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兴国?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宋仁宗当了皇帝，当然懂得去享受建国成果，但他心理有障碍，那些逸豫亡身、忧患兴国之类的思想多少残留心底，他也不太敢大手大脚。

这时就有新的“理论家”出现了。

林的职务是侍读，套现代职务，大概是中心组学习之专家组成员，是专为皇上灌输新观点新理论的。林是借助经筵讲学之国是课堂，给宋仁宗上了皇上“理当浪费”的新课。他翻开《易经》，用手指着一行字给宋仁宗看：“需之象曰：‘君子以饮食晏乐’。”林告诉宋仁宗，当干部者必须保持两个务必，务必保持嬉戏游玩的娱乐作风，务必保持大吃大喝的浪费作风，才可让天下歌舞升平，才能使国家呈现出一片熙熙然的治世景象。

宋仁宗听了林教授一席话，吓了一大跳，操起一根御杖，将林学者乱棍打出：“仁宗骇其说，斥之。”

林专家本来是想拍马屁，教宋仁宗别活得那么苦，当了大官，该享受却不享受，多冤哪。

林专家这次算盘没打好，反而挨了一顿打。也是活该。他教皇帝务必奢侈，只有结论，没有理论。其结论与传统儒学直接冲突。经世济国的经典理论是国精于勤荒于嬉，林专家却说国亡于勤兴于嬉，作为一心想把大宋皇朝推向新局面新阶段的宋仁宗来说，这立论不吓他一跳吗？宋仁宗接受的是娱乐亡国家，林教授却说娱乐天下治，这中间未免缺乏逻辑链条，缺乏理论推导。

在这一点上，蔡京比林理论水平高多了。蔡京给宋徽宗搞中心组学习，其政治经济学也是从《易经》里找理论依据，他找到的不是需卦，而是丰亨豫大之卦。具体而言，就是要大兴土木，要大搞工程，要大排歌舞，要大花国力，要大费民力。蔡京理论内核与林思想要义并无差别，都是教皇上今朝有酒今朝醉；但进言的结果大不一样，主要的是，蔡京这理论已然系统化。大家多收了三五斗，得把嗉囊里的多余部分挤出来，理论表述是得以内需带动经济了。老百姓观念老旧，依然停留在消费是消除费用的认识水平上，认为用出去一个子儿就少了一个子儿，怕一病回到北宋之前，怕买房要耗一生元气，故而不消费；那皇上您，作为帝国最主要领导干部，就要以身作则，消费在前，享受在前，树立消费就得浪费的崭新理念，把GDP搞上去。蔡京不单有这种理论贡献，还有其消除阻力的可操作性，他把这理论的收益群体，搭靠在群众之上，说把浪费定为国策，“王者当以其丰盛富足之国力，泽被生民。”是利国利民的。这里的国是实的，其实就是皇帝，扩言之，还有帝国干部；这里的民，当然指老百姓，自然这里的民是虚的，说的不是你也不是我，但好像是你也是我，虚民的妙处在于，你若想阻挡蔡京推行新政，官员则答曰新政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为了人民，你敢反对吗？荀子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蔡京显然不是君子，人称奸臣，然则，刘子曰：奸臣性非异也，善假于民也。

这个理论，宋徽宗一点也不骇其说，而是全盘接受其学了。大家都知道，宋徽宗开始当领导，也是励精图治的，后来接受了蔡京这一新说，他就当盖世界浪子班头，普天下郎君领袖了：玩图画，玩瘦金体；，玩李师师；玩古董，玩花石纲；玩派对，玩文艺晚会……京都掀起一场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营筑宫室殿堂、山水园林、道家宫观的建设热潮。其规制之宏伟，功能之齐备，构建之华丽，虽后有来者，却也前无古人；典型的是，他搞了一项大工程，名叫艮岳。

艮岳这一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没玩几天，碰上了金兵兵临城下，就像礼炮响了一声，看不见了。

艮岳看不见了，北宋也随着艮岳看不见了，但南宋兴起了啊，杭州做了汴州嘛。楼房拆了要修，修了要拆，并无二致。

蔡京那丰亨豫大理论，到底是浪费亡国，还是浪费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