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文化的逆袭

摘 要：本文从哲学界与文学界两个角度探讨了“身体文化”的逆袭，即哲学家和文学家发掘出“身体”的颠覆力量，重新赋予长期被贬低被压抑的“身体”合法地位，并高举“身体”作为反传统反权威的旗帜。

关键词：身体；逆袭；反传统

一、哲学界

虽然晚近的身体讨论都将笛卡尔作为批判的起点，但其实理性/感性、精神/物质、灵魂/身体的二元划分始自古希腊哲学。柏拉图哲学思想最关键之处就是分离学说，即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可知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二分。柏拉图高扬理念、理性与灵魂，而与之相对的物质、感性和身体则被贬低。身体因着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陷入了哲学的漫漫长夜。到了18世纪中叶，被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通专门创建了美学这一学科来研究感性/身体领域，给予身体合法性的研究地位，但关于感性的这种知识仍旧被视为“低级认识”，而理性知识继续坐在它“高级认识”的宝座上。

那个当年以一声长啸“上帝死了”而震惊哲界的尼采，是最早高举“身体”旗帜反叛传统和权威的人。尼采高呼――“重估一切价值！”而重估一切的依据与标准是“身体”――“要以身体为准绳”。这身体不再是过去那个从属的、轻微的、卑琐的奴婢，而是强力贯注其间的充满创造、激情和流变的生命体，它是血肉之躯、欲望之体，是“权力意志”之所在，拥有它并能发挥其价值者是至高卓绝之“超人”――肩负重任、神志健全、孔武有力。

尼采以及之后的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把“身体”拉入哲学，并赋予身体颠覆之力。

反柏拉图主义。在柏拉图那里，精神、理念和灵魂是最高准则，生活的意义和目标都源自它们归向它们。我们必须在理念的引导下，才不至迷失方向，正如要有太阳才有光明和道路。但尼采断然抛弃了以目标为指南的生活，也抛弃了所谓的生活准则和规范。他认为，生活应该是一种美学――“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而美学化的生活不需要理念和凭据，不需要深刻基础，也不需要外在的崇高目的和形而上学的保障。这种生活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也是以身体和自我为目标，以感性为目标。它的法则就是自我随机立法、嬉蚴搅⒎āI活与身体的关系就此完成了对传统的倒置――生活以身体为目标，生活成为身体的结果，生活被身体的权力意志锻造和锤炼，在身体的激发下，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

反主体论哲学。笛卡尔哲学承继了精神/身体的两分，并以“我思”这一精神主体来确认“我在”这一物质身体。“精神”一维代表着理性、确定性、稳定性、真理，而“身体”一维却代表着感性、不确定性、偶然性、错觉和虚幻。笛卡尔式的这一主体是全知型主体、普遍主体，他具有纯粹性和客观性，信奉逻辑、知识和理性的力量可以抵达真理的彼岸和历史的真实。而尼采、福柯和德勒兹们却用“身体”用谱系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所谓的全知型普遍主体其实根本不可能存在，他只是学者的理论虚构。因为无论是真理的追求者亦或是历史的观察者，都首先是身体的存在者，而身体的自我性、欲望、激情、意愿甚至其神经系统、营养和消化系统等等生物性方面，都必将参与或影响主体的感知与判断，从而导致主体的不全面、不公正、不客观，主体的绝对有效性就此被消解。

主体论哲学相信，意识、灵魂既是高贵的，也是决定性的；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而尼采们则揭示还原出被悬搁遮蔽的“身体”，指出历史常常缘自身体的冲动，事件的起源往往根植于身体；身体既操纵着历史，也主宰着哲学。

形而上学本质论的“本源”也被尼采们的“来源”所取代。谱系学认为：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稳定恒一的“本源”，有的只能是千头万绪的“来源”，这来源不为“一”，也不为同质，而是异质性的“多”，是异质的狂欢。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指出，道德并不是从一个固定点演化而来，他不可能被预设在稳固的起源上。因为道德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争斗，善于恶从来不是依据同一标准制定的，它们一直在斗争中动态地竞争、厮杀、翻滚、换位，在一个差异空间内狂欢。福柯发扬了尼采的谱系观，指出身体在历史和道德中的功用：道德并不是从外在的超验性标准出发，而是从身体内部的生物学冲动出发；道德不是普遍性的规范，而是身体灵机一动的结果。身体才是来源的所在，是历史事件的铭记之处。德勒兹也将身体视作力的能量，并把尼采的权力意志改造为“欲望机器”。康德等大哲曾提出“欲望生产心理现实”，德勒兹更进一步提出“欲望生产现实”。“一切都是欲望”，欲望这部机器不仅能生产心理现实，它直接是社会生产本身，现实是欲望的最终产品。

至此，世界不再与身体无关，历史不再与身体无关，连真理也有身体的烙印。

“身体”完成了哲学界的逆袭。

二、文学界

20世纪90年代开始，“身体”也成了中国文学界革命的旗帜。“身体写作”、“私人写作”、“下半身”等一系列标榜身体文学的前卫流派产生。

“身体文学”于中国当代的出现，无疑极具反叛性与颠覆性。中国传统正统文化中，身体一直是一个被限制被防范被压抑被蔑视的角色。从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从古代对男人的、对女人的缠足，到现代的政治批判加身体折磨以及道德谴责，无不时刻提醒着人们――身体是罪恶和欲望之源，是该受约束、压制和管教的。无论是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还是现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作时代的留声机”，文学艺术似乎都与个人的身体无关。因为崇尚集体意志国家意志是与强调个人身体个体感受相悖的，身体也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堡垒。的上纲上线和身体使人被政治彻底奴役。

蔑视身体和压抑身体的文化传统对文学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中国的许多古代文人来说，身体要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黑洞，要么就是一个、赏玩、滋生阴暗心理的温床。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的是身体意义的被扭曲。期间革命文学中的正面人物都是身体被抽空的人，他们只有革命思想、革命意志和革命理想，而一个普通身体所常感受到的情绪与内心皆因宏大叙事而被淹没被弃写。要写情感，也只能是革命情感战斗友谊。个体、身体被历史洪流完全吞没隐匿。

进入20世纪，自我、感官、身体/肉体和欲望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研究。从弗洛伊德、萨特到梅洛・庞蒂、米歇尔・福柯、德勒兹等，都对身体文化及其符号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为现代身体社会的来临奠定了理论基础。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能》中指出：“自我首先是一个肉体的自我”，这一观点对当代文学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肉体是身体最显在的层面，也是身体最敏感最基本的层面。而且，“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特里・伊格尔顿），高举“肉体”旗帜自然就具有了反抗专制的特殊意义。伊格尔顿在其《审美意识形态》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对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张爱玲的小说突然备受关注和推崇。与宏大叙事截然不同，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日常关怀和身体叙事，个体的细微感受、肉体私密的渴望与焦虑，充盈在字里行间。

20世纪后期，曾经被压制被蔑视的“肉体”毅然担当起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角色。不过，在当代中国，由于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身体文学刚出现时，读者的反应更多的还是惊愕、不解，官方的反应则是一如既往的想禁止限制。如1993年，北京出版社推出贾平凹的《废都》，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下半年就遭禁，直到2009年7月28日才解禁。由此反而引发了读者的更大好奇，到处求问买书。贾平凹书中的“此处省略・・・字”也成了神秘诙谐的象征被竞相模仿。理论界，90年代后期，对《废都》给予好评的越来越多，认为它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揭示深刻而具有预见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以陈染、林白、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美女作家，她们的文学被称为“身体写作”。棉棉曾经对记者说：“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思想。”这些美女作家在前卫写作中，身体的内涵逐渐由个人化的经历、体验，转向私密经验、性经验的呈现，转向肉体的狂欢，转向胸口、转向下半身。而且，或许是为了更前卫更另类，或许是为了更畅销更热卖，她们大都标榜小说为“自传”或“半自传”，这无疑加大了她们反传统的分量，同时也更迎合了读者的窥视癖。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到陈染的《私人生活》，到卫慧的《上海宝贝》，到棉棉的《糖》・・・・・・美女作家们自我暴露得越来越厉害，一个比一个厉害。

到了“下半身”流派的诗人们那儿，身体被举到被崇拜的高处。他们的“下半身”写作宣言震动文坛――“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我是一具具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仅此而已。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我们更将提出：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沈浩波）

“写作意味着激情、疯狂和热情，同时意味着整个肉体的完全投入。”（朵渔）

这些诗人们不厌其烦地集体描写发廊小姐、上厕所、、看见女人如何想入非非等生理性事件。身体文学直接发展为肉体文学，作品中肉体欲望满天飞。

这与追求纯粹诗意的海子形成了鲜明对照，有学者这样概括同为诗人的海子和“下半身”：“海子和‘下半身’，几乎成了文学无法再逾越的两个身体限度：一个是反身体的，一个是身体崇拜；一个代表极端的精神乌托邦，完全形而上，你几乎闻不到任何肉体的气息，一个代表极端的肉体乌托邦，完全形而下，你也几乎闻不到任何精神的气息；一个是文学的属灵状态，一个是文学的属肉状态。”（谢有顺《文学身体学》）

至此，文学界也完成了身体的逆袭。但从蔑视身体发展到崇拜身体进而演化为肉体乌托邦，这场以身体名义发动的文学革命似乎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无怪乎学者们纷纷警示――身体写作从文学革命开始，最终却走向了文学堕落。当身体的所有含义仅等同于肉体和欲望，那身体所蕴含的丰富性就被消解了，而生命的厚重感也会失去。正如刘小枫所言：“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过重，我们难以承受，但比沉重更难以承受的，恐怕是灵魂被完全抽空后的虚无与轻飘。

所以，用身体对抗长期以来理性、权威、政治的统辖与压抑，固然有其革命意义和创新价值，但如若太过，用肉体乌托邦完全取代精神乌托邦，又会使文学陷入另一个沼泽之地。所以，学者谢有顺提出“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安居”，不失为矫正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