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松绑”

最近，柳传志和马云两位在商业领域登上顶峰的企业家，先后因为非商业的原因卷入争议之中。这样的情况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轻商。公众了解历史上的商人，大都是因为他们参与政治留下的传奇，很少有人因为纯粹的经商成绩被记住，从管仲、吕不韦到范蠡、胡雪岩，无不例外。也正因如此，中国商人大多低调，却又都有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身上这样的特点尤其鲜明。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家们创造财富的传奇吸引了一心致富的人们，开始造就商业领域的偶像，甚至超越商业，成为公共明星。虽然如此，企业家骨子里仍是战战兢兢，在当时的环境下，创新的风险是不可预知的，刘永好几次要把企业交给政府，马云也曾公开表示，支付宝是国家的，国家随时可以拿走。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可见一斑。

公众的期待却不一样。人们看到资本的力量，希望企业家能像“公知”一样，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这大概是转型期特有的社会现象—知识分子的声音非常微弱，虽然有了微博，公众表达意见的主流渠道还不够畅通，人们对掌握财富和话语权的企业家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在商业之外发出声音，来推动社会进步。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不同时期，公众会有不同的期待，但从本质上说，企业家就是敢于承担风险并有能力进行创新的人。在商业领域创造奇迹，是他们的责任；制定并遵守市场规则，是他们的责任；倡导商业文明，是他们的责任。商业之外，他们并没有义务承担更多，但有权力作为一个公民表达意见。

比如，马云探访“气功大师”，有人指责这样做会误导年轻人，甚至有更多引人遐想的解读。且不论年轻人是否有自己的判断力，对于这一行为本身，我相信马云仅仅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好奇心而已。面对争议，他发微博解释：常有朋友指责我去探视“非科学”的东西。对未知的探索、欣赏和好奇是我的爱好，即便是魔幻术，挑战背后的奥秘也快乐无穷。好奇心让人受益。……可惜很少有人愿意相信，堂堂的马云居然会有这么简单的想法。

企业家当然可以更多参与社会生活，从不同层面去影响社会，这也符合当前公众的期待。但离开商业，企业家的言行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态度，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不一定高过普通人，他们的行动也并不像他们在商业上曾经取得的成功那样值得效仿，公众大可不必赋予特别的含义。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企业家真正有能力和责任改变社会的，是在商业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需要另一种“松绑”—公众没必要在商业之外要求企业家承担更多责任，他们的能力和精力应该用于商业创新，而非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