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几处缺憾

[摘要]论证《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的《天盖楼四书语录》并非天盖楼刻本，探讨此书的版本情况；指出殿本《西清古鉴》应为刻本而非铜版本，论证《名录》中《西清古鉴》实为光绪年间日本铜版本；《名录》中《全唐诗》应以初印本而非后印本为佳；并探讨《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古文渊鉴》尚需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国家珍贵古籍　版本鉴定　天盖楼四书语录　西清古鉴　全唐诗　古文渊鉴

[分类号]G256.22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公布后，笔者对当时没有申报但版本情况可能与《名录》中一致的十几种馆藏古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版本鉴定，由此发现《名录》存有几处应该推敲的地方。但当时苦于没有相关古籍图录，因此未能定论。当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出版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以下简称《图录》)配发到我馆，笔者立即进行核对，证实了当初的推断是正确的，同时又发现《图录》亦存有问题。现把《名录》及《图录》中几处需要商榷的地方探讨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1　《天盖楼四书语录》的版本问题

1.1此书没有天盖楼刻本之说

《天盖楼四书语录》为大梁周在延编次其师石门吕留良评选历科时艺之作品，是书编纂于吕留良去世的第二年，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嘉兴市图书馆所藏是书残帙二十五卷，入选《名录》，编号为01388，《名录》著录为清康熙二十三天盖楼刻本。

吕留良(1629―1683年)，原名先轮，字庄生，号用晦，又号晚村。明亡，留良哭临甚哀，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家富藏书，藏书处为天盖楼、南阳讲习堂。其归隐故乡后，自开天盖楼刻局，以“天盖楼”为名刻印时文，著述授徒，声名大噪，被人们尊为“东海夫子”。在其死后40余年，因曾静反清案的牵连，于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被钦定为“大逆”罪名。此案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

《天盖楼四书语录》刊行两年后，即康熙二十五年，吕留良门人陈枞在其编纂的《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序中云：“近睹坊间有《四书语录》之刻，谬戾殊甚。其中有非先生语而混入之者，有妄意增删，遂至文气不相联贯者，有议论紧要而妄削之者。其所载无党述评，十居其四，甚有以述评语为先生语者。种种谬戾，不可悉数。枞窃惧后之学者，昧其源流，而以为先生之书真如此，用其为惑误不小也。用是不揣固陋，编为《讲义》一书”。陈枞有感于坊间所刻《四书语录》“谬戾殊甚”，因此与吕留良儿子吕葆中等编纂了《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以正《四书语录》之谬误。

吕留良过世后，其子吕葆中继承父业，继续举办南阳讲习堂，刻书销售，并选编父亲遗稿。若此书为吕留良自家书局天盖楼所刻，其子吕葆中当会严格把关，努力使其体现其父治学思想，不至于出现“种种谬戾，不可悉数”之局面。退一步说，假设此书真为天盖楼所刻，其他书坊在翻刻时肆意篡改原著，吕氏后人为正其谬误，大量刷印自家原刻本即可，没有必要再劳师动众去组织一帮门人弟子另编纂《四书讲义》。这些足以证明《四书语录》实非天盖楼书局所刻。自清代以来各家书目，从无出现天盖楼刻本之著录，亦证明天盖楼刻本之说难以成立。

1.2《天盖楼四书语录》的存世版本

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中科院图书馆”)存藏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是书。此书封面题“吕晚村先生四书语录”，有牌记“金陵玉堂原本梓行”三行。以此本与《图录》相关书影核对，证两书为同本。烟台图书馆存藏是书残帙二十三卷，书影与《图录》所录完全一致，亦证两书为同本。以我馆与中科院图书馆所藏逐页比对，两书亦为同本，充分证明此三书实为同本。

《四库禁毁书丛刊》所选是书，首有康熙二十三年钱陆灿序。谢国桢《江浙访书记》著录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是书，首有康熙二十三年钱陆灿序，次江浦王登三序。天一阁本王登三序中王氏所言从“予泫然日”到“业茂于胜国哉”近二百余字，竟在中科院藏本之钱陆灿序中，且为钱氏言语。虽然目前尚无法确定此两本之间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两本中，当有一本在篡改另一本的序言。究其原因，或是书贾在翻刻或版片易主重新刷印时，故意更改序言，给读者造成不同版本之错觉以欺售获利。

嘉兴图书馆在其《嘉兴名人著作检索》中著录此书为大业堂刻本。人选《名录》后，此书被著录为天盖楼刻本。那大业堂刻本之说是否就子虚乌有呢?无独有偶，深圳大学学者黎亚明在其论文《王船山著作年代考略》中亦著录此书为大业堂刻本。大业堂是明末清初周文炜、周亮工家族所开的一所书坊，此书编纂者周在延即为周亮工三子。清康熙十七年，周在延所辑《朱子语类》即由大业堂刊行。周在延在编次完《天盖楼四书语录》后，完全存在用自家书坊大业堂刊行的可能性。

除上述几种版本外，目前所见其他“版本”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金陵四留堂刊本，台湾藏本首卷卷端上题被剜改为“四书语录”，与中科院图书馆所藏在字体方面存在差异，当为不同本；天津国拍今古斋本，天津国拍今古斋公司于2007年曾拍卖一部此书，此本为单黑鱼尾，与所见中科院藏本、台湾藏本单白鱼尾又不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金陵正中堂刻本，因未见此书图录，此本情况待定(天一阁藏本情况与此同)。综上所述，此书目前可以肯定的版本有中科院藏本、台湾藏本、天津国拍今古斋本等三种。

雍正皇帝严惩吕留良案当事人后，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诸臣提议禁毁。雍正帝不同意禁毁，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甚至还令大学士朱轼把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四书语录》“逐条摘驳”，纂辑成《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同《大义觉迷录》一起刊印，颁布学宫。直到乾隆年间编纂《四库》时，此书才被列为禁书，并在两江总督高晋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奏报的毁板折中，才第一次出现于禁毁书目中。因此是书于康熙二十三年刻成到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并被禁毁的几十年间，不排除翻刻，或版片易主后更改序言或牌记以欺售之可能。

如上述，此书为书坊刻本而非天盖楼刻本，并可能存在大业堂刻本、四留堂刊本、宁波天一阁藏本、金陵玉堂刻本、正中堂刻本等几种版本的可能。鉴于目前条件所限，我们尚无法研究这些版本间的具体关系。而依各家书目著录，刊于康熙二十三年者即有三种。《四书语录》最后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以后，其祖本刊行后，翻刻者在半年之内如此之众，恐值得怀疑，不排除有些版本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后刊刻而成之可能。在未确定各本之间关系，以及何本为祖本的情况下，《名录》中此书的版刻时间界定亦值得推敲。

2　《西清古鉴》的版本问题

2.1《西清古鉴》武英殿印本应为刻本

《西清古鉴》是一部著录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的大型谱录，由梁诗正等奉敕纂修，乾隆十四年

(1749年)始纂，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书，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

关于此书，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云：“(补)乾隆十四年敕撰。日本翻殿本，坊间石印本，铜版仿殿本”，说明此书为铜版本实非殿本。莫友芝《(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内府刊本”，陶湘《清代殿版书目》著录为“刻”，《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明确定为刻本，《两朝御览图书》亦著录为刻本。林夕先生在其文章《版本佳作书志楷模――读(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中云：“武英殿本《西清古鉴》应是刻本，非铜版。此误由来已久，《中国版刻图录》亦误”。《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谈到清光绪十四年日本迈宋馆有铜版摹刻本，光绪十九年购回铜版进呈宫内。容庚先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一文说：“迈宋书馆铜版《古鉴》影印甚精，然颇有修改，且有失笔，非细校是不知道的”。由此知，此书乾隆年间殿本应为刻本，而非铜版，《名录》著录此书为武英殿铜版本，当属错误。

2.2《名录》所录实为清光绪年间日本迈宋书馆铜版本

烟台图书馆所藏是书，书签题为“铜版西清古鉴”，衬页题“钦定西清古鉴”。此书纸质书衣、书签，与武英殿刻本磁青绫书衣、黄绫书签不同，为不同本。正好我馆有此书两部：一部为全本；另一部为残本，残本散叶较多。在残本散叶中，笔者发现书脑针眼装订线以内有芝麻大小字样的日人绘写者名字，如总目第一叶有“饭岛字”三字，第六叶有“大原刻”三字，第八叶有“伊藤画／大原书”六字，总目职名叶处有“夕”字”等。再查看全本书脑，亦如残本所述。这些日本绘写者名字，足以证明此书为日本铜版本。经与中安太平(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拍卖的光绪十六年迈宋书馆在日本铜镌《西清古鉴》书影核对，终证两书确为同本。

《图录》只著录是书《钱录》卷首书影一张，与我馆是书完全一致，基本确定《名录》所收是书为光绪年间日本铜版本而非乾隆年间武英殿印本。为严谨起见，我们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系，获得《名录》中沈阳故宫博物院是书的其他几张书影，并逐一核对，终证与我馆所藏为同本，即光绪年问日本铜版本。

3　《全唐诗》的版本问题

3.1版刻时间问题

《全唐诗》为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彭定求、沈三曾、汪士舷、汪绎、俞梅等人奉敕编校，成书后，朝廷命曹寅在扬州设立全唐诗局完成写刻，再运回武英殿印行。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扬州诗局以端秀的软体字写刻此书，字迹精美，一丝不苟，为康熙写刻本的杰出代表。此书为武英殿发交扬州诗局承刻，故又被视为武英殿刻书的范畴。

《名录》误著此书为清康熙四年(1665年)扬州诗局刻本，当属笔误。《图录》已修正为清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1705―1707年)。

3.2《名录》应收录初印本为佳

烟台图书馆所藏是书，第一册目录总目内“杨重玄”的“玄”字缺末笔，未改“玄”作“元”，符合魏隐儒先生所言《全唐诗》内府刻本之特征。核对《图录》此书书影，两书完全一致，当证为同本。据研究，《全唐诗》有初印本、后印本之别。初印本为开化纸和开化榜纸刻印，首无职衔名表。此书竹纸刷印，首有校阅刊刻官曹寅及校对官职衔名一叶，符合《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所述后印本特征，证此本为后印本。《两朝御览图书》所录为开化纸刷印，当为初印本。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曹寅有奏折曰：“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进书表》称“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当初进呈的这九十套《全唐诗》，当为此书初印本之代表。初印本除纸张、书衣、书签等方面与后印本不同外，其文字内容亦比较符合原本面貌，较后印本具有更高的版本价值。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存藏《全唐诗》者有五十多家收藏单位。加上未收录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者，恐怕不止这五十多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录者，应多为后印本。据笔者目前所知，仅故宫博物院、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所藏为初印本。笔者认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应以珍贵、稀少作为基本收录标准。《全唐诗》后印本因存世众多，缺少稀有性，如若这五十多部都申报、人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恐失去国家珍贵古籍之严肃、严谨性，因此此书当以初印本入选为佳。

《古文渊鉴》是清代徐乾学等奉旨编注的集历代散文为一书的文学总集。其原刻初印本为清内府套印本代表作，有四色套印、五色套印之别。四色套印本正文墨色，朱笔圈点，并三色注释，前人注释及评语以黄、绿色标出，清代用朱色，五色套印本则将四色印本绿色改为蓝色。《名录》著录四色套印本《古文渊鉴》六部，编号从02219到02223及02225；五色套印本一部，编号为02224。《图录》在收录书影时，把四色套印本的编号都归入五色套印本中，三张书影亦无从辨别其所属。《图录》在处理此书不同版本书影时，疏漏明显。

5　结语

综上所述，《名录》与《图录》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重大历史意义。这次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广大古籍工作者多是在摸石头过河，因此出现点疏漏时在所难免得。我们只有在古籍普查工作中，不断总结缺憾，直面存在的问题，才能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使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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