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日双边贸易现状及未来走势

摘 要:文章立足于现实的中日双边贸易情况,通过对中日经贸关系现状的分析,从贸易量和产品结构两个角度总结了中日双边贸易在现阶段的特点。继而分析了中日贸易中存在的贸易摩擦等问题。利用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论证了中日经贸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提出了中日扩大双边贸易增长的策略。

关键词:中日双边贸易 贸易增长 贸易策略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102-03

一、中日双边贸易现状

中日经贸关系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双方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日本已连续10年为我最大贸易伙伴,我也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日本是向我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也是我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

1.中日双边贸易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使中日两国贸易合作向投资、技术合作、政府资金合作等多领域扩展。2000年,双边贸易总额达831.7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近10倍。中日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额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00年分别上升到16.7%和18.4%。

中日建交后,虽然两国政治关系时有摩擦和争端,但对外贸易一直持续增长。自1972年以来,只有1988年,1998年两年成负增长,全部为正增长。2004年的中日贸易额比1972年增长了160倍以上。近两年来,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虽然低于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位次发生变化,但双方仍不失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04年,中日两国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

2.贸易产品结构。20世纪70年代中日贸易是典型的垂直分工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中国以原油、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金属制品。20世纪80年代稍有好转,但并未发生显著变化。1985年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以矿物性燃料为主的初级产品仍在74%左右。进入1990年以后,中国对日本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比重急剧上升,到2003年已达86.7%。多年来中国纺织品一直占对日出口总额的30%左右,为中国对日出口的第一大商品。但是,2002年中国机电产品占当年对日出口总额的33.5%,首次超过纺织品的26.5%的水平,成为对日出口的第一大商品。2004年中国对日本出口的机电比重进一步上升到34.5%。

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标志着中日贸易正在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但是两国赖以发展的的分工基础还是垂直型分工的特点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是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本的则是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这意味着目前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仍然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二、中日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1.贸易摩擦。随着中日贸易余额的扩大,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日本正从绝对优势转变为相对优势。因此,近年来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激化。摩擦面由20世纪60年代的纺织品和钢铁扩大到70年代的电视机,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机床,90年代的汽车零部件、通信机械和农产品等广泛领域。日本利用反倾销、特别关税、进出口管制等手段不断引发中日贸易争端。2001年4月,日本政府对中国三种农产品采取紧急进口限制;同年6月,中国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气调节器三种产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随后,多种蔬菜、鳗鱼、干香菇、木材、胶合板等被日本列为“紧急监视”和“监视”的进口产品;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存在着中日关于DVD知识产权的争端;此外还存在日元和人民币汇率政策方面的摩擦等等。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两国共同营造的比较和谐的贸易关系,导致近几年合作进程明显滞后,使双方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极大地损害。

2.日本贸易保护主义。19世纪初期出现的贸易保护论(李斯特、凯恩斯、普莱维什)导致各国纷纷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如战略性出口保护、战略性进口关税政策。在日本,由于人口老龄化及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影响,日本国内经济陷入“失落的十年”,需求严重不足,致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他们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或动植物的安全等理由,通过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检验程序等手段设置技术壁垒对我国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给我国许多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

(1)出口蔬菜遭绿色壁垒挑战――肯定列表制度。2006年5月29日,日本开始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进口的准入门槛,对我国蔬菜等农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列表制度对所有进口农产品、食品中生产加工中可能用到的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残留量等农业化学品实行苛刻的技术标准监控,农业化学品最高限量0.01PPM,相当于每公斤的含量不超过0.01毫克。肯定列表制度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出口日本的农产品,对食用蔬菜、水海产品、禽肉、畜肉等我国优势出口农产品产生严重冲击,对我国农民增收产生不利影响。

(2)日本对中国提出严苛技术标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关税壁垒已渐显脆弱,贸易壁垒的重点正向技术壁垒转移。日本的对华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技术标准和法规、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与合格评定程序以及绿色技术壁垒三个方面。日本对很多产品的技术标准要求都是强制性的,进口货物入境时必须经日本官员的检验和鉴定。2008年年初的“毒水饺”事件给中国输日食品的安全性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就此事件也让日本国内对中国产食品产生了“不信任危机”,有75.6%的日本消费者表示“今后将不买中国食品”,可见事件影响之恶劣。虽然经我方的不懈努力最终查明是一起投毒案件,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两国经贸关系中农产品的重要地位。

3.中日贸易的不平衡。中日贸易的不平衡已影响双方贸易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由上表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与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应当看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中国国民利益的长期影响并非有利无弊。如果日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通过技术外溢、相互交流和产业关联,这对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会产生积极影响,那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就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反,如果日资企业的进入仅仅为了占领中国的市场或者将中国视为向第三国加工出口(“绕路出口”)的生产基地,而不能提高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甚至挤垮了中国的内资企业,那么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日本对华投资增加则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中日双边贸易高位徘徊,中国方面逆差增加。这种高位徘徊现象不能单纯用效用递减理论来解释,既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同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大项目的拉动。由于中日贸易增长率长期低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率,导致中日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

中国在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时期,同时出现对日贸易高额逆差,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国背负了日本的对美顺差。原因在于中日贸易中, 半成品占很大比重,即日本向中国出口大量高端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后,以成品的形式出口到美国的最终消费市场,因此所有的顺差均计在中国名下。很显然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不利于中国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中日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4.日本EPA具有排外性。截至日前,日本签订并已生效的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十一个,目前尚未包括中国,而东盟地区在日本EPA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日本全面推进EPA战略的举措将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

日本EPA协定谈判重点主要是工业产品取消和降低关税以及与投资、知识产权相关的一揽子项目上。中国的平均关税与东盟各国和韩国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且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许多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产品可享受中国的免税政策,所以即使缔结中日自贸协定,对日本实际产生的降税利益有限。相反,中国对日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以及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农产品,关税降低将对日本市场造成很大冲击。以上原因导致日本并不急于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而是随着与其他东亚地区国家签订更多的EPA协定,增加其在今后中日PTA谈判中的砝码。

三、中日双边贸易增长的现实基础

1.中日双边关系具有互补性、互惠性、互动性的特点。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型,现阶段以出口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虽然近几年出口日本的工业制成品数量成上升态势,但不可否认,中国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在贸易结构方面双方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大,不仅为本国过剩的资本寻找到了良好的出路,毫无疑问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本资源。而现阶段两国的双边经贸合作已然超越了两国的范围,日本通过中国“迂回”扩大对美、对欧贸易; 其二是我国也在同日本的合作中扩大了对美、对欧出口。因此,现在的中日经济关系对双边经济合作都产生了波及效应,互惠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另外,在中日经济合作中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增加了对日资本、技术和产品的需求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高涨,在欧美开始扩大向中国投资的同时,日本唯恐落后,不得不加快对华直接投资步伐;同时,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为中日双边贸易互动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2.中日双边贸易合作的有利因素。斯密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一个国家之所以要进口别国的产品,是因为该国生产这种产品的技术处于劣势,自己生产比购买别国产品的成本要高:而一国之所以能够向别国出口产品,是因为该国在这一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先进,从而使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别国。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人物,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即只要各国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而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而相对差异,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众所周知,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比日本有优势。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口占世界比重高于自然资源占世界比重,因此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使用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且中国的产值能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产值能耗高即单位能耗创产值低,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日本为5.58美元,是中国的15.5倍;中国的每万美元GDP能耗也高于日本4倍多,故在自然资源使用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

在人力资源方面,东亚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是日本,据预测,日本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到2045年左右,届时老年人口的比例将高达28.4%,全国每3.5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抚养比为51%,每两个人要负担一个老人。而中国到本世纪70年代,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会达到23%,全国每4.3个人中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抚养比在42%左右,每2.4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一个老人。虽然中国的老龄化发展得比较快,但进入老龄化的时间比日本晚,程度也不如日本严重。所以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比日本有优势。

四、加强中日双边经贸合作

1.中日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石。2009年5月3日,第九届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东亚区域宏观经济形势和加强东亚财金合作等议题。三国财长特别就清迈倡议多边化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三方对筹建中的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中国出资384亿美元,日本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分别占储备库总额32%、32%和16%。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帮助。

中日韩财长重申,在当前形势下,三国要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区域财金合作,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尽快恢复增长做出积极努力。

毫无疑问,三国财长会议以及相关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已成为中日、中韩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石。可以相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三国财长会议及部长级会议将为中日经贸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政策保证,确保中日在实践中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进一步的经贸关系合作。

2.中日经济的直接合作和区域合作(FTA)。

(1)中日经济的直接合作。在中日经济合作过程中,直接投资带动贸易的效果十分明显。中日直接合作的范围包括了众多领域,由以原油、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金属制品到工业制成品向日本输出的比重剧增,表明中日之间直接的经济合作在不断密切和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显现迅猛增长势头。一方面促使日本企业的主要生产和经营基地迅速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在中日贸易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大量向中国迁移,导致国内许多工业制成品甚至日用品供不应求,从而促使日本不得不增加对中国的进口,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应”。例如,随着日本许多电器生产商相继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在华生产的电脑、打印机等产品出口到日本的规模大幅增加;同时在华日资企业从日本进口的原料数额也相应增加。而日本汽车厂商不断扩大在华的生产,导致了日本向中国大量出口汽车零部件。

(2)中日经济的区域合作。中日经济关系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新定位,必须放到“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综合考虑。必须认识到“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同步发展,特别是“区域一体化”在未来5至10年中的经济影响会更大。

在实现东亚经济进程一体化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均在积极参与和寻求区域内FTA。FTA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英文简称,它是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协定。在WTO文件中,FTA与优惠贸易协定(PTA)、关税同盟协定(CUA)一道,都纳入RT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的范围。中日两国或将建成的自由贸易区,估计将拥有近15亿消费者、7万多亿美元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这一区域组织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地位,自由贸易区也将给两国带来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

FTA的经济效果可以分为正面的“贸易产出效果”和负面的“贸易转换效果”。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在经济上的互补性较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性较强。在贸易结构上。处于互补关系的两个国家比处于竞争关系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正面的“贸易产出效果”。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和日本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较强。因此。通过缔结FTA可以对双方的经济和贸易带来很大的好处,其正效应是远远大于负效应的。

3.中日双边经贸合作领域。

(1)在能源和环境领域开展合作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和国际社会的义务,基于这一认识,要特别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2)在贸易、投资、信息通讯技术、金融、食品及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商务环境、农林水产业、交通运输及旅游、水、医疗等广泛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

五、结论

中日互为近邻,文化相通,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互补优势十分明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经贸合作的积极因素将继续远远多于竞争因素,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中国市场广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与日本在资源上是互补的,是日本产业转型期的良好机遇与投资市场。而日本是发达国家,技术总体水平先进,有很多值得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借鉴和运用的经验和手段。总之,积极发展中日双边贸易,形成互利双赢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对两国的长久发展和现实利益带来功不可没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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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全平.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FTA战略比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青岛 266000)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