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对上海监狱行政执法的影响

摘要：中国社会正逐步迈入经济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深化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和刑事案件高发期，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监狱执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探究新形势对上海监狱行政执法的影响十分必要，本文从执法依据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执法理念的更新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新形势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为进一步提高上海监狱执法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新形势 监狱 执法依据的变化 经济社会的发展 执法理念的更新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监狱的执法工作在新形势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平和地看待这些新形势对监管改造工作的影响，既不能因循守旧地认为新形势的出现必然对监狱带来不利因素，也不能盲目乐观地忽视了新情况、新问题的危险性和紧迫性，下面笔者就影响上海监狱执法工作的一些新形势做一下点评。

1 执法依据的变化

1.1 有利的因素 ①扩大了假释和监外执行的范围。《刑法修正案（八）》第十六条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相较于之前“因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的笼统规定，《刑法修正案（八）》的表述更为科学、准确，将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之外的犯罪排除在了不得假释的范围之外。另外，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仅限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则规定除有期徒刑和拘役外，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上述规定扩大了假释和监外执行的范围，对于减轻监狱押犯的压力是有利的。②落实了短刑犯的减刑机会。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06沪高法第65号文的精神，在执法实践中，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不会获得减刑。但是2012沪高法第542号文规定，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获得一次表扬后，可以有不超过3个月的减刑机会，这项规定对于调动短刑犯积极改造的自觉性有较大帮助，对于提高监狱教育改造质量是有利的。

1.2 不利的因素 ①押犯压力剧增。《刑法修正案（八）》秉持宽严相济的原则，在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规定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另外《刑法修正案（八）》还将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后和假释前实际执行的刑罚从十年延长至十三年。这些减少死刑，延长生刑的规定必然会增加监狱长刑犯的人数，给监狱的押犯数量带来压力。②改造难度加大。在监狱内，虽然说服刑改造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刑、假释，但毫无疑问，减刑、假释是监狱干警手中能促进罪犯积极改造、自觉改造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判决后余刑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罪犯的刑罚执行权由看守所交给了监狱。面对这些限制减刑、不能假释的死缓罪犯和余刑极短，减刑、假释机会渺茫的罪犯，干警的说服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其平稳改造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2 经济社会的发展

2.1 有利因素 ①财政保障到位。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2009年上海市GDP达到1.49万亿人民币超越香港。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均居全国各省区及直辖市首位。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监狱的财政预算得到了全额保障，硬件设施不断完善，物防技防手段得到更新，罪犯生活生产区域实现了监控探头的全覆盖，干警的执法装备配置到位，工作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上述措施离不开财政的有力支持，对监管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干警素质提升。上海老龄化、城镇化水平居全国首位，人口密集度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在“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的引领下，大量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到上海监狱系统。据统计在5000多名干警的上海监狱系统内，35岁以下的青年民警人数已过半，这些青年人才文化素质高，硕士以上学历者和211、985高校毕业者比比皆是；工作能力强，苦活、累活抢着干，兢兢业业、毫无怨言，充实了上海监狱干警队伍，提升了监狱民警素质。

2.2 不利因素 ①押犯人数剧增。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为8977000人，占39.00%。客观的说，城镇化脚步不断加快为上海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泥沙俱下，来沪人员中违法犯罪者也不在少数，目前在上海监狱12个监管场所，20000多名在押人员中，有70%左右的人是外省籍罪犯，如果上海监狱系统每年不向外地移押若干批次的罪犯，那么在上海新建监狱的速度将赶不上罪犯人数增加的速度。②押犯结构变化。正如上海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一样，上海监狱的押犯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在上海监狱中，除了以前常见的盗窃、抢劫、伤害、诈骗等刑事案件外，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犯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毒涉邪和贪污贿赂等罪行的服刑人员的身影，比如原青浦监狱政委翁黎明受贿案，一个负责改造罪犯的监狱领导居然被罪犯所改造，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可见改造与反改造之间的斗争是多么的激烈，监狱民警的执法任务是多么的艰巨。

3 执法理念的更新

3.1 有利因素 ①减少粗暴执法，避免执法风险。监狱民警粗暴执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违法使用警械具和体罚、虐待、殴打被监管人员等不合理、不合法的执法行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粗暴执法不但会加深警囚矛盾，使罪犯仇视民警，抗拒改造，一旦造成严重后果，民警自身受到责任追究不说，监狱涉访涉诉更会有损执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客观的说，文明管理不仅保障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而且使民警规避了执法的风险。正是有了文明管理的执法理念转变，上海监狱近年来极少发生野蛮执法引发的违法案件。②打击牢头狱霸，净化监管环境。所谓特定岗位罪犯，又称“劳役犯”、“四犯”、“管理犯”等，是指监狱内从事生产、值星、医务、监组长等岗位协助民警管理的一类罪犯。在民警眼中，他们是“拐杖”；在普通罪犯眼中，他们“高人一等”，而事实上，特岗犯往往是“灯下黑”，自身成了监管的盲点。“地下航线”（现钞、等违禁品流入监狱）、牢头狱霸均与这类罪犯有关。直接管理，取消或减少特岗犯有助于民警直面罪犯，了解犯情，避免特岗犯狐假虎威，确保执法行为不走样。

3.2 不利因素 ①罪犯的身份意识有所淡化。文明管理固然是现代监狱行刑的重要理念之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上海监狱内罪犯的服刑意识已大不如前，不服管教者有之，顶撞、侮辱干警者有之，虽不能说这些现象完全是对罪犯文明管理之后造成的，但这与文明管理缺乏制度规范、引发缺乏有效惩罚手段的保障是分不开的。在说服教育无用，检查扣分不给力，行政处罚不够格的情况，我们拿什么来拯救文明管理。②直接管理的副作用明显。直接管理的主要作用是打击特岗犯欺上瞒下、狐假虎威。但客观的说，我们不能否认间接管理的作用，直接管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环境，特别是对人群的管理。朱元璋废丞相直辖六部，不仅效果不明显，更为后世无能子孙埋下亡国的祸根。上海监狱实行直接管理的副作用也类似于此，一方面，形式上是直接管理，但实质上还是间接管理；另一方面，削弱了特岗犯在干警和普通罪犯之间的缓冲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龙.浅议我国监狱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3（3）：211-212.

[2]杨正鸣，凌龙祥，信.权利保护视野下的依法治监[J].犯罪研究，2005（5）：9-19.

[3]黄永辉，张清凤.当前监狱民警的”执法困境”与对策[J].中国司法，2011（10）：32-34.

[4]王志亮.美国监狱的行政管理[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11（5）：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