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部性与生育行为

摘要：外部性是经济学中进行制度分析时常用的经济范畴。如果将经济行为主体扩展为生育行为主体，这一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的生育行为分析，即人类的生育行为存在外部性。生育外部性以家庭为单位，将生育行为视为一种家庭行为，分析生育孩子而造成的外部成本或收益。主要从经济学和人口学两个视角来归纳梳理了与生育有关的外部性理论，阐述了多种外部性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创新之处在于尝试从经济学以及人口学的理论角度重新分析影响家庭生育行为的生育外部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生育政策对外部性的影响使得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为进一步统筹解决人口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外部性；生育行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008-04

一、研究背景

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首次以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人口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解释。进入20世纪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被排挤出经济体系之外，原因是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经济状况的持续改善，使得他的人口理论失去了解释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发展经济学的盛行，人口增长理论是才重新进入经济学体系。而这一新的人口经济理论是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完全不同范畴的理论。另外，在方法论上，它运用了微观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点给新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外部性理论迅速引入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分析之中。其中，生育外部性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因为生育既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基础，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也是一种可以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实质性影响的社会行为。

经济如何决定生育行为至今仍然是人口经济学的首要研究课题之一。但是，曾作为发展经济学契机的人口经济理论，却着力于弄清发达国家出生率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的决定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正是发展中国家中重要的一员，中国人口出生率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二十多年来，一系列的人口统计指标均显示出人口计划的作用，以至人们忽视了另一种市场自发力的调节机制。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还是随经济基础变化自发演进的结果，或是孰轻孰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是否越来越有条件发挥市场在调节人口需求中的功效？由此可见，对生育行为进行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大有裨益。

二、文献回顾

1.生育行为。生育行为在人口科学辞典中的定义为：一种在生育动机支配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人生命的活动（吴忠观，1997）。目前，国内外对于生育行为的分析大多集中在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此外，经济学也开始基于理性人假设对人的生育行为展开了相关研究。

人口学针对生育行为的讨论较多地体现在了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中，即生育意愿抉择理论，探讨有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根据生育意愿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或者家庭生育决策进行预测。一些生育研究学者（如Bongaarts，2001，2002）认为，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生育意愿意味着预测（想要几个孩子）和选择（最终要了几个孩子）。一方面，个人的意愿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实现意愿的努力也是有条件的，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妇女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会遭遇不孕不育的可能性，也会受到结构和社会规范的约束（Hewlett，2002）。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妇女远远比男性更容易丧失生育能力；从社会角度看，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与其他活动（包括劳动就业、后续教育、政治机会等）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强烈。西方的研究学者发现，生育意愿的抉择有两种模式：同步模式（One-Decision Model）和序次模式（Sequential De-cisionModel）（Udry，1983）。同步模式假定，夫妻在结婚时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要生几个孩子，并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努力实现该意愿。在这个过程中，夫妻已经掌握了生儿育女的成本与收益的全部资料，了解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Barber and Ax-inn，1998），故该决定不会因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偏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生育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序次模式。有些研究发现，人口学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低孩次意愿，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高孩次递进（杨菊华，2008）。

在社会学中，一些学者（风笑天、张青松等，2002，2004；庄渝霞，2009）也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相关原理与思维去解读生育行为，对生育行为进行多纬度的思考，并给出相应的建议。首先，社会交换理论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多生。该理论认为，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很低的，而从长远来看，孩子长大后所创造的价值一般可以超过，至少抵得上抚养他（她）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次，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按照社会行动理论来分析，需求、动机的建立是个体性社会行动的出发点（帕森斯，1937）。生育率是由夫妇的生育意愿所驱动的。想要孩子的动机和期望导致了高生育率，在这个时候，即使是计划生育政策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服务与设置十分完善合理，也很少被人们自觉采用。因此，该理论认为“以降低生育率为目的政策必须以‘需求’为导向，试图去影响决定夫妇倾向、期望和动机的因素。”

2.生育外部性。外部性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并由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加以丰富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概念。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一般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有效的界定（幻华民，2002）。它分为外部经济（即正的影响）和外部不经济（即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未能适当地反应在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者是没有在正常价格体系运行中得到反映的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其他活动者福利的影响（高鸿业，1999）。

生育决策过程类似一个博弈的过程，人类社会常常陷入这种困境之中：当每一个家庭生育决策者都从自己家庭的角度进行最优生育决策时，往往导致宏观人口规模远远偏离社会最优人口规模，并由此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而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行为外部性的存在，导致生育决策者不可能在完整的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权衡下做出合理的生育决策。对个人而言由于在追求个人的好处和福利时，个人所考虑的往往仅仅是他所看到的私人的利益与成本，因而就在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出现了差异，外部性也就产生了。

西方人口学者曾将生育的外部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存在公共资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能导致拥挤效应或资源过速的退化。（2）对教育的公共补贴或社会保障使生育既可能导致社会净成本也可能造成社会净收益，具体取决于税收制度、贴现率及一个孩子一生预期收入情况。类似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也使生育既可能导致外部净成本，也可能导致外部净收益，具体情况取决于公共基础设施是处于拥挤状态还是处于仍具规模效益的状态。（3）人口增长通常倾向于使土地和资本拥有者受益，工薪阶层受损。（4）父母在生育数量上的决策并非总是从其孩子的最大利益出发，特别是当父母低估了社会变动的速度和结果对其孩子一生之影响时（Working Group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 ment，198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了对生育外部性的关注和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外部性的表现和后果这两个方面。

国内学者陈震（1998）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大陆，生育的外部性主要是负向的：庞大的人口已经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李建民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无论是从实力适度、经济适度，还是福利适度标准来看，人口规模都已超过适度规模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生育成本实际上就是个人生育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李建民，2000）。李小平则认为，生育外部性包含了更广阔的内涵。他指出过多或过少的人口增长都会阻碍物质生活的改善。外部性大量存在的原因大致可归于制度安排、谈判与履约成本、得失对比困难、缺乏明确认识等等。另外，吕昭河（2000）从分家庭内和家庭外两个层面对生育的外部性问题作一些分析。（1）生育对家庭成员的负效应。在任何家庭中，增量孩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如人均居住面积减少、生活水准降低等等。（2）生育对社会的外部成本。包括公共资源与外部性成本、就业与外部成本、制度安排与外部成本（譬如，根据刘铮（1982）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城市乡镇和农村将一个孩子培养到16岁的全部直接花费中，国家或集体支出所占比例分别为32%、20%和27%。而对那些继续升学的孩子来说，公共支出的比例更高）。还有一些外部成本却是因制度安排而“拱手相让”的。凡是与生育和孩子挂钩或与家庭人数挂钩时应摊到孩子身上的公共支出都属于此类。例如，公费免疫和公共医疗、公共设施的半价或免票等；根据人口或孩子数增加住房面积或住房补贴；根据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等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类制度安排都为数不少。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社会福利水平高与不高的国家和地区，多数学者都强调和关注了特定区域内资源环境背景下生育行为的负向外部性，并几乎已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同一种行为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是视其具体情况、条件而定的。我们在讨论解决生育行为的外部性问题时，主要是就其外部不经济性而言。

三、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分析

如果将经济行为主体扩展为生育行为主体，这一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的生育行为分析，即人类的生育行为存在外部性。

分析生育行为的外部性，我们首先需要认清从一般经济价值角度计算的生育孩子的经济效用。经济基础与男孩经济资本，即与男孩的价值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传统社会中，男孩作为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占据核心位置。中国自古是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发展生产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这就决定了家庭只有依靠男劳动力，才能增加经济收入和提高生活保障系数。进入现代社会后，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主体生产方式，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随着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其核心经济资本的地位开始动摇，掌握高新技能的新女性大量涌现，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男女两性在经济社会中的较量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由此可见，经济基础，即生产力与男孩经济资本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生产力水平越高，男孩经济资本越小；而经济越落后，生产力水平越低，男孩经济资本越大。

与此同时，将经济效用观念运用到生育实践中，主要反映在孩子的成本和效益关系。孩子的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一个孩子衣食住行、接受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婚姻支出等相关费用），也包括间接成本（父母为生养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又称机会成本或时间成本）。“孩子的净成本”，即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的现值。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Backer）是人口经济学理论中“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家庭论》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如果孩子的净成本为正值，即父母投入的抚养费高于孩子提供的收益，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降低；反之，如果孩子的净成本是负值，即父母的投入低于收益，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上升。这一规律同样能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中得到验证。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从经济效用中看到的是：养儿是光宗耀祖、家庭致富的希望；养儿是养老的保障；养儿是家业和财产继承的需要。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养育男孩除了基本的教育投入外，还要包括买房、买车、结婚等高额的投入，其收益远远小于成本投入，养育男孩成为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生育行为而言，在不同的产权关系下有不同的外部性。一般来说，在一个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存在排他性产权，而公共资源又处于短缺状态的社会中，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公共资源的领域就更为广泛，也就越容易出现生育的负外部性。因为，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即所谓“搭便车”，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所有决策者对其生育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权利，大部分的生育成本和收益都外在化在社会中。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就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在社会内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不论生育对社会带来外部经济，或带来外部不经济，它对社会其他未参与此生育决策行为的人都产生相同的，但是并非乐意接受的影响。生育在公有制下的较大外部性在于，生育行为不具有排他产权；生育的成本和利益大部分都是外在的，与社会的全体成员和全部资源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也不可能排除其他“无关者”对生育过程和其结果的权利（李建民，2002）。由此，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就不可能独立地权衡和计算这一生育行为对自己的利弊，当然更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其成员的每一次生育的外部性都不可能在其产权关系中实现有效的内在化，而只能在一种新的外部关系中实现外部平衡（如每人占有的公共资源的平均减少）。

四、生育外部性的解决方法

“外部性”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由此，这就需要政府调用其各种职能和手段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解决外部性问题有多种基本途径，每种途径或手段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之处。从理论上而言，解决其他外部性（如污染、废气排放等）的方法，都应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的问题。但这首先要求我们将从事生育行为的决策单位（家庭）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来对待，认为家庭以追求自身利益为行为的根本动机，同时又能根据市场情况和成本收益原则使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我们就剔除了特定生育文化等其他因素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将生育行为完全视作一种理性经济行为来对待。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上述几种解决方法在解决生育的外部性问题的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1.重新分配权力。“权力”在生育问题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生育孩子的“生育权”，一种是对公共资源的“拥有权”，这两者是紧密关联的。任何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承担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此时，生育行为就有了很大的外部性，生育决策者对其生育的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义务，个人不可能独立权衡这一行为的利弊，这时的生育行为本身也不具有排他性产权。因此，这种制度的安排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要消除或减少这种外部性，只有重新安排公共资源才能实现。当生育特别是过度生育导致他人或整个社会福利损失的时候，或者说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就需要诸如法律和法规等形式的社会契约来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约束，使人们的生育权利部分让渡于社会。

2.通过被影响者参与决策。在环境经济中，这一安排得到普遍应用。例如，让受污染的下游企业与上游企业进行谈判等。以米德的说法“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重组，使受到影响的人，在做出任何严重影响其利益的决定时，都能成为一个参与者而发挥作用。” 当外部性涉及的当事人人数较少时，自愿协商是有可能的，但是当大量的当事人参与时，相互之间达成协议的成本就非常高，其可能性也非常小。在中国，由于人口过多和资源的严重匮乏，使得“超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要在这样庞大的、互相错杂的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协商谈判是不太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对超生者施以罚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一种补偿。

3.加强政府干预影响。政府干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方式，它是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同样，政府可以利用各种行政制度安排和经济手段来改变家庭的生育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在这里，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抑制生育，主要方法是将家庭生育的权利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规定可生育的数量、时间与间隔，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加大生育成本，提高少生的收益。例如，政府制定独生子女上学、招工、招干，各种福利、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城市公职人员超生者，则采取降级、降工资、、开除公职等处罚，从而提高了超生孩子的边际成本。通过这些手段，生育的外部性（主要是指超生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效地内化到家庭当中，从而使得家庭能够遵循政府的控制生育的意图生育。

4.建立“生育权交易”。如果我们将生育行为视作一种纯经济行为，那么理论上所有适用于解决其他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都应当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在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中，有着许多优点的“许可证交易”理论上也可以应用于解决生育问题。我们先将“排污权”交易的基本理论引渡到生育行为中来，即假设生育行为相当于一种“排污行为”，政府通过发放“生育权”来控制全社会超生孩“许可证交易”。这一解决经济外部性具有明显优点的方法，在理论上也应适用，但人类生育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这一方法在实际操作上有着很大的困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毕竟“生育”不是“排污”，而且“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它更多地受制于文化、伦理、心理、政治等各种因素。同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已经严重过剩，因此，人口政策将生育数量限定到了伦理所允许的最低水平，例如一胎政策。这时，任何一个多生的孩子都会带来很大的外部不经济。因此，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生育权可供交易，这种机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

五、结论

总之，人类的生育行为外部性同经济学中外部性的影响一样，也有着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之分。在解决生育外部不经济时，经济学中的许多方法如产权的界定，受影响者参与决策，政府直接控制等，被实践证明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生育政策对外部性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为进一步统筹解决人们的生育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希望之门。

参考文献：

[1]吴忠观.人口科学辞典[K].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24-125.

[2]Bongaarts， J.2001.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in R.A.Bulatao and J.B.Casterline(eds.)，

Global FertilityTransition.NewYork: Population Council，pp.260-281; 2002.The end of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the devel-oped 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8: 419-443.

[3]Hewlett， S.A.2002.Creating a Life: 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Children.NewYork: Talk Miramax Books.

[4]Udry， Richard J.1983.Do couples make fertility plans one birth at a time? Demography 20(2):117-128.

[5]Barber， J.， and W.G.Axinn.1998.The impact of parental pressure for grandchildren on young people’s entry intocohabitation andmarriage.Population Studies 52:129-144.

[6]杨菊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学海，2008，(1):27-28.

[7]风笑天.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4，(4):36-39.

[8]风笑天，张青松.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5):69-72.

[9]庄渝霞.社会生育成本的构成及界定准则的探索[J].社会科学，2009，(5):84-85.

[10]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Z]，1937:38-39.

[11]幻华民.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3.

[1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33.

[13]Working Group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 ment，1986.

[14]陈震.农民生育的外部性与文化边际性:现阶段农村人口控制的理论思考[J].人口与经济，1998，(1):37-41.

[15]李建民.论社会生育成本及其补偿[J].广东社会科学，2000，(1):98-106.

[16]刘铮.关于人口投资的几个问题[J].人口研究，1982，(4):41-45.

[17]吕昭河.人口行为外部性及外部性内在化的经济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0，(4):89.

[18]李建民.生育的外部性与生育权利的部分渡让[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7):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