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少女形象论

【摘要】“三言”、“二拍”刻画了众多的少女形象，她们形象鲜明、内涵丰富。她们才华出众，精明强干，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的少女自主意识得到了觉醒与张扬，她们徘徊在理与情之间。体现出作者复杂的女性观：既有关注女性、赞扬女子才能的一面，又有封建正统的一面。

【关键词】“三言” “二拍” 少女 形象 特质

“三言”、“二拍”（三言指明代冯梦龙著传奇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凌濛初编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对女性形象有大量的描述和集中的展示，并且刻画了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本文仅就“三言”、“二拍”中所刻画的少女形象进行分析和探究。

少女形象出众、内涵丰富

据统计，“三言”、“二拍”中所刻画的少女共有53人，其中“三言”33人，“二拍”20人。这些少女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条件及经济状况参差不齐，接受教育的程度及文化水平差别较大，择偶标准、爱情经历及婚姻状况千差万别，行为表现、人生价值取向也各不相同。因此，这些少女形象鲜明，内涵丰富。如果对这些少女形象稍加分析，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将她们作如下归类。

从少女生活的社会阶层来分，可分成官家少女、市民少女、村民少女这三类，其中前两者占据绝大多数，分别有23人和25人；后者比例较小，只有5人。这说明作者长期在城市生活，也有过做官的经历，他们对官僚阶层及市井细民的生活比较了解和熟悉，创作重心也侧重于对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的描述及市民阶层思想情感的反映，而相对忽视他们所不熟悉的农村生活及村民生存状态的表现。

从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水平来看，有才华出众、琴棋书画样样擅长的才女；有精通经商营运之才的商女；有粗通文墨的少女；还有大字不识的少女。

从追求爱情婚姻的过程来看，有大胆追求，自主择偶的；有青梅竹马，从小订婚的；有私通，终成正果的；有经人撮合的；有官员热心相助的；有鬼神牵线帮忙的。

从婚配情况看，有嫁与书生、士子的；有嫁与商人、普通市民的；有嫁与官员及其子弟的。其中，以少女嫁与书生士子者居多，共有28人。这与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学而优则仕”的功名观是紧密相关的。

从婚姻的结局看，有姻缘美满，鱼水相谐的；有夫死守节，以表贞节的；有所遇非人，自杀身亡的；有被杀，露乖出丑的；有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的。

少女形象的特质

“三言”、“二拍”中的少女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总体来说她们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的特质。

一是才华出众，精明强干，巾帼不让须眉。“三言”、“二拍”中的少女聪明颖悟、能文能武。《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苏小妹聪明伶俐。她年仅十岁便从容续写父亲苏老泉的诗句，。待年岁渐长，才学日进，她又赢得了爱情、婚姻的自由。凭着珠玑满腹，小妹在洞房花烛夜时还三难新郎，既显才气，又富情趣，成为千古佳话。《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中闻蜚娥，出身将门，文武双全，自小习得一身武艺，最善骑射，能百步穿杨。作者不吝笔墨赞美其文武双全的出众才华，为其拍手叫好。“三言”、“二拍”中的少女胆识谋略俱佳、勇于报仇雪耻。《李玉英狱中讼冤》中的官家少女李玉英，年幼丧母，继母恶毒，害死其弟，又诬陷她“奸淫忤逆”，使她被昏官拟成死罪。后遇朝廷“宽恤之典”，玉英抓住机会，狱中上书天子，控诉继母罪行，既洗刷了自己的冤屈，也为被迫害的兄弟报了仇。其他如蔡瑞虹、谢小娥等人也都有胆有识、谋略非凡。

这些少女形象与封建时代以柔为美、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相比大相径庭。传统社会中，女子被限定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位上，而两书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一偏见，“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尤其是突出少女们“志胜男儿”的出众才华和非凡能力，体现出作者尊重女性、肯定女性才华，从“人”的角度给予女性存在之首肯的进步观念。

二是少女自主意识觉醒与张扬。少女主体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她们对爱情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在“三言”、“二拍”中，礼教之大防和门户之偏见被打破，许多少女在追求爱情时以自由相爱、两情相悦为前提，青年男女的结合也不一定非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算数。比如，《吴衙内邻舟赴约》中的官家少女贺秀娥，随父乘船赴任途中与邻舟的吴衙内偶然相识。她在宴席上与吴衙内两情相悦，眉目传情，乘隙在自家船上，夜半时分两家船各自起航，吴措手不及留在了贺家船上。当隐情被识破后，她勇敢地向父母承认了两人间的情爱，并得到双方父母的谅解和认可。其后吴日夜攻读，考中进士，迎娶贺秀娥，夫妻恩爱。这些少女大胆地展示出各自追求真爱的勇气，并付诸行动，通过诗书传情、互赠信物，约会，私定终身等方式，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们甚至无视封建礼教、敢于打破门第观念，最终赢得了婚姻的幸福。

少女主体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上。“三言”、“二拍”中的一些少女，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在行动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且敢与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从而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重。比如《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当获知自己的爱情、婚姻被欺骗后，她作绝命诗三十二首及《长恨歌》一篇寄到当地官府，揭发周廷章的恶行，终使周廷章被官府乱棒打死，虽然她为此付出了的生命代价，但也决不后悔。在婚姻爱情方面，王娇鸾执着追求人格尊严的行为令人敬仰。

“三言”、“二拍”中少女自主意识的觉醒与张扬，是与作者所处的晚明时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个性解放思潮的深入人心的背景密不可分的。晚明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社会走向下坡，‘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被王学左派所主张的‘天理在人欲之中’的思想观念所代替，导致了女性性自由的重建与传统贞节观的坍塌，开始成为文学所反映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时代风气和文化思潮的浸染下，‘三言’‘二拍’中有些篇章对女性的情与欲作了肯定的描写，完全背逆了传统的道学观念，从而反映了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①

对“三言”、“二拍”中少女形象的反思

虽然“三言”、“二拍”对青年男女情爱故事的叙写充满着反禁欲的色彩，但作者在创作时为迎合市井民众的欣赏趣味，对小说中青年男女的有时也作了过分的渲染和铺叙，有些篇章甚至一味地渲染少女的场面，颇有矫枉过正之嫌。比如，《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中的蒋淑真未出嫁时，就与隔邻阿巧勾搭，阿巧因过度，在她身上丢了性命。嫁给李二郎后，她淫欲难耐，与夫家西宾，将李二郎活活气死。后来她又成为行商张二官的继室，但她仍不守本分，与对门店中后生朱秉中经常，终被张二官识破，挥刀将她斩杀。

应当说像蒋淑真这样的少女，她们在满足个人上已走火入魔，滑向了的深渊，不仅没能收获爱情的甜蜜和婚姻的幸福，反而伤风败俗，害人害己，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可悲可叹。这其实反映出作家对于男女两性关系问题的基本态度：“既承认人欲的合理性，充分肯定男女之间正常的情爱，同时又对各种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进行了批判。这种主张在男女中贯彻理性原则的观点既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也与追求‘皮肤滥淫’的主义有本质区别，代表了晚明文人进步的情爱理想。”②

“三言”、“二拍”中还有一批守贞保节的少女，她们将贞节奉若神明，往往表现出一种教徒般的坚决与执拗。她们为理而守节，对爱情的向往、对幸福的渴望都淹没在对贞节观念的遵循中，从而变成一个个畸形的“贞节女”。她们不管经历多少诱惑和苦难，仍要竭尽全力保持住自己的节操，有的甘愿殉节而死，有的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且，她们的节烈行为往往是发自内心的至情至性，而非迫于外界压力。比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顾阿秀是官家少女，从小与官家之子、书生鲁学曾定亲，后夫家父亡落魄，她不嫌夫家贫困，决意从一而终，却被无赖表兄梁尚宾骗奸，她为表贞节，便羞愤自杀。

从这些节烈少女的种种表现可以发现，冯、凌两位作者的女性观是复杂的，既有关注女性、赞扬女子才能的一面，又有封建正统的一面。从深层次看，这其中其实“存在着两种性别话语的博弈，即规范性性别话语和非规范性性别话语。”③规范性话语深受主流性别规范的影响，它以男权至上为中心，建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强调男性的绝对权威和女性对这一权威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绝对服从。其极致便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性别道德教条将女性强调到病态的地步。非规范性话语与个体生命的感性实践和自我体验相关联，它以情、欲为叙事焦点，其突出之处是对于女的提升和情的张扬，希望通过“情”对主流性别规范作出调适，使其符合新的社会生活的要求。

就此而言，冯、凌两位作者其实处于理与情的矛盾交织中，他们苦心孤诣为主流性别规范谱写的赞歌却唱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变调。这就是“三言”、“二拍”中一些少女徘徊于理与情之间，或是以淫乐的形象示人、或是以守贞保节的态度处世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赵兴华：“从‘三言’‘二拍’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3月，第218页。

②吕特：“论‘三言’‘二拍’的情爱观”，《江淮论坛》，2005年3月，第145页。

③刘果：《“三言”性别话语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