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3000万元的诉讼游戏

从8月28日到9月3日，台湾富士康集团诉《第一财经日报》的“名誉侵权案”，经历了从索赔3000万元到1元，到双方握手言和、富士康撤诉的令人瞠目的戏剧性过程。

事件虽已偃旗息鼓，但它却暗示了全球正在发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机构包括政党、媒体、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监督群体等等，这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公民社会。

但从富士康事件的发展来看，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特殊利益保护组织的缺失或不作为，说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任重道远.

2006年9月3日18点10分，《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声明》出现在《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一财”)网站上。

双方在相互致歉、相互致敬之后，富士康撤销了对“一财”的诉讼。在“一财”与富士康沸沸扬扬地对抗了110小时后，这场官司就这样，戏剧性地握手言和。

3000万元索赔：惹怒全国媒体

8月28日晨，上海。一篇题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0万元》的报道出现在当日《第一财经日报》头版。报道中称，“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鸿海”)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鸿富锦”)，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翁宝、王佑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天的报道中附有一篇声明，表示“本报将坚决支持王佑、翁宝二人，全力应对与鸿富锦公司的诉讼”，对鸿富锦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表示强烈谴责”，最后，指出“鸿富锦公司这种以公司组织行为针对记者个人的做法，势必引发新闻界的公愤。”

果然，一场新闻界的“公愤”就此爆发。

8月29日，舆论批评高潮迅猛而来。

《中国青年报》刊文《记者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指出“这讼的目的不在于维护自身的名誉权，而是要通过诉讼来打压记者”。《南方都市报》引用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言论，指责富士康记者的做法“是一种震慑、”。

紧接着，《南方都市报》刊文《资本有恃无恐，媒体有心无力》，《上海证券报》发表《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舆论监督遭遇挑战》，《河北青年报》问《富士康告记者的牛气从哪里来》，《广州日报》则请了专家分析“富士康天价赔偿案如何了结”。

与此同时，多家媒体老总也纷纷“披挂上阵”。《财经时报》总编钮文新质问，“企业黑箱操作谁管？”《环球企业家》执行总编杨福呼吁，“企业应重视社会责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愤慨，“富士康在挑战公众知情权”。《IT经理世界》副总编张鹏更是疾呼，“反对霸权主义！”

同时，声援“一财”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网上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一财”。有市民向王佑捐款，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甚至国际记者组织也“请求苹果施压富士康撤回对记者诉讼”。

事出两月之前

富士康是在7月3日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状”的。此时相隔“一财”首篇关于富士康“超时加班”报道的发表，已经过去28天。

而这28天前以及28天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6月11日，英国《星期天邮报》发表《iPod之城》，报道生产苹果公司主打产品iPod的富士康，其女工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27英镑。

6月14日，新浪科技频道以《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为题，部分转载该篇报道。紧接着便是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这应该是一种巧合。”“一财”发言人杨柏国告诉本刊，“我问过王佑，她当时应该是不知道《星期天邮报》发的那篇报道。新浪是14日转载的，如果我们14日看到新浪的文章，15日肯定是做不出来这篇报道的。”

但是，不少网站将新浪的文章与王佑的报道列在一起转载，并修改了王佑原报道的标题，在其中加入“血汗工厂”和“黑幕”等字眼。

后来，王佑在情况说明中称，她最开始关注此事是因为在《西祠胡同》网站上看到了数十篇富士康员工对公司内部人才体制的抱怨。后来，又在浏览一个小型的科技网页的时候，看到了数个富士康员工的QQ号码，并与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了30多页的聊天。之后，她联系了富士康公司外联部的贺小姐，进行了电话采访。当文章写完后，王佑还将该文交给该员工进行了确认。

根据王佑提供给富士康集团和深圳市中院的情况说明，第一篇稿件见报后，被“数十家网站大量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编辑决定继续跟踪该事件”。

6月20日，王佑抵达江苏昆山的富士康工厂，在富士康员工聚居的村落(玉山镇)进行调查。“在一个卖冷饮的摊位上，我遇见了一个刚刚从富士康离职的女孩和她的同伴，并对她进行了近50分钟的采访。”王佑称。次日下午，她上交了第二篇文章6月22日，该文见报，题为《一位离职的富士康昆山工厂女工：底薪很低福利很好》。

记者后来致电富士康公司外联部贺蓉女士，但她只承认曾经接受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

贺说，《21世纪经济报道》于6月17日刊登了题为《富士康劳工门幕后调查：低于标准线30%的底薪》的文章。这篇文章断章取义了一些她的话，随后富士康方面即发出律师函，要求记者做出解释。经过沟通，双方不久即达成和解。而富士康对于“一财”的诉讼，却没有那么简单。

据记者调查，有知情人透露，当时富士康打算两家媒体都告，但由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报社间签署的劳动合同比较完整，而“一财”记者王佑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完整。富士康方面知道了这一点，并由此认定王佑所作并非职务行为，因而将其作为被告。

据王佑的情况说明，6月30日，富士康的两位代表――富士康的子公司赛博数码广场管理部副总詹东海、赛博市场总部副总李广约见了她和翁宝。她记得，两人当天态度和蔼、情绪自然，但表示希望《第一财经日报》方面不要再跟踪报道下去，这样会让他们很为难。并且，在这次会面上，双方并没有就文章的真实性提出相关质疑。

这次谈话一共进行了2个多小时，4人“愉快”地交换了意见，之后，“一财”停止了对富士康的采访与报道。双方本来还准备再会一次面，但是由于日程方面的原因，未能遂行。

9月1日，记者致电赛博市场总部副总李广，他的说法与此并不相符。他称，“当时，我们并没说什么，只想求证记者的身份。”

王佑和翁宝都没有想到，7月13日，深圳中级法院查封两人财产的“民事裁定书”却突然寄来。

风向突变――从3000万到1，从1到0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围剿”，富士康也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8月30日上午11点，富士康发表声明《记者案是单纯的法律事件》。声明中称，“一财”记者所获赔偿不论大小，“都将捐助到慈善机构”。当晚22点31分，“一财”在报社网站上发表《第一财经日报第二次声明：坚决反击鸿富锦》，称对鸿富锦，“本报记者保留反诉和另行的权利”。

然而，仅仅18分钟之后，《富士康撤销两名记者讼案财产冻结公告全文》在“一财”网站上刊出，富士康宣布撤销对“一财”两名记者的财产冻结申请，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调整为1元，并且追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作为被告。3000万元瞬时变为1元。

消息传开，媒体和舆情再次哗然。

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翁宝在30日晚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即表示，“这是全国新闻同仁共同的胜利”，并且迅速表明了自己对富士康的态度――“我恢复对郭先生(鸿富锦老板郭台铭)的敬意，决策者每天面对那么多决策，难免会有失误，能够快速调整决策，体现了郭先生的决策水准。适当的时候，我希望能跟郭先生有个会面，能冰释前嫌。”

9月1日，《南方日报》消息称，“富士康诉记者案将于10月23日开庭”。

就在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开始等待10月开庭的时候，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9月3日18点10分，“一财”与富士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解。两个小时后，“一财”网站上原本位于推荐位置的“特别报道”《报道‘超时加班’，记者遭索赔3000万元》被全部下线。

“3000万”索赔案虽然戛然而止，关于此案却依然疑窦丛生：6天的时间内，造成这种戏剧性变化的真正推力是谁？

从地方法院到地方政府，在与企业和媒体的角力之中，都各自在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4期）

关于“富士康事件”的实地调查

深圳市的一位官员说，在某种程度上富士康造就了深圳市的GDP，深圳市也成就了富士康公司的不断强大

回顾富士康天价索赔案的整个过程，富士康向深圳市中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时间是在2006年7月3日。一周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对两位被告的财产实施冻结、查封。

7月13日，记者王佑和翁宝的资产被冻结，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其中翁宝一张银行卡里的存款仅50多元。17日，王佑和翁宝收到了法院冻结其资产的通知书。

而根据《第一财经日报》之后的声明，两位记者直至8月28日尚未收到深圳中院的应诉通知书及状等诉讼材料。

这中间的一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9月4日，深圳市中院新闻发言人王华斌向本刊解释，据他得到的消息，是此案的经办人生病了，致使相关诉讼材料始终未及时送达。

但根据调查，其中却另有转折据深圳市中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透露，此案发生后，8月中旬，广东省高院的一位副院长曾致电深圳中院，对此案中的程序问题提出过异议。但随后不久，深圳市中院一位副院长带队赴省高院做专项汇报。汇报中提到，深圳中院在重新审查了此案的所有相关手续，认为“该案在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

8月29日，广东省高院新闻办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支持了深圳市中院的以上说法。这其中令外界颇感意外的是，记者王佑在6月15日发表的文章，是报道富士康深圳基地的，而6月20日发表的文章，是基于对富士康集团(昆山)有限公司员工的采访写成的相关报道。但富士康集团选择位于深圳的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来提讼，富士康为什么选择了后者？“按照我国民法属地原则，作为上级公司的富士康集团，它有权选择在深圳还是在昆山打这场官司。”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解释，深圳是富士康在大陆的发家地，选择在家门口打这场官司，显然胜算要更大些。

“苍狼式的管理方式”

“在富士康工作就像一条狗”。这是2006年4月，一位富士康集团的上层员工在接受《IT经理人》采访时说的一番话。

文章还引用某跨国芯片企业中国区总经理谈到富士康时说的一句话，“这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严厉的企业。”在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素以严厉著称。这种对属下员工缺乏温情的做法，却在很多时候褒扬为苍狼式的管理方式。记者在深圳当地采访时，遇到很多来自富士康集团的中、下层的员工，他们中间多数认为，富士康的这种管理模式，虽然缺乏温情，但却是有效的、成功的、正规的，对其裸的用工方式，他们说，已经习惯。对他们来说，你要来这里工作，你就必须接受这一套，要么走人。

“我们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在大陆存在的劳工问题并不是最为典型的，在与珠三角同类企业的比较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做的是较好的。” 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说，之所以称其为较好，并不是说其劳工问题不严重，而是反映出整个珠三角劳工问题的现状。

深圳造就了富士康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富士康科技集团。“富士康之所以最早在深圳投资建厂，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争取来的。”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川流解释道。为引进富士康，深圳市政府使了很大的力，包括土地、用工上比上海优越许多的诸多优惠。

回顾富士康的历史，使其最终得以壮大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500强，与郭台铭当初投资深圳的这个决策密不可分。

富士康的母公司台湾鸿海，最初创办于1974年。当年，郭台铭与朋友一起出资30万台币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塑料成品。

1977年，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郭台铭并未买房置地，而是转型模具领域。1980年代，又很快进入个人电脑连接器代工领域。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富士康科技集团，其龙华工厂的工商登记名称正是“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当时郭台铭一口气买下的500亩荒郊野地，如今已经扩大为占地1500亩的科技园区，拥有员工13万余人，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组装基地。

随后，富士康又在昆山、杭州、天津等地分别设立了科技工业园，也就是在这些科技工业园区里，郭台铭找到了他成功的着力点――丰沛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

2002年起，富士康连续4年蝉联中国大陆企业出口200强第一名；自2001年起一直稳居台湾最大民营制造商；2003年度跻身为中国工业企业前三强；2005年更跻身全球500强。2006年，富士康自豪地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在深圳，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当地最大的企业。据王川流介绍，这个城市将近一半的工业产值来自于这里。2003年，深圳市海关入驻富士康厂区，在全国第一家试行厂区海关验放，自此富士康生产的货物从出厂区既已通过报关、验关，从而缩短了进入市场的周期。

正如深圳市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从此，富士康造就了深圳市的GDP，深圳市也成就了富士康公司的不断强大。

然而，它的营业收入始终居于首位，而其上缴本地的税收却从来都与前10无缘。这表明，富士康这家最赚钱的台资企业，由于税收政策等原因，它的收入与它对本地社会的回报，并不对称。

而颇具玩味的是，在大陆的富士康公司，在过去25年里深圳市年均GDP增速28%的情况下，对于最低工资的增长却从来都停留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2006年，深圳市最低工资为特区内4.66元/小时，特区外4.02元/小时，一位干了两年的富士康员工现在每小时只能拿4.5元，这还是两个月前才涨到这个水平的。

地方政府的失语

2005年，为了制裁沃尔玛公司在人权记录和对待劳工问题上的糟糕做法，挪威政府曾决定撤出其控制的养老基金持有沃尔玛公司市值4.15亿美元的证券――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基金总额已达2462亿美元。

挪威政府的这个做法，被认为是政府向那些缺乏社会责任的强权企业投去的一张反对票。

而令刘开明困惑的是，大陆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些缺乏社会责任的强权企业时，往往表现得过于“无为”。

2004年，作为深圳民间NGO，刘开明曾对南中国诺基亚工厂和供应商的工作环境做过调查。在调查大陆诺基亚的2家一级供应商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都存在一定的工资偏低，超时加班的情况，但是富士康是最为严重的。诺基亚要求，代工企业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个小时，全年的加班时间不得超过432个小时。实际上，富士康的一线员工每月加班都至少有48个小时。

报告形成后，刘开明把相关调查情况通知了各家工厂，但只有富士康方面没有任何的回应。富士康方面以从来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调查为由，拒绝承认调查的公正性。

2005年3月16日，刘的报告在芬兰诺基亚总部公布，在芬兰国内震动很大。诺基亚方面对此表态：“我们不能够保证这些外包商的用工状况。”

从芬兰回来之后，刘将形成的调查报告给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送去，但从没见任何反馈。2006年6月16日，英国《星期天邮报》和《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富士康用工状况的报道出来之后，刘说，他倒是接到了劳动部门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报道背后是否你在捣乱？

在富士康《第一财经日报》之后，深圳的妇联，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深圳的工会组织，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只是表示，明年将敦促富士康成立工会。

“3000万索赔案”虽然已经落幕，而富士康的打工者们的生活却依然如旧，他们仍旧每天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多赚一些钱。其中一位名叫张默(化名)的员工告诉记者，算下来，他一般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约58个小时，而每月加班总时间大约在80小时左右。但是，没有人希望多休息。“因为那样我们的收入会受很大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