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印本(二)

在讲述了两个传奇故事以后，下面将进入相对枯燥的版本和印本流水账。当然，不论是从传世宋拓本的质量和数量，《集王圣教序》都堪称史上最强，这一点就足够传奇。而从学习书法的角度，传世宋拓本，往往不以时间早晚论优劣，而是按照拓工的技术判高低。

名号喊得最响的是所谓的“墨皇”本，因为他的收藏者清末满族书画与拓本大藏家崇恩在拓本首页右上侧隶书“墨皇”二字。拓本册页匣装，一共46开，崇恩的题诗和题跋就占了16开，还不算碑文旁边的朱笔和墨笔批注19则，所以这个拓本也叫崇恩长跋本。每开2页，每页四行，每行约10字，白麻纸拓本。崇恩藏《集王圣教序》宋拓本有7本之多，而他在题跋里认为只有这本才是“天下法书名碑第一，吾家宋拓墨宝第一”。（见图1）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崇恩以重金从孙尔准处卖来这个“天下第一”，极为珍爱，带着它宦游东西，不断展示，甚至带到了，其间每每用颇有水准的苏体行书记录心得，使这件拓本具有更大的名气和学术价值。

崇恩死后，拓本传给他的儿子廷雍，结果1900年，直隶总督的廷雍，因为支持义和团被八国联军在保定斩首，家里的碑帖收藏也就散失殆尽。1901年，铁路局道员孙钟祥从古董商手中重金买下了“墨皇本”，而孙钟祥正是孙尔准的从曾孙。五十六年后，拓本又回到了孙家。

民国时，藏家陶湘和徐世章合资五千大洋，从孙氏后人那里把“墨皇本”合买了下来，不久陶湘急着用钱，所以拓本归了徐世章　。徐氏晚年捐赠天津博物馆，是为最终归宿。

曾见上海有正书局《崇藏墨皇：北宋拓圣教序》，8开双层宣纸珂罗版，当时的价格1927年是四元六角。（见图2）文明书局的珂罗版取名《宋拓怀仁集书圣教序》，有线装本和裱本经折装两种，前者便宜后者贵，大约在大洋五到六元左右。

1985年成都古籍出版社翻印了有正书局版，12开本，名字照搬，连题名也使用了狄平子的原签题，但是制版水平差一些，纸张也太薄。翻印好一些的是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中国碑帖经典”系列的《集王羲之圣教序》，铜版纸虽然反光，但好在不透光，珂罗版的细节也基本都在，包括原来的制版技术失误。（见图3）

彩印国内能看到的有三本：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10开本彩印经折装《宋拓墨皇本圣教序》（见图4），2007年文物出版社8开蓝皮本平装《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见图5）和西泠印社2011年的经折装“木夹子本”《大唐三藏圣教序》（见图6）。制版印刷技术是逐年精益求精，书的质量倒也各有千秋：天津版的难得在于早；文物版的难得在于纸质轻、价格合理和解读准确；“木夹子本”印制最接近原作，但纸质反光，解说太经验化，缺少学术价值。

在买蓝皮本的时候注意不要与文物出版社的另一种蓝皮本《宋拓集王羲之圣教序碑》（见图13）混淆，因为都是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的题签，装帧很雷同（文物美编太好干了）。而另一种蓝皮本选印的，不论是从书法学习还是从版本的角度，都可以凌驾于“墨皇”之上，这就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馆藏宋拓本。

1963年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文物商店买到一个宋拓本《集王圣教序》，然后转赠给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现在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拓本剪裱册装，开本比“墨皇本”大一些，计36页，每页5行，每行11～13字，淡黄麻纸本。拓工的水平和“墨皇本”在伯仲之间，但笔画略瘦，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捶拓风格不同；还有“墨皇本”经过重裱，纸质受损严重一些，字口变得更肥更模糊，所以不如碑林本犀利。

碑林本题跋收藏者级别更高，有大名的有明代的董其昌、郭尚先，还有由明入清的阁老刘正宗，所以又称“刘正宗藏本”。（见图7）

董其昌题跋考证为南宋本，因为帖中的“纷、糺、何、以、出”已损，五字不损才是北宋本。（见图8）实际上，五字不损的本子就根本没有发现过，所以这个拓本虽然不如上一节所述的国家博物馆藏本老，但是比碑林发现的金拓本早，所以年代仍然可以断做北宋。

1963年文物出版社率先出了大8开珂罗版，题签用的是《集王圣教序》集字，“宋拓”两个字从别的帖上移过来，被启功先生骂为“貂尾续狗”（见图9）　。不过后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的8开线装和平装本也用的是同样的题签。（见图10）这个胶印本印出了风格和水平，不仅第二年文物出版社出的8开凹印本（见图11）比不上，其细节部分甚至超过后来的彩印。

后来印数最多的是文物1984年16开“历代碑帖法书选”的印本，由于开本小，做了重新排版处理，每行变为9字，（见图12）但印刷颗粒粗糙，层次全无，后期重新制版，提高了清晰度，但还是比较黯淡。

彩印本就是前面说的蓝皮本《宋拓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从2007年开始，分成线装宣纸本（见图13）和平装两种，后面加了释文和研究文章，印了好几次，个人认为第一版的平装本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