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平问题与社会管理创新

关键词： 环境公平；社会公平；环境风险；社会管理创新

摘 要： 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环境公平日益成为带有普遍性和敏感性的重大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的地区和群体间的环境不公，加大了区域环境风险，威胁国家的环境安全，加剧了社会不公，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要议题。加强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和完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环境利益整合机制以及多元化的环境保护社会调控与参与机制，是促进和实现环境公平的重要路径。

中图分类号： C914；C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由于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迅速传播，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话题。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伴生的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使得环境公平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与人们的利益休戚相关、带有普遍性和敏感性的重大社会问题。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指出了环境公平研究的社会学意义，[1]对环境公平的概念、内涵、分类及其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大都集中于对环境公平概念及问题本身的学理分析。本文从转型期中国环境问题及其管理的现实出发，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剖析转型加速期中国环境公平问题的表现及其对中国环境与社会发展构成的影响，提出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和实现环境公平的相关对策。

一、环境公平：社会管理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我国各类环境事件呈现加速爆发态势。来自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0年1-11月国家环保部受理举报的环境污染事件1469件，接报并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149起，其中比较重大的43起。数据来源参见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http：//.2010-2011年相继发生了江苏大丰、四川隆昌、湖南嘉禾、甘肃瓜州、湖北崇阳、安徽怀宁、浙江德清、广东紫金、上海康桥等十几起血铅中毒事件，数千人受到影响。重大环境事件的频发，不仅加剧了区域环境状况的恶化，同时也威胁到周边及沿线地区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引发加害方与受害方之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成为危及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环境公平就是指在环境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上所有社会成员一律平等，亦即享有同等的权利，也负有同等的义务。[2]14综观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理过程，人们对于环境公平的诉求日趋强烈，其诉求体现在：一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环境权利都应当有可靠的保障，当其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时，都应该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二是所有人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时，都应该负有防止对环境的损害并尽力改善环境的责任；三是任何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都应该被及时纠正和受到相应处罚。但就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事件而言，由于事件并非涉及所有社会成员，也并非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承担同样的后果，而是有人受损，有人受益，因此事件中人们对于环境公正诉求的核心内容或者说主要目的往往是保护自身的环境权益和利益，维护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它要求所有社会资源或利益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环境资源无疑是社会资源的一种，与之相关的环境责任和环境利益理应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加以合理分担和分配。由此观之，环境公平实际上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环境公平的诉求实质上是对社会公平诉求的一种具体体现。

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和行为。而对于社会发展的目标而言至少应当包括公平、公正和秩序。[4]社会管理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技术层面的社会管理，主要指在诸如环境生态、工程、灾害、社会风险等一些项目中，对社会影响进行评估、控制的过程；二是宏观的社会管理，主要是指各级政府通过法律、行政、财政、税收等方式对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不稳定现象进行干预，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消除或减少社会问题，进而避免发生社会震荡的政策行为。

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通常是通过社会管理来付诸实施的。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是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障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和良性运行，保障人民的福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是社会管理的主要目标；通过促进环境公平，缓解和解决环境问题是社会管理的题中之义。因为环境公平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在环境问题中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更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将环境问题与社会公平的实现联系起来，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环境公平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

二、转型加速期中国环境公平问题的社会具象与社会危害

转型加速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中显现出的环境公平问题只是当前中国环境公平问题的一个缩影，更广泛的环境公平问题还存在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群之间。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环境公平问题可以区分为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两大类型。代内公平是指不同地域（包含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也可以看作特殊意义上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鉴于本研究的主题，本文将主要从社会意义上探讨转型加速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于中国国内不同区域和人群间的环境公平问题，关注的重点是当前整个中国社会中保障个人或群体应得环境权益的重要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使中国的生态、资源和环境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在人均GDP 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5]6而比这更可怕的是，在环境与发展成果的共享与资源环境代价的共担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即环境公平问题。

其一是城乡之间的环境公平问题。近年来，伴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施行和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城市的环境状况在整体上已经有所改善，而农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却愈演愈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城乡环境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农村环境保护公共物品供给极为短缺，由此造成的环境公平问题成为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城市环境进行整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十一五”之前，国家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投资几乎全部投放到了工业和城市。“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首次设立农村环保专项资金，2008年至2010年共安排资金40亿元，而同期全口径中央环保投资达1564亿元。“十一五”期间全社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到2.16万亿元，数据来源参见2006～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http：//.但这笔巨大的投资全部用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污染源治理以及建设项目“三同时”工作，农村的环保投资为零。在投资差异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城市通过截污改善了水质，通过工业转产改善了空气质量，通过简单填埋垃圾改善了生活环境，而农村承接了城市在产业升级换代和环境整治过程中淘汰下来的大批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和生产设施，不加处理直接排放到流经农村河流的工业废水，以及大量“下乡”的各类城市废弃物和垃圾，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其二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环境公平问题。中国幅员辽阔，沿海和内陆地区在地理条件、经济基础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西部地区资源能源储藏丰富，低附加值的资源开发、粗加工型产业主要布局于此，东部沿海地区则拥有人才技术优势和得天独厚的交通便利，是高附加值的资源深加工、制成品产业的集中地。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西部原材料初级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拨，而东部经加工使产品升值，价格抬高的工业品又多返销西部。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形成了东西部发展中产成品制售的“剪刀差”，不仅挤占了西部产业的利润，牺牲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利益，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使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无力恢复和治理长期的森林和矿产开发所造成的土地毁弃、水和大气的污染，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改革开放后，为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国家在东部地区实施了大量经济优惠政策，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由于缺乏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几十年来，资源富集但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送到东部发达地区，而已经积累了发展力量的东部地区却没有给予这些不发达地区以足够的补偿。[5]7更有甚者，有些企业还打着支援西部开发的名义，将淘汰的机器设备和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由东部向西部转移，转嫁环境风险和危机。当代中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对于资源收益占有的不公平以及环境保护负担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愈益严重的区域间的社会公平问题。

其三是群体间的环境公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城乡与区域之间环境公平问题的一种延伸。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加上通过产品价格体系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在造成城乡与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也不断加大了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其程度可以从两组数据窥见一斑：一组是据《2011胡润财富报告》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千万富豪人数为96万人，亿万富豪有6万人；另一组是由国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2011年国家实行经修改的新税法后，全国纳税人数从（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上的）8400万人减少至（月收入在3 500元以上的）2400万人（即13.4亿总人口中超过13亿人的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巨大的收入差距在环境问题上最直接的反映是加剧了贫富人群之间的环境不公平。由于财富最终是来源于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转化，因此对于富裕人群而言，与贫困人群相比无疑其人均资源消耗量更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更多。换言之，富人比穷人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更大，但却占有更多的环境收益。而当环境遭受破坏时，富人也比穷人更有条件来规避环境风险。例如在一些资源省区，由于毫无计划和节制的开采，已造成地貌和水系的严重破坏，为此从开采资源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富人们，纷纷选择向海外和国内生态环境好的城市移民。而对于当地多数老百姓而言不仅无法从资源开发中受益，反而受累于因过度开发导致的各种生态灾难，变得越加贫困，根本无力选择生活环境和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而只能成为环境恶化的直接受害者，甚至沦为环境难民。

正是由于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公平问题，而这一问题与中国当前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增大的人口与就业压力、资源短缺和贫富差距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了严峻的社会难题，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带来极大的威胁。

一方面，环境不公加大了区域社会的环境风险，严重威胁区域社会和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但长期以来对森林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已使这一天然屏障变得十分脆弱。然而，为了尽快脱贫致富，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国家公平分配资源利益政策机制尚不完善抑或缺失的情况下，强烈的发展冲动与发展能力的不足使西部地区迄今一直仍在延续依赖能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谋求GDP快速增长这一粗放的发展模式。2011年西部一些地区的GDP增速全国领先，而其大部分产业仍局限在能源、基础原材料、有色金属加工等行业，并且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不少企业还将大量的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到江河中污染水体。这一状况无疑会让原本就已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得雪上加霜，同时也危害了中下游地区的水环境。同样，在农村，由于受技术、资本以及有限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制约，为解决温饱和改变贫困，人们往往采取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通过不合理的增加复种指数，过度灌溉以及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塑料地膜等方法来提高粮食产量，而这种掠夺式、粗放式经营的恶果是导致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地力衰竭、水源污染和生态退化。此外，污染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农村乡镇的转移，使得一些原本引人注目的环境问题（如大城市的、集中的、高强度的污染）变得分散和“缓和”，但却使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有些污染物质在中小城市、在乡镇农村，在不发达的偏远地区的扩散不会引起像原先（中心城市）那样强烈的反应，甚至都不一定能监测到位，由此使得有害污染物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得以积累，也意味着环境污染的深度、广度、累积的环境风险度及其治理的成本与难度都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环境不公加剧了社会不公，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据环保部门的统计，近年来全国各地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的数量正在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数据来源参见2006～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http：//.并且事件的规模化和对抗性程度也日益增强，成为群体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新的诱发因素。2005年4月发生在浙江东阳市画水镇由农民对化工企业污染进行抗议引发的环境冲突事件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在原本“歌山画水”风景秀丽的画水镇，由于十几家化工企业的入驻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环境并威胁到村民的生活和健康，在连年上访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引发了当地村民“还我土地，我要生存；还我土地，我要健康；还我土地，我要子孙；还我土地，我要吃饭；还我土地，我要环境”的抗议活动。当地政府动用百余台车辆和千余名警察拆除农民们为抵制污染而搭建多日的占道竹棚，与迅速聚集起来的两万多民众发生了冲突，不仅造成多人受伤、多辆汽车被毁，而且还严重伤害了当地的官民与警民关系。[6]类似的大规模的环境群体性抗议事件在城市也屡有发生，如上海市民抗议建设磁悬浮事件、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垃圾焚烧等。综观近年来频发的环境，无论是农民对化工企业污染河流和空气的抗议，还是市民对一些项目的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环境风险的申诉，事件参与的主体大都为普通民众抑或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极少占有环境、社会和行政资源的情况下，为了减轻环境污染的受害程度或防止新的受害状况发生，常常通过集体行动，采用重复上访、围堵工厂、堵塞交通、冲击行政机关等极端的方式来给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施压，以求得问题的尽快解决。而由于事件中参与主体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织，加之参与人员的诉求往往不仅包括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还涉及企业征地补偿、人身损害赔偿、参与环境治理等诸多方面，加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问题处理的周期；而问题解决的迟缓、信息反馈渠道的不畅又会反过来导致事态的蔓延和扩大，诱发更大规模的对抗性乃至破坏性行动和更深层次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冲突，如此恶性循环，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形成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也给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

三、以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环境公平的关键着力点

追求公平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旨，促进社会公平、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所在。不断加剧的环境不公，不仅拉开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环境差距，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紧张与疏离；不仅危及生态环境安全，也危及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从而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持续发展源于环境保护，保护环境就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促进社会公平。为此，只有加强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管理创新，以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环境保护水平的提升，以完善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实现社会的环境公平，才能真正有效地抵御日益增大的环境风险，最大程度上消除环境不公，保障社会的环境安全，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以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环境公平，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的着力点。

1. 构建和完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

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整体水平的提升，是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创新的起点和重要支撑。所谓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提供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保障公众生存和发展等基本环境权益的最核心、最基础的公共服务。[7]就中国现阶段而言，国务院副总理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基本的环境质量、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条底线，是政府应当确保提供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供给模式单一，供应总量和覆盖面偏低，尤其在农村和一些偏远地区历史欠账较多，明显滞后于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环境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加剧社会不公的一个突出因素。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已达到10.37万亿元，人均GDP达到545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跨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步入了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就要求政府能够及时将环境保护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增加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总量、提高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质量、扩大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覆盖面，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公共需求出现的总量上升、质量提高、需求多元的新特点、新情况、新要求。

构建与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提升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需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公共需求为导向，以增进全社会整体的环境福利为目标，以需求与可能相结合，尽力而为与量力而相统一为原则，明确政府提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和主导地位，加强政府对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提升政府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为此，在理念上，应着力实现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服务的转变，将保护环境与发展民生有机结合，并不断融入服务型政府建设之中。在宏观思路上，应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手段，制定、完善和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宏观经济和公共服务政策，加大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快构建覆盖全民的、普惠型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使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环境保护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在具体实践中，应在继续做好省市两级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加大对基层尤其是农村县乡镇环境公共服务的财力和人力投入，以县级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其监测、监察、宣教、信息等环境保护能力标准化建设，确保县县具备污水处理、垃圾处置等环境基础设施和享有消除环境污染的基础；县县具备对环境质量变化进行监测评估、对造成水、大气等环境质量变化的污染行为进行监管的能力，以及保障公众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及宁静权等生存基本民生。[7]在补短板、强基层和保基本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总量和水平，从而循序渐进地达到为全体公众提供环境健康基本保障型的环境质量。

2. 构建和完善环境利益整合机制，不断推进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衡配置

环境公平的实质是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间环境利益关系的调整，换言之，就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调整环境权利与责任，使得环境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和义务，同时使社会弱势群体的环境权利和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目前，我国在资源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上尚存在严重不均，突出表现在无论是环境保护公共产品投入的力度、成本的负担，还是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等方面都存在不协调和不平衡。而要促进和实现社会的环境公平，就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并通过地区和阶层间环境利益的协调和整合，来不断促进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这也是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和核心内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环境不公的受益者一方，往往不可能仅仅依靠其自身的觉悟来主动让渡已经拥有的比较充裕的环境资源和权利、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因此，要实现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现阶段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快完善和实施污染付费与受益补偿制度。一方面，国家通过强制性地征收环境税费、建立环境基金、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生态脆弱地区实行特殊税收政策、安排专项资金对不能达到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地区予以支持等措施，来解决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富裕人群对普通人群的生态环境利益的补偿；另一方面，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让生产者自觉推行环保的生产方式，让消费者自觉选择环保的消费方式。二是要建立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的新的政绩考核体系。一方面，在现有以经济指标为主进行政绩考核的基础上，增加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评价指标，对地方空气质量、水质、绿化、环保投入，以及环保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等工作进行全面考核，以促进地方环境建设；[8]另一方面，在强化对各类地区提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变单纯的GDP考核为差别化考核。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实行农业发展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评价其自然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情况，而不再考核这些地区的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等指标，以减少其发展经济的压力，防止这些地区的环境破坏。三是要推进环境管理的城乡和区域一体化。在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污水处理率等标准的设置时，要摈弃现有东中西地区、城乡地区分别设置不同环境服务标准的做法，而实施统一的环境准入制度，防止污染企业向农村和不发达地区进行污染转移。四是要建立环境救济制度。一方面帮助公民在环境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够获得及时的法律救济；另一方面对环境污染事件中无法得到及时赔偿的困难受害人群多渠道提供及时的社会救助。

3. 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社会调控与参与机制，激发环境管理创新的社会活力

环境利益主体及其需求的多元化加剧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使得一元化主体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迫切需要在充分发挥政府作为提供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推动和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相互合作、优势互补的环境保护社会管理新模式。当前，以自愿协议、公众参与等制度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社会调控与参与机制，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宝贵力量源泉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路径选择。

自愿协议制度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和运用的一种新型的环境管理方式。它在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环境标准和措施的同时，倡导和运用具有灵活性、鼓励性的管理措施和方式，来鼓励企业追求一种比现行环保法规标准更高的环境表现。自愿协议涉及工业、交通运输、建筑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农业等诸多领域，有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商定、企业与政府和NGO共同商定、企业与NGO商定以及企业自行制定等多种形式。[9]该制度在调动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降低环境管理成本等方面已逐渐显示出优越性和生命力。我国以往的环境管理中也有各级地方政府同企业签订环境保护责任书的制度，但这一做法往往带有比较强的行政命令和强制色彩，较难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在既有环境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环境管理的成功经验，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和行业先行试点、逐步推开自愿协议制度，以激发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潜能，发挥市场对提供环境保护公共产品的正向调控作用，并将其作为对现行环境管理模式的发展和补充，是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创新值得探索的一个新方向。

环境公平事关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而导致环境不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公众被排斥在了环境决策和管理的体系之外。为此，只有不断拓宽公众参与环境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渠道，特别是畅通和完善弱势群体的环境利益表达渠道和信息反馈机制，充分发挥公众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才能有助于社会管理向更加公正、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换言之，公众的广泛参与是发展新型环境管理机制、促进实现环境公平的重要途径。而要实现环境保护中公众的广泛参与，就需要从维护公众的健康权、知情权、监督权、检举权、参与权等基本环境权益出发，建立健全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的环境决策机制，完善重大环境决策事项调查研究、信息公开、专家咨询、社会听证和公示等系列制度，在尊重公众的环境权利和实现公众环境权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培育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体意识，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能力和水平，最大程度地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活力。

综上，只有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互信任、有机合作的环境保护社会共同体，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协调运行的环境保护社会管理新格局，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和实现社会的环境公平，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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