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外产品责任法中农产品问题的思考

作者简介：周新军(1968―)，女，湖北赤壁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经济法。

摘要：由于各国立法宗旨的不同以及对消费者保护的政策等具体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产品责任法中产品范围的规定各不相同，其中对农产品是否可以适用产品责任法分歧较大。文章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根据我国的国情，应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对农产品缺陷的侵权责任实行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结合的归责原则，以确保农产品生产安全。

关键词：产品责任；农产品；初级农产品；加工

产品责任法是调整有关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因产品缺陷而导致的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目的是确定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生产和销售产品所应承担的责任，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根据各国产品责任法的规定，生产者和销售者只有生产和销售属于产品责任法规定的产品且该产品存在缺陷时才承担产品责任，由于各国立法宗旨的不同以及对消费者保护的政策等具体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对产品范围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从我国与各国及国际条约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来看，对产品范围的规定基本都采用了概括加排除的方法来加以界定，但在范围上还是存在差异，其中对农产品是否可以适用产品责任法分歧较大。

一、中外产品责任法及有关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C)规定：“产品指具有真正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件交付的物品。但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份除外。”由此可以看出，该定义用概括的方式，界定了产品的内涵。美国在其有利于消费者的公共政策的指导下，对产品的范围规定得十分广泛，几乎包括所有有价值的可以用来进行贸易、销售和使用的物品，无论是有体物还是无体物，动产还是不动产，工业产品还是农业产品，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只要造成消费者或使用者损害，都可成为产品责任法的“产品”。

欧洲产品责任法对产品的界定表现在1976年欧洲理事会制定的《斯特拉斯堡公约》(参加成员：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1985年《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及1972年第12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中。《斯特拉斯堡公约》第2条规定：“产品这个词系指所有可移动的物品，包括天然动产或工业动产，无论是未加工的还是加工过的，即使是组装在另一可移动或者不可移动的物品内。”《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则把产品界定为动产，即使该动产已被组合在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内，还包括电，但不包括未经加工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产品及狩猎产品。《海牙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产品’一词应包括天然产品和工业产品，而不论是未加工还是加工过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斯特拉斯堡公约》规定的产品范围大于1985年指令范围，包括了天然产品和狩猎产品。但二者都不包括不动产；而《海牙公约》规定的产品范围比两者都广，既包括不动产，也包括未加工的天然产品。由此可见，只有《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把未经加工的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的范围之外。

德国1990年1月1日起生效的《产品责任法》第2条将“产品”定义为“是指一切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包括电流，而未经加工的农产品和狩猎产品不是产品。”

对农产品是否属于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范围，大多数观点认为， “我国质量法律上所指‘产品’，排除了初级农产品，未经加工的天然形成的物品”。但是，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 “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因核设施、核产品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明确规定农产品包含在产品范围之内，也不像《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那样明确把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范围之外。因此认为我国的产品范围不包括初级农产品的观点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按照这一观点，添加了矿物油的大米、吃了瘦肉精饲料的猪肉、用含有苏丹红的饲料喂养的鸡和鸭生下的蛋就不能适用《产品质量法》要求制造者或销售者承担责任。笔者认为，既然立法并没有明确排除初级农产品在法律规定的产品范围之外，这些产品是否适用《产品质量法》，要结合立法规定的条件来进行分析。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产品应当具备的两个条件是：

1．经过加工、制作。而不经过加工的天然形成的产品，不属于本法规定的产品范围。

2．该类产品用于销售。如果产品未用于销售，则不属于本法所称产品的范围。例如个人制作的生活自用或者进行赠与的产品，就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的范围，不适用本法调整。

但是，在确定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产品的范围时，对于两个条件的理解存在不同观点，实践中造成了困惑。尤其是对第一个条件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农产品是否适用《产品质量法》争议的发生。

二、关于农产品问题的几点法律思考

(一)何谓法律意义上的加工、制作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农产品是否属于产品问题的产生主要缘于决定产品之所以成其为法律意义上的产品的加工(我国称加工、制作)和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其他性质的加工划分的难度。仅就食品业而言，便包含着广泛的加工。例如，谷物的碾磨、肉类的屠宰、给蔬菜果类喷洒农药、肉类和蔬菜的冷冻、猎物的拔毛等。上述哪一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工，我国《产品质量法》未能回答这一问题，对此，有学者因此认为，《产品质量法》第2条所规定的“加工、制作”应当解释为“机械化的、工业生产”的“加工、制作”，并不包括“手工业的”加工、制作。而对于什么是工业加工，也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由英国法院所主张，认为工业加工“要求有一种持续的，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定期进行的加工活动为条件”；另一种观点由英国政府所主张。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加工的“检验标准具有双重性。首先，必须有加工过程。因此，必须改变了产品的某些基本特性……其次，加工必须是工业加工――也就是说，必须是连续的、大规模进行的，而且使用机器来完成。”两者的区别是后者增加了要求改变产品的基本特性和大规模使用机器这两个条件。

意大利《产品责任法》将加工解释为“对产品所作的改变其性质的或添加物质的处理活动、包装或任何其他处理”。这与英国把加工限定于工业加工有所不同，范围更加广泛。我国也有学者认为，

“加工、制作，是指改变原材料，毛坯或者半成品的形状、性质或者表面形态，使之达到规定要求的各类工作的统称。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经过加工、制作，对产品质量实施了影响和控制，对这类产品的质量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承担责任。这些产品都是经过工业加工、手工制作等生产方式所获得的具有特定使用性能的物品。”因此看出，这种观点认为“加工、制作”既包括机械化的、工业生产的加工、制作，也包括手工业的加工、制作，乃至任何对产品质量实施了影响和控制的行为都属于加工、制作。

法律未对“加工、制作”做出解释，理解和适用时容易产生歧义。我国发生的在大米中掺入矿物油、在鸡鸭饲料中添加苏丹红、在猪饲料中添加瘦肉精，这种渗入的人为因素是否属于法律所说的“加工、制作”，这些人为因素的介入如果不构成“加工、制作”，则无须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但这对于消费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在上述对加工的不同理解下，关于初级农产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结论。什么是初级农产品?稻谷加工以后的大米是不是初级农产品?肉是终端的产品或是初级品?有关法律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根据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从这一规定来看，大概可以推出初级农产品应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因此凡是经过加工的，即经过非农业或者其他方式加工的，就不是初级农产品。

在上述含义下，如果把经过加工理解为是经过“工业加工”，初级农产品就不是《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如果把加工作广义理解，在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中添加饲料等改变了产品基本特性的行为也可视为加工行为。

笔者认为，在我国，认定加工的含义并由此确定农产品致人损害民事责任时，参考国外已有的观点是必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要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至少有三方面的现实值得注意：(1)在人们的观念里，培育动植物所直接取得的最为原始的产品(如稻谷、玉米、籽棉、生猪等)属于农产品；凡加工行为均必须改变产品的某些特性。这两点是无可争议的。(2)农产品的加工具有设备可以简单，容易上马也容易下马的特点，而我国加工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既有采用现代化机器设备的大中型加工企业，也有采用简单设备甚至是不能称为机器的设备并以手工劳动为表现形式的小型加工企业和个体加工者。我国《产品质量法》适用于经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里的加工、制作，根据我国的国情应对加工、制作做扩大解释，即不宜像英国所主张的那样，要求加工必须是持续的(连续的)、定期的、大规模的和使用机器的活动。在农产品质量法律制度领域，惟有如此才能尽可能地避免相同产品仅因加工工具和方式的不同而适用不同法律规范的混乱现象。

(二)农产品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

农产品致人损害存在责任问题，但如何归责，目前各国争议颇大。概而言之，世界上就此问题的立法体例主要有二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把其纳入产品责任法，采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在美国，产品责任法中所指产品的涵义较为广泛，除少数在法律上视为服务产品的物质产品(如人血及其制品、人体器官等)外，几乎所有有形物，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工业的和农业的，加工过的和没加工过的，只要因使用它们或通过它们引起了损害，都被视为“发生责任的产品”。显然，美国产品责任法确立的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是适用于农产品致人损害的责任的；二是以一些欧盟成员为代表采用的是把其排除在产品责任法之外。按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2条的规定，实行严格责任的产品，系除初级农产品和狩猎产品以外的所有动产以及电。尽管该指令第15条允许各成员通过对第2条作部分保留，而在其法律中规定实行严格责任的产品包括初级农产品和狩猎产品，但许多成员已明确规定这些产品不包括在实行严格责任的产品范畴内。以德国为例，1990年1月1日起生效的《产品责任法》第2条便免除了任何未经加工的猎物和农产品的严格责任。这就意味着，农产品生产者承担农产品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仍须以生产者的过错(或过失)为条件。

不同产品致人损害的归责，是否可纳入产品责任法范畴，是一个涉及到各国国情和各国政策取向的问题。除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共同考虑外，各国还视本国情况，确立了一些其他的有关决定产品致人损害归责原则需要考虑的因素，并在就这些因素进行成本与效益的综合平衡的基础上，选择具体产品的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对某种产品而言，若其促进生产发展的效益被视为是高于这些产品消费者利益的，则这些产品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即可能被免除。否则，将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追究这些致害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同样是药品缺陷致人损害，其民事责任在美国和德国便采取了不同的归责原则。美国视人血、人血产品及药物的提供为服务的提供，而服务的提供在美国通常涉及的是过失而不是严格责任问题。此举便是建立在一定的政策考虑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包括担心确立了严格责任后，有可能对医疗服务的工作产生不良的影响。而在德国，出于保护药品使用者健康、安全的政策考虑，其《药品法》则对药品制造商规定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只要服用药品的人能证明药品的缺陷、损害及因果关系，便足以使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就农产品而言，美国等国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除了因为其农业实行企业化经营，可以和工业同等对待外，一个重要的考虑便在于突出保护农产品消费者和使用者健康、安全这一基本公共政策。德国等欧共体国家免除农产品的严格责任，同样有一些基本政策和现实的考虑。首先，免除农产品严格责任的直接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人们一致认为，免除农产品严格责任的纯粹影响在于将缺陷食品的责任转嫁给在供应链条上处于更遥远位置的那些人。例如，从事冷冻或罐装食物的人即有可能承担因残留农药引起的缺陷之责任，受害人仅可追究农业工人错误施用农药的过失责任。但是，从政策方面考虑，免除农产品的严格责任，可以使农业工人不至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没有免责的规定，农业工人就会面临这一问题。其次，免除农产品严格责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很难查出农产品的生产者，在牵扯到一系列供应方时情形尤其如此。在产品责任制度方面，各国一般都是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确定销售者(指非生产者的销售者，且不包括在法律上视为生产者的销售者，下同)等中间人的民事责任。在面临缺陷农产品生产者无法查找的问题时，按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追究销售者等中间人的民事责任便成为一项必然的选择。本着体现解决农产品致人损害纠纷的效率原则和使农产品致人损害归责原则尽量统一的精神，这些国家的产品责任制度又未对能确定生产者和不能确定生产者两种情况下的农产品致人

损害的归责原则做出区分，而将对销售者等中间人适用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亦适用于能够确定的致害农产品的生产者。

我国在确立农产品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时，既要认真分析国外已有的立法及立法原因，又要充分考虑我旧的具体情况。

持初级农产品不是产品的观点通常有以下理由：第一一，鉴于产品责任法的目的是解决在向高度工业化、复杂化的高技术化产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关缺陷产品“法律不完备”问题而采取的对策，因此，上述各国一般都从考虑产品的经济、技术背景着手来界定相应的概念。其中，以是否经过“加工”或者“工业加工”来规定或者解释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的范围就是这样来的。第二，未经加工的农产品特别容易受到客观环境，如土壤土质、温度湿度、降水降雨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从而使农产品的潜在缺陷难以为生产者所控制。第三，是对工业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农业生产者提供保护。通过将初级农产品排除于产品之外的方法使农民免受严格责任的追究，有助于一国农业在全球的竞争。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理由有些在产品责任法产生的早期的确是成立的，那时，农业还较少受到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影响。但是，随着现代科技向农业的渗透，农产品缺陷的发生与工业产品缺陷的发生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科技发展，初级农产品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渗入人为因素，蕴含的危险已对人类健康和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以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为例，农业领域是目前转基因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转基因技术使得农作物新品种的开发更为迅速，也使农作物品种研发中可选择的范围更广。但与此同时，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也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含有可抗虫害物质的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威胁人类健康并在无意中造成长期影响?目前认为安全的转基因产品是否不久后将不再被认为安全?转基因技术使物种短期内发生遗传性质的巨变，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动植物安全，危及生态平衡的可能性，长时间后是否会有危害，人们难以断言。其他在鸡鸭饲料中添加苏丹红生产的蛋、含有孔雀石绿的水产品等都是人工行为、科学技术的产物，这些产品缺陷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当然，生产者也完全可以控制该产品的缺陷。其次，将初级农产品排除于产品之外的方法使农民免受严格责任的追究，有助于一国农业在全球的竞争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对我国设置的贸易技术壁垒，因为质量安全问题导致我国出口农产品受阻现象十分突出，一些国家加大了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抽检力度，削弱了我国优质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性的贸易壁垒，提高农产品进入门槛，对我国农产品贸易非常不利。从促进农产品正常贸易，维护我国权益，提高我国优势农产品竞争力等方面考虑，都必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因此，把初级农产品纳入《产品质量法》，对于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化水平，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令人欣喜的是，2006年4月29日我国通过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首次把农产品纳入了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体系，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生产、销售本法第三十三条所列农产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谓第三十三条所列农产品，是指：(1)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2)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3)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4)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5)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从上述规定来看，农产品已被纳入产品质量法律体系，当然，考虑到有些农产品非人为因素所能完全控制，我国对农产品的归责原则可以采取以严格责任为一般原则，过错责任为特殊原则的体系，即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的农产品，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农产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实行归责原则的多元化，正是农产品的多样性和农产品所致后果的复杂性所产生的。由于单一的归责原则使法官难以在归责过程中，根据具体需要而灵活适用法律，因此我国对农产品采取综合归责原则，以弥补单一原则的不足，能够有效地实现产品责任的基本目的。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农产品生产源头就确保农产品生产安全非常必要而紧迫，笔者认为将一些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的初级农产品列入产品范畴是立法的必然。