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对唐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 两税法改革在我国古代赋税史和农民负担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宋、明等朝代的税收和农民负担状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税法改革是当今众学者关注的焦点，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本文拟通过对两税法改革的农民经济背景及其改革实况的分析，探讨两税法改革对农民的赋税负担、农村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以期更为全面地了解两税法后农民家庭经济所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 唐代经济 税制改革 两税法

一、唐代税制改革的历史与经济背景

我国唐代为何要实行两税法，或者说，促使唐政府进行赋税改革的动力是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从分析两税法改革的唐代农村经济背景入手。唐初实施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适应了唐初户口锐减、荒地较多的现实需要，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唐代繁盛局面的出现，但是，从土地产权看，农民对土地拥有不完整的产权，或者说只是部分产权，尽管“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永业田可以传为家业，农民拥有产权，甚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也不追”，但是永业田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其80亩的口分田的产权是在变化之中的。唐代早期由于地广人稀，土地的供求关系平衡，农民有大量的可耕之地，对土地产权要求并不明显。因此，均田制是建立在国家掌握大量可供支配的土地基础上的。随着人口增长和官僚、贵族队伍的扩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其对土地的产权开始受到侵夺。安史之乱前，农村的土地兼并状况己经非常严重，杜佑甚至认为“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已经达到了“有逾朴汉成哀之间”的程度。安史之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减员，同时还要负担远远高于租庸调所规定的赋役量。农民生活困苦，被迫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实施两税法是挽救农村经济颓亡的必然。

二、唐代税制改革的前后变化

随着唐代经济不断的发展，唐代农民的家庭负担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唐代前期，吏治清明，农民还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家庭负担较轻;到开元、天宝时期，土地兼并盛行，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因而负担增加;安史之乱给农民带来了灾难，赋税繁多，政出多门，上下盘剥，农民生活更为困苦;实行了两税法后，由于税额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农民的家庭负担相对减轻，但是随着唐后期吏治的腐败和政局的混乱，农民的负担又出现了反复。根据两税法和租庸调制的税收内实行两税法后，纳税面扩大了，解决了税基和税负的矛盾关系，达到了“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的目的，实施两税法的当年，国家全部财政收入就达到了3000余万贯，是大历末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两倍半，也是开元天宝以后最好的一个年份，确实达到了增加政府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其次，两税法统一了税目和简化了征管手续，将过去的征科色目和租庸调一起并入两税，使税目简单化，降低了征税成本。统治者严格禁止对农民乱加征、乱科配，认真贯彻两税法的决心很大，可以说，两税法从制度上限制了赋税的额外加征，改变了农民过去“旬输月送”的局面，有利于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

两税法的定税原则是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需要来制定征税计划，即“量出以制入”。初定两税法时“元额”是征税的标准，建中元年两税总收入量根据《通典》卷六赋税下注云:“建中初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即，赋税总量是税钱三千余万贯，税米一千六百余万石。那么，建中年间的户口数是多少呢?《通典》称:大历中，唯有百三十万户，建中初，令融涉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由此可知，初施两税法时只有一百三十万户，经政府按比后，共有著籍人两税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具有进步性。正如德宗皇帝所说，“两税法悉总诸税，初极便人”，表明了两税法实施初期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杜佑称赞两税法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它使农民“赋税均一，人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

2.两税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民垦田置地的积极性，德宗贞元二年的时候，关辅百姓贫乏，田畴荒秽。德宗皇帝诏令从外地进献耕牛，以分赐给关辅地区有地无牛的百姓，但是对于农户有田在50亩以下的不给。给事中袁高反对这一规定，认为“圣慈所爱，切在贫下。百姓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户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气，由此可见，德宗贞元年间的农民户均土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至于户均五十亩土地还是属于贫人。从农民心态上看，大量脱籍户的重新入籍，也有利于农民群体安心生产和生活，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部分勤劳的农民由于经营有方和支出有序，在完成国家赋税和生活开支外，还有了一定的节余，就可能增加生产投入，进行扩大再生产，部分富裕的农民就成为唐代农村社会中的一个新的阶层，这就是乡村富户。当然，此后的农民负担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由于两税法对两税数额的征收主要是以大历末年的赋税征收量为依据，因此在建中元年的3000万余万贯的税钱中，最少应该有盐税600余万贯，此外还有其他商税暂不列入。即，两税上缴的数额最多是2400余万贯，米麦1600余万石。

3.两税法规范了安史之乱后农村混乱的税收局面，有利于稳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高了，农村人口数增加了，同时，大量的脱籍农户重新归籍，政府控制的人口数增长了。而且，由于征税方式的改变，赋税征收不再以丁身为主，而改为以资产和户等作为标准，对农民家庭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看唐代农村人口变化的过程。唐代农民的数量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唐代户口数目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农民在籍数目的变化。唐代人口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高峰，安史之乱后，人口一直呈萎缩趋势。安史之乱后的广德年间((763年～764年)，人口由天宝时期的近900万户，减耗到不到300万户，大历中竟然只有100多万户。农民迁徙流亡，户籍紊乱，出现了农村户口“十不存一”的现象。两税法明确规定“户无主客”、“人无丁中”，都是纳税对象，纳税数额的标准在于“以贫富为差”，农民和官僚贵族同是两税中的税户，而且承诺税额不随意增加，“两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论”。对处于安史乱后农村中杂税、摊派多如牛毛的农民来讲，这一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原来大量脱籍农民纷纷又成为政府的课户。两税法实施的建中元年，农民归附政府户籍的数量激增，户口总数达到了3,805,076户，比肃宗乾元三年(760年)1,933,174户的户口数增长了近一倍。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农民的自然增殖也增加了。此后，政府控制的人口虽因种种原因有所反复，但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到会昌年间达到了唐代后期户口的高峰，在籍户将近500万户，甚至严耕望先生认为，元和年间的户数未必少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户数。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户口的多寡是社会治乱的反映。建中初年人口的增长，反映了两税法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税制运作机能方面保证了农村经济的正常运转，缓和了贫富不均的现象，从而国家控制人口的能力也增强了。

其次，两税法对农民自身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也产生了影响。从家庭结构看，唐代前期农民主要是以核心家庭的小户型农户为主，后期则出现了大量的联合型家庭，农户家庭人口数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根据梁方仲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家庭人口仍然保持着北魏均田制以来的小户制。贞观十三年，全国户均口数只有4.31口。如除去大户人家的官僚、贵族、地主外，农户的家庭人口数应该更少;两税法后的全国户口的每户平均数，比唐代前期激增，天宝十四年为5.94口，到两税法后的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激增到6.63口。有必要说明的是，安史之乱期间户均人口曾有过7.9口的记录，这个记载即使真实，也是农民家庭处于特殊战乱时期的家庭状态，而非是农民家庭规模的常态。

总之，两税法以户等高低和资产多少为标准收税，一改过去以“丁身为本”的税收原则，“不分丁中，以贫富为差”，赋役征发原则上不再以丁身为本，家庭规模的大小、丁口多少与两税征收无多大的关系。虽然在两税法颁行后，还有向贫弱农户转嫁差科、摇役的现象，但毕竟有了制度的规定，和前期按照丁口征发己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两税法后，农户隐瞒户口的现象减轻了，其家庭的规模也扩大了，“兄锄弟褥妻在机，夜犬不吠开蓬扉,父渔子猎日归暮，月明处处春黄梁”，就是为合作生产而保持的扩大家庭的现象。当然，也存在战争对农村户口的大量损耗，特别是丁壮劳力的损耗，为保证耕作和生产，出现几家合户的联合家庭形式。此外，两税法后更多的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开始兼营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甚至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专门从事非农业经营。农民的经营模式开始多样化，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进行分工协作，这也成为促使农民家庭人口由核心家庭向联合家庭整合的重要原因。

三、两税法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两税法放宽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以资产为纳税标准，活跃了农村经济，使农村经济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农民的经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中大量商品性农业的出现、商品交换的发展及大量农民从事手工业及商业活动，是唐代后期农村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变化。

两税法以资产和户等作为纳税的标准，改变了以人丁作为标准的税收政策，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这是两税法后农民经营出现多样化的前提;同时，两税法以“税钱”和“税物”作为征税对象，农民为完成税收，要出卖商品来完成用钱缴纳的部分，是促使农村经济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的动力。

两税法结束了政府对土地的控制状态，土地产权由国家平均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向土地私有转换，出现了土地产权明晰化的趋势。这样，原来均田制下的农民经营方式开始分化为三种主要的经营模式，这些模式虽然在均田制下都已存在，但是这种趋势得到了加强:一是主要经营土地的农民;二是失去土地靠佣工生活的农民;三是土地经营和家庭副业、手工业和商业兼营的家庭。当然，这三个层次的农民，都可能同时经营着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如纺织、编织、养殖家禽等的经营。

两税法改革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商品交易突破了坊市的界线，到处店铺林立，很多城市出现了夜市，刘晏五鼓上早朝的时候，在中路就能买到热气腾腾的胡饼，并称赞其“美不可言，美不可言”。乡村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交易市场――草书和墟市的发展，并向城市化的趋势发展。《唐会要》载“当道管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于齐州临邑县邻接，有灌家口草市一所，伏请于此置县为上县，请以归化为名。从之”;“大历七年正月，以张桥行市为县”;《全唐文》卷七六三盛均《桃林场记》云，武、宣之际，“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尝闻期月之内变为大县乎?是斯场人士之所愿也”。农村集市城市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成果之一，有利于农村经济进一步拓延及其商品经济的繁荣。

两税法促成了农民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经营向多样化发展。这一发展变化活跃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经济从战争的低谷中复苏和发展，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农村中雇佣劳动及工商业活动的发展，给农民改变自身经济地位提供了机会，促进了唐代后期乡村富户阶层的兴起和农村租佃方式的盛行，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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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念棋:《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一生产与生活》，《史林》，2004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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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谷仙:《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食货》第三辑，1935年

[5]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