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匝站在刺猬这一边

萧三匝拉弓放了一箭，结果把自己射成了靶心。“我快成筛子了。”他说，“但我无所谓。”2016年5月25日，钱钟书夫人杨绛走完了105年的漫长人生。她生前留下遗言，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火化后再发讣告。她躲了一辈子清净，但她的遗愿终究没能实现，她去世的消息不仅成了热点新闻，还迅速引爆了一场围绕他们夫妇的毁誉之争，多名深具名望的学者卷入其中。

一

在这场争论中，独立学者萧三匝是钱杨夫妇的“卸妆师”。他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了质疑，同时收获了最广泛的批评。5月25日当天，他把《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一文扔进社交媒体，批评钱钟书的学术和处世态度，以及知识界对钱杨夫妇的神化。萧三匝坚持认为，钱钟书长于渊博但止于渊博，在思想上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人物，就如同“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

如果非议止于治学路径，见仁见智，也许不会横生诸多变故。但萧接下来的主张，则实实在在触动了一批人的神经。萧三匝说，人们在《围城》里看不到当时中国社会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现实危难，而钱钟书即便到晚年也没有对“”公开而系统地批判过。在萧看来，钱钟书不仅“冷眼”，而且“冷肠”，根本不是知识分子的榜样。“钱杨夫妇本质上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能洁身自好是其长，不能奋勇担当是其短。他们的道德文章还能助推我们这个时代吗？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与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动者。”

针对萧三匝的批评随之而来，且相当密集，批评者也都是知名学者。很多人没有提及萧三匝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知道批评者针对的是谁。有人说他过于苛责，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人说他对历史无知。

好在也有支持他的人，比如宋石男、王五四……支持者发起了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辨析，并澄清舆论是否存在道德绑架的问题。他们认为，钱杨事件映射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心理。

不同阵营非常对立，最新的例子是徐贲和张鸣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有沉默权的争论。

很多天后，萧回应说，对他的严肃的批评他大都浏览了，但没有一篇驳论能说服他，他感到很失望。倒是宋石男、王五四等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他都十分认可，因为他们把问题引向了深入。

澎湃新闻以《杨绛去世为何引发毁誉之争》为题报道了此次事件，其中引述了不少与萧三匝意见相反的学者的观点，虽然文章也引述了萧的主要观点，但萧认为，新闻报道很少引述与他意见相仿的朋友的观点，因此在平衡性上是打了折扣的。

萧三匝认可俄、法两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公共性和批判精神，没有权利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表示沉默。从这个意义上看，他认为钱杨夫妇都不算是知识分子。“有朋友说，钱钟书在《管锥篇》里有些议论也是很生猛、很有见解的，也具有普世性，这个话没有意义，你要去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可以找到普世性的词汇啊，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后来的回应文章《也论知识分子的沉默权》中，萧三匝更是对知识分子表里不一、知行不一嗤之以鼻，他说：“很多人自我定义为知识分子，却高唱消极自由的调子，他们几乎不提积极自由，并以消极自由为知识分子的沉默辩护。”他甚至觉得，有些人不过是以此作为逃避责任的遮羞布而已。因为，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单纯坚持所谓消极自由非常不现实，消极自由必须依托对积极自由的争取来实现。

事情过去十多天后，萧三匝对我说，他当初的那篇小文其实写得相当温和、克制，之所以提出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是希望由此引发公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思考。“我没有说非得让钱钟书、杨绛夫妇怎样怎样，我只是说他们不是这个焦虑的时代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中国现在是一个犬儒盛行的时代，如果知识分子都以钱杨为榜样，那就是时代的悲哀。“你能说钱钟书是个鲁迅那样的战士，或是一个合格的思想家吗？你要认为是，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认为吧？”

二

“你认为在钱钟书这一代人中，谁才配称知识分子？”我问。“顾准、李慎之、周有光、资中筠、江平、吴敬琏……其实不少啊。”他答。

萧三匝毫不掩饰对当下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的失望，他大量阅读中国学者的著作之后得出结论：这么多年，很多人其实不过是在原地踏步。“他们老是说，我们需要自由，需要这个那个，他们的所有文章，最后都会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说这么点事，这不是正确的废话吗？”萧为此感到厌倦，在他看来，常识其实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再仅限于宣传常识是没出息的，知识分子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让常识落地、如何让常识制度化的问题。换言之，与其讨论“应该如何”，不如讨论“怎样才能”。

其实，也有海外学者表达过类似观点：“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

等不到现成的能解他困惑的答案，萧三匝决定自己干。去年他40岁，生日那天他发愿，今后10年他要写3本书：一、《重估李鸿章――改革是如何覆亡的》；二、《自由如何落地》，追索西方近世思想、政治、社会变迁史；三、《活动的儒家》，勾勒儒家思想发展史。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两方面：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中国思想传统的“转化性创造”。

我问他何以能支撑起这么宏大的研究计划，他说，他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定位在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研究上。“人当然不要狂妄自大，但也不应该妄自菲薄。”他不能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说服人，但他的首要目的还是为了回答自己的困惑，如果能做到后者，他就不会有什么大遗憾了。

最近的某一个午夜，萧三匝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不要满足读《通往奴役之路》，要紧的是中国人自己写出《通往自由之路》。”这句话至少暗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不满当前的思想产品；二是表露他本人的学术野心。

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将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和刺猬型。这个比喻源自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狐狸型学者如百科全书，洞察万变、无所不知，但思想散漫缺乏深度；刺猬型的只思考大问题，注重思想的创发，但并不博雅。萧三匝的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出版公司的朋友建议他将书名定为“站在刺猬这一边”，他同意了。他说，自己最后是否能成为一只够格的“刺猬”是无法预知的，但那是他向往的一种境界。

三

以言论助推时代，是萧三匝的抱负，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梁启超和胡适。“他们既是学者，又是社会活动家，同时是媒体人，他们都不是说空话的人。”

1998年，萧三匝在老家四川绵阳读到了秦晖、朱学勤、徐友渔的著作，“那几本书就像一闷棍把我打醒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启蒙吧”。十多年后，他出版了《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这是他数年游学的“记事本”，也是他思想的草稿。

萧三匝在北京的家位于西南四环拐角处某小区的六层，这个高度让他时常觉得自己漂浮在空中，无处着力。

定居北京16年，他的焦虑感从未得到过缓解，他甚至想在60岁以后写一本自传体小说《惊恐》。“何为优良的政治秩序？何为有意义的人生？近30年来，我被这两个问题困扰，几乎夜夜噩梦，所谓辛苦恣睢，竟也如此。”

“如果你生活在‘’时期，会怎么选择？”我问。“我会沉默，或者自杀。”他知道我的意思，于是补充道，“沉默时的我不会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

这与他在公开文章中的主张并不矛盾，他曾写道：“你可以选择做知识分子，也可以选择不做知识分子；你可以选择此时做知识分子，也可以选择彼时不做知识分子；但你不能对外展现出知识分子的姿态，但又不干（或者总是不干）知识分子应该干的事情，甚至宣称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干。”

“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

“尊严。”

“为什么有的人看重尊严，有的人并不看重？”

“有人对自由的认识来自书本，有人对自由的认识来自生活，或对生活中不自由的体认。”小时候，萧三匝因出身问题，常被同班同学叫成“小地主分子”，那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四川乡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