经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及时发现苗头、成功处理隐患，维护了金融秩序的稳定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金融博览》：金融全球化带来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领域的联动性前所未有，这既带来机会，也使风险传递更迅速，国际银行业间迫切需要加强监管与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举措？

杨丽平：银监会自成立以来陆续与47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涵盖正常情况与危机状态下的信息交换、市场准入和现场检查合作、监管磋商等重要内容。

在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框架下，我们一是在机构和高管人员准入方面注重征询母国（母地区）监管当局意见，确保引入接受严格监管的优质机构，授予任职资格给具有丰富经验和职业道德的管理人才。二是重视发挥监管磋商和国际监管联席会议的平台作用，把握银行集团的整体风险以及对在华机构经营的影响，目前已经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定期磋商机制，参与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中国香港特区、加拿大和韩国等多家跨国或跨境银行集团的联席会议。三是协调跨境现场检查安排，就检查发现问题和监管关注进行交流。四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主动致函母国（母地区）监管当局并提议召开电话会议，及时跟进事态发展，协调监管策略和重大处置行动，确保其在华机构平稳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