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披露制度下的企业内部控制信号传递研究

【摘 要】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分析了上市公司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机，并以2012年825家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与内部控制水平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信息数量不一定越多；（2）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信息广度越大；（3）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信息深度越大。结果表明：管理层传递有效信号的方式是提高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信息广度与深度，而非增加信息数量。

【关键词】 信号传递；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信息披露质量； 内部控制水平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4-0099-07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一系列公司财务舞弊事件的发生，内部控制信息受到各国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出了强制性要求，2010年4月26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使我国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得以规范。2012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模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撰写更加有章可循。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大同小异，流于形式，实质性内容缺乏，个性化内容相对减少。

以往对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研究，多从是否出具报告、报告形式、披露动机等方面着手。本文手工收集了882份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统计，结果显示：目前为止进入强制披露阶段的第一批上市公司，报告出具率达到96.15%，报告形式基本规范，86.65%的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涵盖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所要求的所有要素。因此在强制披露的背景下，再单纯从以上角度进行研究意义并不大。而企业在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时，虽大同小异但并不是毫无差别，不少公司不仅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与模板中规定要素进行了结论性的“认定和评价”，而且还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与阐述。这些有别于其他公司的说明与阐述，属于管理层的自由裁量空间。管理层通过传递这些增量信息，与其他企业区别开来。那究竟管理层是如何进行内部控制信号传递的？信号传递的动机表现出怎样的文本特征？本文通过检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质量的子指标与内部控制水平之间的相关性，验证管理层的信号传递动机，并进一步揭示管理层进行信号传递的方式。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第一，以强制披露制度下企业自由裁量的空间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及方法上丰富了现有的内部控制研究，同时也拓展了信号传递理论的应用领域；第二，对于披露质量，以往的研究多以披露数量来直接衡量，本文借鉴BMF披露质量的衡量框架，不仅考虑了披露的数量，同时还考虑了披露的广度与深度；第三，对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在分析管理层信号传递动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管理层进行信号传递的方式，为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的抉择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Verrecchia（2001）认为自由裁量基础披露（Discretionary-based disclosure）是披露研究的三大主题之一。但相对于自愿披露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自由裁量领域的披露管理研究不够全面与深入。吴水澎等（2002）认为企业披露管理存在披露时机、组织形式和披露内容等多个维度。对于披露时机的自由裁量，研究文献相对丰富，Givoly and Palmon（1982）以及巫升柱等（2006）证实了“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现象，表明企业择时披露既是为彰显好消息，更是为隐藏坏消息。为达到隐藏坏消息的目的，Tse、Wu（2010）还研究发现了差业绩公司紧跟同样差业绩的行业披露信息的现象，即所谓的“羊群效应”；唐跃军和薛红志（2005）研究发现：当年报和季报存在业绩差异时权衡两者披露时间的所谓“业绩组合”；谭伟强（2008）研究发现集中在周六公布坏消息的所谓“周历效应”等。对于披露形式的自由裁量，也有文献有所涉及，吴冬梅、刘运国（2012）利用2003―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公告数据，考察了我国特有的捆绑披露现象，结果表明捆绑披露是隐藏坏消息的非随机行为，管理层会基于信息性质进行披露形式的裁量。信息内容位居信息披露向量所有维度的核心，是其他所有维度存在的基础，现有的对于信息内容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可读性的研究，李峰（2008）研究了年度报告的可读性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收益越低的公司年度报告的可读性越差；年度报告可读性越强的公司，其可获得更加持久的收益。McKinstry（1996）研究发现相似的内容在不同的公告中常有不同的表述，但除可读性选择外其他研究都较分散，并且阎达五和孙蔓莉（2002）的研究表明已有的可读性研究的实证样本通常较小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近期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展，已开始出现大样本的实证结论。综上所述，并通过近期检索结果发现：囿于披露法规的固有限制，鲜有文章从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对自由裁量领域进行研究。

（二）制度背景

现阶段，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实施管制的部门主要是财政部、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均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但并未有强制措施的颁布，只是鼓励有条件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核意见报告。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虽然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出了强制性要求，但由于缺乏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可操作性规定，实际上上市公司也并没有遵照执行。因此，真正落实内部控制信息强制披露是始于2010年4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其强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自2011年1月1日起以单独报告的形式披露董事会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2年8月14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下发《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中央和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成为被强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第一批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要求企业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董事会对内部控制报告真实性的声明；（2）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总体情况；（3）内部控制评价的依据；（4）内部控制评价的范围。（5）内部控制评价的程序和方法；（6）内部控制缺陷及其认定；（7）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情况；（8）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结论。对评价内容的要求是对罗列出的评价要素进行“认定和评价”，该评价是属于结论性评价还是详细评价并未作出明确规定。2012年《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中相关问题解释第1号的通知》对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格式，供企业编制评价报告时参考，企业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的报告方式作适当调整，但有关内容原则上应体现在年度报告中。”模板中涉及到的“有关内容”包括上述八点，同时对内部控制报告的评价范围进行了具体化说明：“内部控制评价的范围涵盖了公司及其所属单位的主要业务和事项；列明评价范围占公司总资产比例或占公司收入比例；重点关注高风险领域。”其中“主要业务和事项”包括：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资金活动、采购业务、资产管理、销售业务、研究与开发、工程项目、担保业务、业务外包、财务报告、全面预算、合同管理、内部信息传递、信息系统。各个子要素的披露程度仍未作详细规定。因此企业对于各个要素的具体披露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信号之所以有效要具备两个重要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可选择性，即被用作信号的行为必须是非强制性的；第二个前提是不易模仿性，即对于高质量公司传递该信号的成本低于低质量公司。Scott（2006）认为只能是高质量公司管理者进行信号传递。首先，提高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质量属于强制性披露要求下的自由裁量范畴，对于管理层而言是可选择的。其次，审计报告强制披露增加了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引发了或然损失的可能。上市公司内控的真实水平与这种法律风险及或然损失直接负相关，即内控质量高的公司披露高质量信息作为信号的成本低于质量低的公司。因此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满足信号有效的两个前提。综合以上分析，对内部控制水平高的公司而言，提高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质量是一种有效的信号传递方法。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内部控制信号传递的载体，信息使用者可以凭借从中获取的信息对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进行直观的评价。因此，质量好的公司为了与其他公司区分开来而愿意披露质量更高的信息，尤其是当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进入强制披露阶段，这些公司更需要通过披露高质量的增量信息向外界传递信号。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Botosan（2004）认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在许多经验设置中是不可分割的，信息披露的质量本身是不可衡量的。人们通常认为信息披露的数量能够衡量信息披露质量。Beattie、McInnes和Fearnley（2001）认为虽然披露信息的数量能反映披露的质量，但是不能单纯地用披露信息的数量来衡量披露的质量，并且基于此认识构建了BMF体系。BMF信息质量评价体系分为数量与丰富度两大维度，其中丰富度又综合了广度和深度两个子维度，该体系通过了有效性与可靠性的双重检验。借鉴BMF框架，本文提出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质量的两个评价指标：披露数量与丰富度，而丰富度又分为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两个子指标。信息的披露数量是指企业所披露的语句个数。信息披露的广度是指信息覆盖的要素范围，以及信息的散布程度。笔者认为所覆盖的要素范围越广，其质量就越高。另外，披露信息如果只集中在少数几个要素上，使得投资者得到的增量信息比较片面，很可能会产生一叶障目的负面结果，所以披露的内容在各个要素上分布得越均匀，其质量也就越高。信息因为实际情况的描述、定量方法的运用、前瞻性信息的披露而得以深化，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信息的深度评价指标。企业实际情况是指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涉及到的公司已经制定实施的规章制度、已经开展或者正在开展的活动、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措施；定量方法是指以摆数据说明事实的方法；前瞻性信息是指涉及到管理层的估计、计划与决策的信息。企业设法提高信息披露深度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信号传递活动，它通过这种方法主动向信息使用者传递一种信号：“本企业的财务披露可信度很高。”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H1：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信息数量越多；

H2：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信息广度越大；

H3：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信息深度越大。

三、研究样本、模型与变量

（一）研究样本

从2012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首批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企业，被强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此本文以2012年882家中央和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34家未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以及23家不能获取其内部控制指数的公司，最后得到825个样本。本文中央和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名单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来自巨潮资讯网。

（二）研究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Logit回归模型来实证检验H1、H2、H3：

（三）变量

1.被解释变量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信息披露的数量用披露句子的相对数量来衡量，BFM认为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标准差回归能够作为披露数量的替代变量，规模和复杂度被选作自由变量。本文借鉴BFM的方法，相对数量表示如下：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信息披露的丰富程度用披露的广度和深度来衡量。广度用信息覆盖范围以及在不同子要素之间的分散程度来共同衡量。信息覆盖指数（COV）是指所披露的要素占规定披露子要素总和的比例，该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到1，当所披露的要素覆盖了所有规定的披露要素，则覆盖指数等于1。信息的散布指数（DIS）代表信息披露的集中程度，它是信息在某披露要素中的集中度所对应的标准化熵指数。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信息披露的深度涉及现在状态的描述、前瞻性信息、测度类型三个方面。具体描述是指对与内部控制有关的已经制定并实施的制度的描述、已经开展的或者正在开展的活动的描述，以及已经采取的或者正在采取的措施的描述，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是既成的事实，具体描述指数的公式如下：

2.解释变量

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公布的内部控制指数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衡量内部控制水平的指数，因此本文选取其作为内部控制水平的替代变量。

3.控制变量

（1）再融资需求

已有研究认为，公司通过改善信息披露，降低股票的交易成本，从而增强股票的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例如，Diamond和Verrecchia（1991）、Kim和Verrecchia（1994）的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如果增加信息披露，可以吸引大投资者，或者使得不同类别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所降低，从而增强股票的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Bloomfield和Wilks（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改进信息披露可以使投资者对股票的出价更高，市场的流动性更强，从而融资成本更低。因此有再融资需求的企业有动机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尽可能地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本文将再融资需求作为控制变量。该变量为哑变量，若2012年预计增发或配股但实际没有取1，否则取0。

（2）内部人交易

Noe（1999）研究表明管理者有动机通过向市场传递利好信号来实现股票交易而获利。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信息使用者获得的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信息就越多，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这些增量信息降低经营不确定性，从而提高该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和市值。高管有动机在卖出股票交易前披露代表利好消息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信息，以获取更多收益。因此本研究将内部人交易作为控制变量。该变量为哑变量，若高管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日后30天内卖出股票取1，否则取0。

（3）行业

每个行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内部控制活动、所面临的风险等不一样，不同的行业被监管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企业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质量也会受到行业的影响，本文将行业控制变量纳入了模型，以剔除行业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当公司属于第i个行业，则Di=1（i=1，…12）；否则为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6.0和SPSS17.0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表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结果显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总体上比较低，适合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二）多变量回归结果

从表2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股票增发、高管交易、行业之后，样本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数量与内控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21365，并不显著，说明内控质量高的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数量不一定多，假设1未得到验证；样本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广度与内控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347412，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内控质量越高的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广度越大，假设2得到验证；样本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深度与内控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510706，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内控质量越高的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深度越大，假设3得到验证。该结果说明内部控制水平高的公司为了与其他公司区分开来而进行的信号传递是以实际的内部控制情况作为支撑的，内部控制水平低的企业虽然也可以通过大篇幅的内部控制评价得以传递一种假象，但终究因为其并不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而显得空洞无力。对于这种情况，管理模糊理论还可以给出另外一种解释。该理论认为在市场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表现差，则管理者有动机披露模糊的信息。Barker（2002）研究表明实践中人们通常把冗长的文本当成不良披露的例子。从这个角度来讲，内部控制水平低的企业有动机通过增加文章的篇幅，使其变得繁冗，从而使得信息使用者难以获知其真实的情况。这正好与信息披露可读性的研究成果相呼应，而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原因导致了此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

在强制披露的政策环境下，管理层如何实行自由裁量，时机和可读性选择研究揭开了冰山一角，但相对于自愿披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仍是需要不断开垦的沃土。本文对强制政策下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信息披露质量与内部控制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信号传递的动机，从数量、广度、深度三个方面多维度地提高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质量。但是鉴于信号有效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可选择性与不易模仿性，提高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信息披露的广度与深度才是高质量公司的有效信号。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公司往往通过提高信息的广度与深度来传递其“拥有高水平内部控制”的信息，而并不是或者并不单纯地通过增加报告的篇幅来传递。本结论也给予信息使用者一定的启示：首先，对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除结论性的评价外，可多关注管理层给出的增量信息；其次，在关注这些增量信息的时候，不应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某一方面，而要用全面联系的眼光进行综合的考量与权衡；最后，不要被大篇幅的文本信息所迷惑，应仔细甄别，从中找出实质有用的信息，据此对众多企业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深层次的把握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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