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艺术

1988年,我24岁,刚刚从布鲁克林的布拉特学院毕业。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到印度寻找一些真正的精神上的东西,然而我也不能确定是什么。在一对患麻风病的姐弟的引领下,我见到了在那里从事慈善事业的特蕾莎嬷嬷。因为我没有医学知识和护理技术,特蕾莎嬷嬷安排我去灵猴庙去照顾那些临终的人。

我在古老的灵猴庙里呆了一个月,给那些将死的人喂饭、洗澡,陪那些还能说话的人聊天,他们好像一直被悔恨和悲哀缠裹着。在灵猴庙里,每一天都有一些人因去世而被抬走,又有另一些人进来。每一天我都问自己:这是我当初想来印度寻找的吗?我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决定回国去,但我知道,就算我回到美国之后,我也不会忘掉印度。

我回到新泽西,从事雕刻工作,有时还给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打下手,晚上我想到的不仅是我的艺术,还想到印度的那些孩子和那些临终的人,想起特蕾莎嬷嬷。艺术是有感召力的,但我不知道以我的天赋如何能改善那些贫困者的生活。

有一天,当我在贮藏室里为我正在雕刻的作品翻找一些零碎物件的时候,看到垃圾里有一个画框,我拿出来,上面是一幅油画,我认得油画上的人物是奥斯・克拉克,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设计师。更重要的是我从右下角的签名“DH”看出那幅画的作者是大卫・霍克尼――,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我知道那幅画流失已久。

我把那幅画带到索特白艺术品拍卖行,卖得18000美元,带上这笔钱,我又去印度见特蕾莎嬷嬷,她看起来还是那样精力充沛。

“特蕾莎嬷嬷,我回来了。”我说。我跟她说了我想用卖那幅画的钱来做些事情。她仔细地看了我一阵子,然后说:“那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在城里面,你应该到乡下去,乡下的志愿者太少了,那里太需要志愿者了。你去吧,上帝会指引你怎么做的。”

我从加尔各答坐了10个半小时的火车,到了一个贫困的小村――胡安哥,坐在一棵阴凉的树下,村民们围了过来。通过一名翻译的帮助,我问村民们最需要什么。“医生。”其中一个人说。“药品,”另一个人说,“人们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死亡。”就在那棵树下面,我有了一个想法。

花了三年时间,用我卖那幅画的钱加上数不清多少笔的筹款和很多当地人的汗水,在1996年建成了一个有30个床位、24小时都有医生值班的医院。医院开张那天,胡安哥村所有的人和周围村庄的人都来了,有一些人用荷花跟茉莉花织了一张大网,把它覆盖在医院大楼上。开张第一个月,我们接诊了一千多个病人,其中有很多人从来都没有看过医生。

我开始是从事艺术的,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是在从事艺术。像伟大的艺术一样,帮助别人也是最能鼓舞别人的,它能使受助者和施助者变得更加有力量,使他们的人格更加健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帮助别人可能是所有艺术当中最伟大的艺术了。

特蕾莎嬷嬷就是著名的特蕾莎修女,毕生在印度照顾贫弱的人,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一幅著名的摄影作品,是特蕾莎妈妈的手,粗厚的皮肤包裹着嶙峋的骨头,那也是非常好的艺术品――它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美,什么是爱与付出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