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高中国际班的合作障碍

一、高中国际班的发展概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蓬勃发展，成为我国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面。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相关学术研究也主要关注高校合作办学的问题与对策，较少涉及中等学历教育。

近年来，学生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到西方发达国家接受本科教育的中国学生成倍增长。在这种趋势下，高中学段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在我国的大、中型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迅速，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扩展国际业务、项目合作与交流、境外教育消费等形式”[1]。“高中国际班（部）”是现阶段我国普通高中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模式之一。①即，我国高中（包括公办和民办高中）的部分年级或班级同国外教育机构（包括国外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教育服务中介机构等）在课程、教学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合作。这类高中国际班以中国公民为招收对象，在中方教学地点进行主要教学活动，吸引了大量有留学意愿的学生及家长。尽管高中国际班仅满足我国部分家庭对特色教育资源的需求，但其发展经验可以为我们克服普通高中人才培养同质化、推进高中多样化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该领域的发展亟须大量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

目前，根据合作对象的性质，高中国际班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我国高中与某一国外中学的合作；②另一种是我国高中与国外教育行政机构的合作（简称为“学校―政府”合作高中国际班）。③研究者认为，第二种合作模式更加复杂，其运行往往涉及作为第三方的社会中介机构，比较容易发生矛盾与纠纷，所以更加值得细致、深入地研究。本文正是针对“学校―政府”合作高中国际班的案例研究。研究者通过对案例的“深描”，力图揭示高中国际班发展的复杂形势，为广大教师及学校管理者提供经验参考。

高中国际班包含为国外大学输送生源的目的，带有一定的“留学预备”色彩，有些项目甚至成为单纯的留学预备班。这种过于功利的办学思路与国家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初衷――“消化吸收、利用创新”[2]――背道而驰，也不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中小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认识，即加深学生的国际理解。在高中国际班的日常教学与管理中，如果没有充分、深入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则很难将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切实吸引进来，很难保证项目的教学质量，更难做到中西融合、发展创新。所以，我们应深入合作项目内部，全面、细致地分析中外双方的沟通与合作过程，探寻阻碍合作的各种因素及改进措施。

在分析高中国际班这类组织的合作机制与效果时，我们可以借鉴组织学领域的理论进行探讨。根据阎凤桥的观点，任何组织都具有“两面性”，既有明确的制度体系，也包括各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既具有有形的结构，也包含文化、气氛等无形因素。[3]所以，研究不但要分析中外双方的权利义务框架与沟通、合作机制，也要关注双方的教育价值与文化传统。此外，摩根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的“组织有机体”的观点特别突出了组织与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4]这就是说，我们在聚焦组织的内部设计与矛盾纠纷时，也要关注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综上所述，价值理念、合作机制与社会环境被列为本研究的三个分析维度。

二、案例选取与资料收集

本文针对“学校―政府”合作类型的高中国际班展开研究，重点关注跨文化沟通与合作的过程。研究者选取了位于不同省份的两个案例（以下简称为项目A、项目B）。这两个项目都是由我国中学与加拿大Ｘ省教育部签署协议，得到后者授权，举办“中加双文凭国际班”。学生注册中加两国高中学籍，学习两国高中课程。加方课程由加拿大注册教师用英文讲授，使用加拿大原版教材。学生毕业时获得中、加两国高中文凭，可根据平均成绩直接申请进入加拿大大学，原则上也可报名参加中国高考。为方便沟通与合作，中加合作双方都与一家中介公司进行合作。该公司是由加籍华人在加拿大注册成立的留学服务公司。

在项目A、B中，合作三方的权利、义务分别是：中方学校负责提供教学设施、中方课程，同时负责招生、支付加方教师工资并安排其日常生活；加方政府负责提供教学质量评估方案，并以此对学校实施加方课程的情况进行年度考查，同时加方政府还要对成绩合格的学生颁发加拿大Ｘ省高中毕业证书；中介公司负责招聘加方教师，订购、运送加方教材，协调、安排加方政府来华考察事宜。中方学校每年根据一定的生均标准向加方政府缴纳管理费，并向中介公司支付一定的服务费。这两个项目的学费大体相当，每年约合人民币10万元。

项目A已有三年办学经验，其中方合作学校是某省会城市的一所知名公办中学。④项目A共有四位加方教师（两位英文教师、一位数学教师和一位科学教师）参与。项目A的中方学校负责人S主任是普通高中部的原教导主任。为配合加方教学，项目A从普通高中部抽调来四位中国教师做“助教”，在学生听不懂英文讲授时进行汉语讲解。项目B只有两年办学经验，其中方合作学校是一所民办中学，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某地级市。⑤除中加项目外，该校长期与日本某教育集团合作，拥有六个中日班。项目B目前只有一位加方教师参与，教授两个年级的英文课程。原先的一位数学教师和一位科学教师因与中方负责人G老师―― 一位退休的原公办学校校长――发生矛盾而在学期中间辞职。而且，由于中介机构迟迟未找到适合的替代教师，高一、高二年级的数学与科学课程被迫停开，半个月后改为由中国教师代课。

研究者对项目A、B的中方负责人，加、中两方教师、学生和家长，以及中介机构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访谈，并在加方政府负责人来华考察时，作为翻译，参与观察了项目洽谈过程。此外，研究者还查阅、分析了这两个案例的相关文件，如合作协议、中方学校与中介机构的宣传资料等。

三．研究发现

围绕交流与合作的问题，无论是项目A还是项目B，加方政府负责人、中方学校和中介公司均不满意项目合作效果，并坚持认为主要责任在另外两方。不少项目参与者在接受访谈的过程中情绪激动，他们在会面时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根据上文确定的分析维度，研究者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将从价值与信仰、合作机制和社会环境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外双方的合作障碍。

1.价值与信仰

（1）教师的教育理念

在加方教师的描述中，教师应该是学习过程的辅助者，帮助、引导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项目B的英文教师提出，中方负责人G老师根本不能理解这种教育理念，只知道逼孩子读课本、背单词，只关心考试成绩。这位教师也指出，他认为比课程更主要的是告诉学生到了加拿大后该怎样融入那里的生活，比如怎样在派对上跳舞、交际，怎样寻找打工机会等。但G老师却总是认为他在教室里和学生玩耍、聊天，而不是在认真教学。辞职的两位加方教师就是因为这件事和G老师发生了严重争执。

面对这个问题，G老师的看法是：“一位优秀的教师首先要有责任心，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学生……我知道教育不能只追求高分，但考试是不可能回避的。这个项目只是让你避开中国的高考，但仍须参加加拿大省高考和外语考试。加方教师一味地教学生跳舞、唱歌、闲聊。也许我不懂西方教育，但我非常清楚，如果学生高三毕业时，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那我该怎么向家长交代！”项目A的S老师也一再强调考试的重要性，她说：“下学期要毕业的高三年级是我们的第一批学生，如果他们的出路不好，我们之后就没法招生了。”

（2）教师的生活态度与处事方式

由于加方教师的生活也由学校照顾，他们的生活态度也成为价值冲突的重要内容。项目A的加方教师住在校内公寓中，他们普遍认为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公寓的设施太过简单，房间太小，而且没有独立的厨房。项目B为加方教师在学校附近租下一套公寓，但教师抱怨公寓的条件太差，室内卫生设施常出问题，物业维修又很不及时。除此之外，当学校因运动会等活动挤占周末时，加方教师也不肯配合。G老师认为加方教师太过挑剔，个人主义过强，很少兼顾全局，而且对生活条件的关注远高于对工作的关注。相比之下，与项目B常年进行合作的日本教师工作勤恳，而且从未对住宿条件表示过不满，受到中方的欢迎。

另一个引发误会的问题是中加双方负责人的交往习惯与交往方式。在项目B中，面临教师紧缺、课程停滞的严峻形势，G老师认为加方负责人W先生首先应与自己会谈，然后再共同面对家长，他也根据这个想法主动安排了W先生的考察活动。但W先生却执意要先单独观察课堂，然后与加方教师和部分学生交谈，最后再见G老师。这种做法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G老师认为加方缺少对中方的信任与尊重。在访谈中，W先生对自己的要求解释如下：“我只是想先了解项目的真实情况，但中方总试图完全安排我的时间。我丝毫没有冒犯的意思，你知道，在中方负责人的陪同下，学生的表现会有些不自然。如果我不了解项目的真实情况，我不知道该如何给这个项目作出评估。”在项目A中，S老师热情地为W先生安排了欢迎宴会和旅游活动，但都被对方婉拒，S老师感到非常尴尬。

2.合作机制

作为三方合作，这两个项目的运作模式相当复杂。一方面，任何一方的内部问题都会影响其他两方；另一方面，三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会影响每一方的工作。

（1）各方的内部问题

就中方学校而言，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项目A、B的加方教师在学校中既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也没有参加中国教师的团体（如学科教研组等）。他们大多苦于消息闭塞，孤立无援。在缺少归属感的情况下，教师们感觉自己就是学校雇来的教书机器，得不到中方的关心和尊重。令项目B的英文教师非常不悦的一件事是：“上学期上课时，我在教室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学生，可事先没有一个人通知我。”

在项目A中，加方教师认为，中方助教并没有担负起辅助教学的职责。数学教师的描述是：“他们（助教）坐在教室后面做自己的事情，好像是在判作业……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很少在课堂上贡献想法，却常在课下‘指挥’我们，说校方让你做这个，不让你做那个。”另一位英文教师指出，助教既然是来辅助教学的，在他们工作不尽责时，加方教师应有权要求更换助教，但现实中他们根本没法做到这一点。的确，在这个项目中，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对助教的职责作出规定，学校也没有出台任何助教评价标准与办法。但S老师谈到，学校曾就助教问题征求过加方的意见，但他们除了抱怨之外，从没有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是一种情绪宣泄。

中方学校的第三个问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体系过于复杂，办事效率较低，以致很难及时满足加方教师的需要。S老师指出，国际部只是学校的一个部门，在经费使用和人事安排等诸多方面需要和学校的其他部门协调。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一件小事也需要层层报批。加方教师根本理解不了中国学校内部的复杂体系，总误认为我们没有尽力。

生源质量也是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项目B是与民办学校合作，在争取优秀生源方面敌不过当地公办学校。项目A的中方学校虽是公办名校，但因国际班的招生没有纳入该市中招招生计划，也很难争取到优秀生源。加方政府负责人W先生在观课后指出，学生的学习水平差距过大，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当然，中方学校不是唯一的问题来源。对于W先生来说，他感到一年一次的学校考察（通常为一至两天）时间过于紧张。他既要观课，又要向学生和加方教师了解情况，只能抽出一点时间和中方学校负责人及中介公司负责人商谈改进措施。但考察时间是由加方政府规定的，可能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G老师认为，正是由于加方负责人每年只来短短的一两天，所以对这个项目的问题重视不够，但作为中方负责人，自己却要每时每刻面对家长的批评，非常不公平。

中介公司是中加双方进行沟通的桥梁，但他们的服务却远未满足另外两方的需要。中加双方均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中介公司内部工作人员更换频繁，以至于无法及时招到学校急需的教师，也无法及时传递加方教师向W先生反映的情况。对此，中介公司的负责人也有些无奈。他指出，这种中介公司属于新生事物，大多数员工是在加拿大刚刚拿到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具备双语能力，教育背景较好，所以不安于本职工作，频繁跳槽。除此之外，中方学校指出，该公司近期在加拿大创办了一所高收费的私立大学，很希望通过B项目为那所私立大学吸引到更多的生源，以获取更多的学费收入，所以这家公司只热衷在家长会等场合宣传自己，并不真正关心B项目的质量。

（2）三方合作关系

学校、政府与中介公司的负责人都指出，当初签订三方合作协议时本着两个原则：一是权利义务对等，二是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在实践中，他们发现这两个原则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中方学校深感权利与义务的错位。项目A的S老师认为，加方教师的工资完全由中方学校支付，但当加方教师没有按规定履行教职时（如无故旷课或迟到等），学校却不能按照校规扣除他们的工资。这是因为加方教师是与中介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学校是基于与中介公司的合作协议支付这项服务费用的。在S老师看来，“学校给他们钱，却没有管理他们的有效办法。这是办学，不能采用通过家政公司找小时工的做法”。所以，S老师强烈建议修改与之相关的合同文本。在这一点上，加方教师也心存不满。项目B的英文教师指出，由于中介公司是他们的雇主，他们在中方学校遇到问题时，学校经常以“有事先找公司”为借口推脱责任。

其次，三方在合同中规定的相互制约关系存在漏洞。目前的三方制约关系是：加方政府负责人在考查项目时，如发现学校或中介公司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可以限他们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改正，否则有权取消项目授权。在学校出现问题时，中介公司有责任协助、督促学校进行整改。而当中介公司出现问题时，学校也可以向加方政府汇报。G老师认为这种合作关系是不公平的，因为加方政府基本不受制约。他认为，W先生一年只来一次，对很多问题的处理都不及时，但学校却基本没有办法向其施加影响。更棘手的问题是，由于项目B的问题比较严重，W先生准备同时对中方学校和中介公司给予警告。家长们听说后非常担忧，他们集体找到W先生，指责合作项目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因为项目一旦停办，学生就要回到国内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中，再重新备战中国高考，在成绩上必然吃亏。家长代表要求W先生与学校和中介公司共同赔偿孩子的损失，否则就会诉诸法律。

3.社会环境

在追求国际化标准的同时，国际学校需要满足学校所在地的教育需求，也要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高中国际班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对项目A、B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包括以下两方面。

（1）顾客需求

由于中加项目的学费高出普通高中数十倍，家长对项目的期待很高。项目A的家长在与加方政府负责人的见面会上最关心的问题是：孩子的成绩到底够不够升入加拿大的正规大学。有的家长反映，自己的家庭并不很富有，但为了孩子的教育投多少钱都可以，不过前提是孩子的升学必须得到保证。另有家长提出，目前社会上能够帮助中学生出国的留学服务公司很多，但这些公司介绍的都不是加拿大的好学校。自己之所以选择项目A是看重中方学校的名声，希望孩子接受高质量的高中教育，考上世界一流大学。

家长针对加方的课程与教学也提出了一些要求。项目A的一位家长说：“学校里中国课程的大纲与教学计划非常清晰，考试要求也很具体，但是加方的课程安排就显得很模糊，教师在上课时也不突出考点，搞得我们心里没底。”不少家长赞同她的说法，要求S老师指导外教编出详细的教学计划。受到家长的影响，学生也很关注考试与升学问题。他们在见到加方政府负责人时，最常提出的问题是：“我想上XXX大学，您觉得我现在的成绩够吗？”或“我想学金融，哪个学校在这个领域排名第一？”

面对这样的顾客需求，加方表示难以理解，科学教师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们（家长）根本不了解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所以不信任我们。这些学生和加拿大的同龄孩子相比，过于敬重家长。但问题是，家长能告诉你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经验，很多都已经过时。如果我们没办法改变学生和家长的想法，又怎么可能改变学校的态度？”

（2）文化差异

在项目A、B中，加方教师的月工资约合两万元人民币，是中方教师工资的近七倍。但几乎所有的加方教师仍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里的工资比香港、上海等地的国际学校低很多，应该涨工资。但S老师和G老师都认为这个要求极不合理，在他们看来，中国教师的工作强度要比外教大很多，目前的工资差距对中方教师来说就已经很不公平了。A项目的中方助教也反映，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他们感觉受到歧视，根本不可能保持高涨的工作热情，平时也不愿与加方教师交往。一位助教这样谈到：“我常听到他们（加方教师）抱怨这个条件不好，那个东西不好吃。我真的很气愤，他们本来就比我们多拿那么多钱，平时说话就应该注意点，再这样抱怨就是对我们的不尊重。你不尊重别人，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怎么可能愿意与你合作？”

当中方教师感到不公平时，他们心中就会不断涌起抵触的情绪。“不尊重”“歧视”“欺负”等词汇频繁出现在他们对加方教师的描述中。S老师谈到：“当你没和外国人打交道时，你体会不到什么是爱国心，什么是民族自尊心。”她感到在这种中外势力失衡的情况下，自己更有责任保护学生的权益，让他们都有一个好的前途，让家长的钱花得物有所值。G老师在与加方项目负责人会谈时，双方在评价某位加方教师的行为（在教室吹口哨、吃口香糖、坐姿不雅）时意见不合。加方负责人认为该教师年轻活泼，并无恶意。但G老师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显示出对中国学生的不尊重。

加方认为中方教师和家长太过敏感，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带有歧视色彩。W先生认为：“如果有什么分歧都往这个方面想，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合作。”

四、总结与讨论

在我国，开设高中国际班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面临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源自组织“硬件”的运行机制和组织成员的价值冲突，也源自更宏观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它们紧密缠绕在一起，相互影响。就组织内部而言，理念上的分歧会因硬件上的问题而不断升级，引发误解，甚至产生极端情绪；而硬件上的问题又会因为价值冲突和情绪激化而难以找到补充、完善的契机。就社会环境来说，社会文化与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组织成员的相互期待与相互理解，而组织内部的机制障碍与意见不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以致催生刻板化印象。当中外双方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无法“平心静气”地交流时，中外合作何以持续，何以深化？要走出矛盾交错的“地雷阵”，必须对高中国际班的治理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兼顾“内”“外”，平衡“软”“硬”。当然，高中国际班的有些问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如中外教师的工资差异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其他方面的条件，逐渐弱化该矛盾的负面影响。

中外合作各方可考虑以下建议。对于中方学校而言，第一，中方教师与加方教师的沟通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学校可明确助教的工作职责，并明确中外教师共同备课、共同研修的方式与频率。同时，学校也要建立起中方负责人与加方教师直接沟通、平等沟通的机制，增大加方教师参与项目管理的机会，进而增强其组织认同感。此外，学校也应健全家长与加方教师之间的沟通机制，增进双方教育理念的沟通。第二，在引进国外教育资源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将“洋课程”“洋教师”简单移植到我国学校的“老体制”中，一味强迫其适应环境。学校可根据国外课程及国外教师管理的特殊需要，在经费使用与人事管理等方面赋予高中国际班一些特权，适度打破科层体系的僵化，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与服务质量。第三，学校在帮助加方教师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可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如增加岗前培训，开设专题讲座，举办中加双方共同参与的活动等。

对加方政府来说，一项很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加强与中方学校和中介组织的沟通，建立起“及时了解情况，及时处理问题”的工作机制，尽量避免矛盾的激化。加方可根据合作项目的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办公经费，增多来华考察的次数。同时，加方政府也须建立起了解家长需求、解答家长疑问的机制，切实保护学生的利益。

中介公司不仅在稳定工作人员、保障及时服务等方面需要改进，同时也要履行好信息与文化中介的义务。加方教师的出国准备、职前培训以及中加两方的矛盾调解都是中介公司可以积极作为的方面。

在合作各方采取一定改进措施的同时，面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市场化的趋势，我国教育行政部门也应采取一些积极对策。首先，政府应着力完善市场的竞争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如在招生政策上对高中国际班一视同仁等。同时，政府还应完善监管方式，加大监管力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为纠正高中国际班过度功利化的办学倾向，政府要提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意识，采取相关措施，并加大对新的教育理念的宣传，引导家长转变“唯考试论”“唯名校论”的教育观念。

注释：

①在一些学校，如北京四中、上海中学等，国际部是学校招收外籍工作人员子女的部门。

②中外学校之间的合作，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与英国惠灵顿中学合作办学项目。

③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例如河南省实验中学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简称NS省）教育部签署的政府教育友好合作项目。

④项目A的高二、高三年级各有一个中加班，高一年级有两个中加班，每班约有30名学生。

⑤项目B的高一、高二年级各有一个中加班，共65位学生。

参考文献：

[1]赵萱.基础教育国际化：合理性探寻与研究评述[J].教学与管理（中学版），2011（3）.

[2]扩大开放 规范管理 积极推进――教育部部长周济就贯彻实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答记者问[DB/OL]..

[3]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7.

[4]Morgan,G.Images of Organization[M].Newbery Park，1987.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